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十日下午，冬日难得的暖阳透过玻璃窗，在实验中心办公室的水磨石地面上投下斜斜的光斑。
张弛盯着电脑屏幕已经两个小时没动过了。不是发呆，是那种极致的专注——眼镜片后的眼睛一眨不眨，手指悬在键盘上方，整个人像一尊凝固的雕塑。屏幕上，一行行代码像瀑布一样滚动，绿色的光标在黑色背景上规律地闪烁。
“张弛。”
声音从身后传来，他过了三秒才反应过来，缓缓转过头。
林墨站在他工位旁，手里拿着一份打印出来的文件：“平台升级方案我看了。预算压缩百分之十五，功能还增加了三个模块——你怎么做到的？”
张弛推了推眼镜，终于从代码世界里抽离出来。他接过文件，翻到第三页：“这里。原来的数据可视化用的是第三方插件，年费两万四。我研究了开源替代方案，自己写了适配代码，效果一样，零成本。”
“自己写的？”林墨看向屏幕，那些密密麻麻的符号对她来说像天书。
“嗯。周末写的。”张弛说得轻描淡写，仿佛周末写几千行代码和周末逛公园没什么区别，“还有这里，居民反馈的实时推送模块。传统方案要买短信服务，一条五分钱。我用了微信公众号的模板消息功能，免费，而且居民更习惯。”
他顿了顿，补充道：“前提是居民会用微信。纺缘社区的调查显示，六十岁以下居民微信使用率百分之九十二，可以覆盖。”
林墨看着眼前这个三十岁的技术员。他穿着格子衬衫，袖口有些磨损，头发该理了，眼镜腿上还贴着透明胶——那是上次现场会前调试设备时摔坏的。但就是这样一个人，用最朴素的方式，解决着最实际的问题。
“张弛，”她忽然问，“你当初为什么选择做技术？”
这个问题来得突然。张弛愣了一下，手指无意识地敲了敲键盘边缘：“因为……技术不说谎。”
“什么？”
“数据不会骗人，代码要么运行要么报错，逻辑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他说得很慢，像在回忆很久以前的事，“我大学学计算机，毕业考进发改委信息中心，后来调到综合一处做技术支持。这些年见过太多……修饰过的数据，美化过的汇报，精心设计的‘亮点’。”
他抬起头，目光穿过镜片，有种难得的清澈：“但技术不会。现场会那天，平台显示居民停留时间最长的是工具站——十七分钟。这个数字改不了，它就是事实。那一刻我觉得，这些年学的技术，值了。”
办公室里很安静。老陈泡茶的水声，刘斌翻资料的声音，赵小曼敲键盘的声音，都成了背景音。
林墨把文件放在桌上，拉过一把椅子坐下：“如果现在给你一个机会，让你不只是做技术执行，而是带着一个小团队，把‘过程记录平台’做成可复制、可推广的产品——你愿意吗？”
张弛的手停住了。
窗外的阳光移了一寸，正好落在他脸上。他能感觉到那种温暖，也能感觉到自己心跳在加快。
“团队？”他重复这个词。
“对。实验中心需要技术总监，负责所有技术框架的设计、开发和维护。”林墨说得清晰，“岗位是事业单位专业技术岗，可以评职称。但更重要的是，你能按照自己的想法，打造一个真正服务于基层治理的技术工具。”
她顿了顿：“这不是我临时想的。上周和组织部谈完后，我就开始推进这件事。杨副秘书长那边已经同意，可以给你两个编制——一个技术岗，一个辅助岗。你可以自己招人，也可以从现有团队里选搭档。”
张弛的喉结动了动。他端起桌上那杯早就凉掉的茶，喝了一大口，被呛得咳嗽起来。
赵小曼递过来一张纸巾。他接过，擦了擦嘴，又擦了擦眼镜。
“为什么是我？”他问，声音有些哑。
“因为你说‘技术不说谎’。”林墨看着他，“我们需要这样的人。基层治理最怕的就是脱离实际、自说自话。你的技术，可以成为连接现实与决策的那座桥——不美化，不修饰，只是真实记录，如实呈现。”
张弛沉默了很久。久到窗外的阳光又移了一寸，久到办公室里的其他人都停下了手里的工作，静静地看着这边。
然后他说：“我需要一个条件。”
“你说。”
