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海的浪涛拍打着荷兰泰瑟尔岛的船坞，“海上**号”弗鲁特船的龙骨正被安放到位。船厂主范·德·海登骄傲地向科恩展示设计图：
“阁下请看，长宽比四比一，吃水仅十六尺，载货量却比葡萄牙卡拉维尔多三成。”
科恩抚摸着新砍的橡木龙骨：“速度呢？”
“顺风时十二节，逆风也能借助三角帆保持六节。”
海登指向图纸上的创新设计，“最重要的是这些——可调节帆索系统，只需葡萄牙船一半的水手就能操作。”
三个月后，当“海上**号”首次驶入巴达维亚港湾时，所有见证者都为之震撼。
这艘弗鲁特船修长得如同海豚，三根桅杆上挂满巨大的方帆和三角帆，船首像是一柄准备劈开海浪的利剑。
“这才是新时代的战舰。”科恩对部下们说，“葡萄牙人还在用漂浮的城堡，而我们已经造出了海上的猎豹。”
与此同时在澳门，安东尼奥正面临噩梦般的现实。幸存者描述的荷兰战舰性能参数被汇总到他的桌上，每个数字都令人心惊：
“舰长四十丈，宽仅八丈...火炮甲板配备二十四磅长管炮...最大航速较我舰快三成...”
林弘仲试图从中国典籍中寻找应对之策：“《武经总要》载：‘凡战，以正合，以奇胜’。或许可用火攻？”
“他们的速度太快，火船难以靠近。”安东尼奥摇头，“而且你看这个——”他指向情报中的细节，“他们的船壳采用新式焦油防腐技术，更耐烧。”
真正的危机来自实战检验。一支由三艘弗鲁特船组成的荷兰分舰队，在马六甲海峡上演了教科书般的猎杀。葡萄牙武装商船“圣若昂号”的船长在临终记录中写道：
“...敌舰始终保持在四百码外，这是我方火炮极限射程。他们的炮弹却能准确命中...第三轮齐射后，我舰舵机被毁...他们像狼群戏耍水牛般围着我们...”
这份血写的报告在澳门议事会宣读时，满座鸦雀无声。老航海家佩德罗喃喃道：
“这不再是海战，是**。”
技术差距不仅体现在战舰上。荷兰人的航海仪器也更精密：带有游标尺的新式象限仪、改良的戴维斯背测仪、甚至实验性的船用经纬仪。
“他们用数学计算航线，”导航官沮丧地说，“而我们还在靠观星和经验。”
最令人不安的是荷兰人的战术革新。他们不再追求接舷战，而是保持距离进行炮击；采用纵队战术集中火力；甚至发明了信号旗系统进行舰队协同。
安东尼奥下令全力仿制荷兰技术，但进展缓慢。澳门工匠能造出弗鲁特船的外形，却无法复制其帆索系统；铸炮厂能浇铸同样口径的火炮，但射程和精度总差一截。
转机意外来自一场风暴。一艘荷兰侦察舰在台山外海触礁，船员全部遇难，但船体相对完整。澳门工匠连夜打捞，如获至宝般研究每个细节。
“看他们的船肋排列！间距更密但用料更薄...”
“舵柄连接处有铁件加固！”
“底舱有分水隔板，一处漏水不会漫延全船！”
林弘仲则发现了更重要的东西：航海日志。里面详细记录着航线、洋流、甚至葡萄牙船只的巡逻规律。
“他们不是在航海，是在做科学研究！”他震惊地说。
安东尼奥意识到，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差距，而是思维方式的代差。荷兰人将航海视为可优化系统，而葡萄牙人还停留在手艺传承阶段。
他立即组建“技术研究处”，重金聘请中国算学家、葡萄牙船匠、甚至阿拉伯星象家共同研究荷兰技术。第一个成果是改进的火炮瞄准具，结合了欧洲几何学和中国标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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