郑芝龙在厦门观海楼内的抉择，如同一块巨石投入本就波涛汹涌的历史深潭，其引发的涟漪和暗流，迅速向外扩散，最先感受到的，并非远在北京的新朝或南京的旧廷，而是那条蜿蜒**的中国东南海岸线。
从长江口的崇明岛，到雷州半岛的硇洲岛，这片曾经在郑氏龙旗威慑下维持着一种脆弱而高效秩序的海域，正以惊人的速度滑向失序的深渊。
第一个显著的变化，来自明朝官方水师力量的急速蒸发。
过去，尽管郑芝龙的海上武装是实际上的主宰，但明朝在沿海各府县仍维持着数量可观的水师舰船——卫所制的战船、巡检司的哨船、以及一些将领的私人桨船。它们或许老旧，或许**，但至少代表着官方的存在，是维持海防表面秩序的一块招牌。
如今，这块招牌被硬生生砸碎了。
随着清军南下步伐加快，南明弘光朝廷及后续的隆武政权，陷入了极度恐慌和兵源匮乏的境地。一道道措辞严厉、近乎哀求的调兵檄文，从南京、从福州，雪片般飞往沿海各卫所、水寨。
“着令福建都司、广东都司，即刻抽调所有堪用水师舰船及精壮水手，北上驰援，拱卫江防……”
“所有海防官兵，皆应内调，协防要隘，阻遏北虏东夷……”
于是，人们看到，那些原本停泊在泉州、福州、宁波、广州等港口的大小官军战船，纷纷拔锚起航。
但它们航向的不再是缉私剿盗的巡逻航线，而是逆着江河，驶向内陆的战场。许多船只甚至一去不返，连同船上的官兵，一起湮灭在长江沿岸或赣南、闽北的山地攻防战中。
沿海的卫所、水寨、烽堠，迅速变得空虚。只剩下一些老弱病残的军户，守着破烂的营房和几艘根本出不了海的破船。巡检司的弓兵们失去了上级的指令和粮饷，很快作鸟兽散，有的回家种地，有的则干脆携械加入了正在萌芽的土匪队伍。
官方海上力量的突然撤离，留下了一片巨大的、毫无遮掩的权力真空。
第二个崩塌的，是郑芝龙赖以统治海洋的“令旗体系”。
这套体系的核心在于威慑与利益交换：缴纳饷银，购买令旗，即可在郑氏舰队保护下安全航行；拒绝或违背，则可能面临船毁人亡的结局。它的有效运行，依赖于郑芝龙强大且随时可以出动的武力作为后盾。
然而现在，郑芝龙的注意力完全被吸引到了陆地方向。他正在与清廷使者秘密磋商投降条件，同时又要敷衍南明朝廷不断下达的“勤王”旨意，还要分心弹压内部日益激烈的“主战”与“主和”之争。
他麾下最精锐的舰队被集结在金门、厦门一带，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但这种戒备是针对可能发生的**巨变，而非为了维持日常的海上贸易秩序。
那些曾经像海上警察一样定期巡逻、查验令旗、打击不法之徒的郑氏分舰队，出现的频率越来越低。有时甚至一两个月不见踪影。
这一变化立刻被无数双眼睛捕捉到了。
一些中小海商首先蠢蠢欲动。缴纳给郑家的“保护费”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如今似乎看到了逃避的可能。几条胆大的商船，试探着不再悬挂郑氏令旗就扬帆出海。一天，两天……一周过去了，他们竟然平安返回，利润丰厚！
消息像病毒一样传开。
“郑家的船不见了！”
“不交饷银也能跑船了！”
巨大的利益诱惑，瞬间冲垮了长期以来对郑芝龙的恐惧。越来越多的商船开始效仿，令旗制度在事实上开始名存实亡。
更大的混乱接踵而至。
过去被郑芝龙打压得抬不起头、或被迫接受其规则的小股海盗、土匪、以及亦商亦盗的沿海豪强，如同闻到血腥味的鲨鱼，纷纷从隐藏的港湾、岛屿中钻了出来。
在浙江外海，一股以残暴著称、头目名叫“秃鹫李”的海盗，首先动手。他们袭击了一支没有郑氏令旗的商船队，将其洗劫一空，船员尽数**。得手之后，他们发现并没有迎来预想中郑家舰队的疯狂报复。
“郑一官顾不上咱们了！”狂喜的呼喊在海盗船上回荡。
仿佛是一个信号，从舟山群岛到珠江口，蛰伏已久的牛鬼蛇神全部倾巢而出。
他们有的只有一两艘快船，十几个人，敢拦路**落单的渔船和小商船。有的则规模稍大，占据某个偏僻的岛屿作为巢穴，开始向过往船只征收“买路钱”，俨然一副土皇帝的做派。还有一些，则是原本就亦盗亦商的豪强，此刻彻底撕下伪装，干起了无本买卖。
海面上，再无秩序可言。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成为唯一准则。商船出行变得无比危险，不得不自发组织起来，结队航行，并雇佣更多的武装护卫，成本急剧上升。甚至一些悬挂郑氏令旗的船只，也开始遭到攻击——那些最亡命徒的海盗认为，郑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旧日的护身符如今反而可能成为招致嫉恨的标靶。
在珠江口一个名为“浪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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