“平台的所有数据，必须对居民开放查询。”张弛的声音变得坚定，“不是选择性公开，是全部公开。居民可以随时查到自己参与的次数、提了哪些建议、建议的处理进度。这是‘过程价值’最基本的要求——参与不是单向的付出，是有反馈的闭环。”
林墨笑了。笑容里有欣慰，也有一种“果然如此”的了然。
“我答应你。”她说，“不但答应，我还要把它写进实验中心的工作章程里。技术总监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完善平台的公众查询模块。”
她站起来，从包里拿出一份红头文件——是省委办公厅关于实验中心内部机构设置的批复。在“技术保障部”那一栏，负责人姓名处空着。
“你考虑一下。不用现在答复，明天给我答案就行。”林墨把文件递给他。
张弛接过文件。纸张很轻，但他觉得手里沉甸甸的。
下午四点半，老陈开始收拾东西。这是他在体制内工作三十四年养成的习惯——提前半小时整理桌面，检查门窗水电，然后准时下班。用他的话说：“该工作的时候认真工作，该休息的时候好好休息，这才是长久之道。”
今天他收拾得特别慢。把散乱的文件归拢，用夹子夹好；把用过的茶杯拿到水房洗净，倒扣在窗台上晾干；把键盘推进抽屉，鼠标摆正。每一个动作都仔细而缓慢，像在进行某种仪式。
“老陈，今天不急着走？”林墨从办公室里出来，看见这一幕。
“不急。”老陈直起腰，捶了捶后背，“年纪大了，腰不行了。站久了酸，坐久了也酸。”
林墨走过去，帮他把椅子推到桌下：“明天是您五十八岁生日吧？我听陈芳姐提过一句。”
老陈愣了一下，随即笑了：“她那嘴，藏不住事。其实也不算生日，就是身份证上的日子。我们这代人，好多出生日期都是估摸着填的。”
“那也该过。”林墨说，“五十八，正是经验最丰富的时候。”
两人一起走出办公室。走廊里已经亮起了灯，白色的日光灯管发出轻微的嗡鸣声。
“老陈，”在电梯口，林墨忽然说，“有件事想跟您商量。”
电梯门开了，里面空无一人。他们走进去，按下“1”楼。
“您还有两年退休。”林墨看着电梯楼层数字的变化，“按惯例，这个年纪的同志，可以申请退二线，或者调个清闲岗位，等着办手续。但我想请您……用另一种方式留下来。”
电梯在四楼停了一下，进来两个其他部门的同事。谈话暂时中断。
到了一楼，走出电梯，冬天的冷风扑面而来。老陈裹紧了那件洗得发白的蓝色棉服，等走到院子里相对安静的角落，才开口：“小林，你的心意我明白。但我也得面对现实——五十八了，精力跟不上了，新东西学得慢。实验中心要做创新，需要年轻人。”
“我们需要的不只是‘新’。”林墨停下脚步，认真地看着他，“更需要‘深’。您知道吗，现场会那天，王师傅说‘咱们自己定的规矩，自己守着’时，我想起您说过的话——‘基层工作，规矩不是写在纸上的，是长在人心里的’。”
老陈的眼睛在暮色中微微发亮。
“您在基层干了十几年，在机关又干了快二十年，见过的政策落地案例，比我们读过的文件都多。”林墨接着说，“这些经验，是任何教科书都教不会的。我们实验中心想做‘政策人性化落地’，最缺的就是您这样的‘活档案’——不是档案室里的纸质档案，是装在脑子里、经过实践检验的经验档案。”
院里的路灯亮起来了。昏黄的灯光下，老陈脸上的皱纹显得更深，但也更柔和。
“您说的那个方式……具体是什么？”他问，声音有些哑。
“社区首席顾问。”林墨早就想好了，“不占编制，不取报酬，完全自愿。主要做三件事：第一，参与试点社区的筛选和方案评估，从‘老基层’的角度提意见；第二，带年轻人，特别是赵小曼、张弛他们，讲讲您这些年见过的成功案例和失败教训；第三，最重要的一一帮我们把关，别让好经念歪了。”
她顿了顿：“我知道，您不在乎待遇。但您在意的，是这个‘顾问’的名分——它不是虚职，是对您三十四年经验的正式确认。”
老陈没说话。他抬起头，看着天空中刚刚出现的几颗星星。冬夜的星空格外清晰，星星像钉在天鹅绒上的钻石。
“我是七〇年生的，实岁五十四，虚岁五十五。”他忽然开口，语气里有种家常的坦诚，“档案上五十八，那是当年招工时候为了符合年龄要求改的。实际参加工作是一九八八年，在县里的农机站，那时候十八岁。”
林墨静静地听着。
“在基层跑了十二年，九九年才调进省城，在街道办干了六年，〇五年进的省发改委。”老陈笑了笑，“所以我说在基层干了十几年，在机关干了快二十年，这账没算错。只是这岁数啊，自己都记糊涂了。”
路灯的光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影子在地上微微晃动，像在点头。
“小林，我答应你。”老陈说得很轻，但每个字都清晰，“不用什么名分，只要你们需要，我就来。就当是……给年轻人铺铺路，给我这三十多年画个像样的句号。”
林墨鼻子一酸。她伸出手：“老陈，谢谢您。”
老陈握住她的手。那是一双经历过岁月的手，粗糙，温暖，有力。
“是我该谢谢你们。”他说，“是你们让我觉得，这三十多年，没白干。”
一月十二日，周五。实验中心一周工作总结会。
这次会议和以往不同。会议室的白板上，用磁钉固定着几张照片——张弛调试设备的侧影，老陈和居民聊天的场景，赵小曼整理资料的专注，刘斌写方案时的蹙眉，陈芳打电话协调时的笑容，孙悦核对预算时的严谨。
林墨站在白板前，没有拿笔记本，只是看着大家。
“这一周，我们做了三件大事。”她开口，“第一，深化试点的初步方案完成了，选了四个不同类型的社区——商品房小区、老旧厂区家属院、城乡结合部社区、安置房小区。每个类型都有代表性。”
赵小曼补充：“方案已经发给杨副秘书长了，他批示‘可行，抓紧启动’。”
“第二，”林墨看向张弛，“技术平台升级进入实质阶段。张弛牵头组建了三人技术小组，开始研发第二代‘过程记录平台’。新平台的最大特点，是所有数据向居民开放查询。”
张弛点点头，难得地主动开口：“我们计划下周三出原型，欢迎各位提意见。”
“第三，”林墨的目光扫过所有人，“实验中心的内部架构基本清晰了。除了原有的项目组，我们正式设立技术保障部，张弛任总监；同时，我们荣幸地邀请老陈担任社区首席顾问——这是荣誉职务，但分量很重。”
会议室里安静了片刻。然后，掌声响起来。
不是雷鸣般的掌声，是轻轻的、持续的、发自内心的掌声。陈芳的眼圈红了，刘斌用力推了推眼镜，孙悦抿着嘴笑，赵小曼低着头，肩膀微微颤抖。
老陈站起来，这个一向沉稳的老同志，声音有些哽咽：“我说两句。”
所有人都看向他。
“我参加工作是一九八八年，那会儿在座的好几位还没出生。”老陈慢慢地说，“三十六年，我在基层跑过，在机关坐过。见过政策从纸上落到地上的全过程，也见过好想法因为不懂基层实际而变形走样。”
他顿了顿，从随身带的布包里掏出一个牛皮纸档案袋——不是笔记本，是更正式的东西。
“这不是日记，是我这些年整理的‘基层工作案例集’。”老陈打开档案袋，里面是一摞整理得整整齐齐的文件，每份都标着时间、地点、事件类型，“有成功的，比如九五年那个村集体修路，村民出工出力的模式；也有失败的，比如〇三年那个社区健身器材项目，装好了没人用，最后生锈报废。”
他把文件放在桌上，轻轻拍了拍：“以前我也给领导看过，但都说‘老陈啊，这些太个案了，没普遍性’。可基层工作不就是由一个一个‘个案’组成的吗？没有对个案的理解，哪来的普遍规律？”
他抬起头，目光扫过每个人的脸：“现在，在咱们实验中心，这些‘个案’成了宝贝。张弛说要记录过程，小曼说要呈现真实，小林说要做‘政策人性化落地’——这不就是我整理了一辈子的东西吗？”
会议室里安静得能听见暖气片的水流声。
然后赵小曼站了起来。她走到老陈面前，深深鞠了一躬：“陈老师，谢谢您。”
接着是张弛，他走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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