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江口那场短暂而激烈的炮声，如同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其涟漪远远超出了当事各方的想象，也传到了一双始终冷静观察着整个南中国海局势的眼睛耳中。
这双眼睛的主人，并不在澳门坚固的教堂里，不在马尼拉奢华的总督府内，也不在巴达维亚繁忙的商站中，甚至不在广州威严的官衙之内。他的目光，源自于福建沿海那片星罗棋布的海岛、那些穿梭如织的帆影、以及一支正在急速膨胀、令朝廷头痛、令洋人侧目的强大海上力量的核心——郑芝龙。
此刻，郑芝龙正坐镇于他位于福建安海（今晋江安海镇）的庞大宅邸兼指挥中心内。这里与其说是私人府邸，不如说是一个功能齐全的海上王国中枢。码头上停泊着各式各样的船只，从小巧灵活的哨船到庞大如城的福船、广船，甚至还有几艘经过改装、配备了西式火炮的欧式帆船。来自各地、各种肤色的水手、商人、使者在此川流不息，带来的信息如同汇入大海的江河，最终都流淌到郑芝龙的案头。
一份关于“英夷闯入虎门，与官军激战后败退”的详细报告，正摆在他的面前。提供情报的，既有他安插在广东官府的线人，也有往来于珠江口的商船首领，甚至可能包括与澳门葡人暗中交易的部下。
郑芝龙，年富力强，目光锐利，面容带着常年海风洗礼留下的沧桑与果决。他并未穿着官服（尽管他早已接受了明朝的招安，拥有“海防游击”、“五虎游击将军”等头衔），而是一身富商巨贾般的锦缎常服，但眉宇间那股掌控一切的枭雄气度，却远比任何官帽更能彰显他的权力。
他仔细阅读着报告上的每一个细节：英夷船舰的数量、火炮的威力、与明军交战的过程、最终败退的原因……他的手指无意识地敲打着桌面，脑海中飞速运转，勾勒着事件的全貌，并评估着其深远影响。
“红毛英夷……”他喃喃自语，嘴角勾起一丝难以捉摸的笑意，“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居然敢直接去撞虎门，比荷兰人还要愣头青。”
他对英国人并不陌生。近年来，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船只已经开始出现在印度和东南亚，与他的船队也有过零星接触和贸易竞争。他知道这是一股新兴的力量，船坚炮利，且充满侵略性。但此次事件，让他对英国人的风格有了更直观的认识——强硬、直接、但也缺乏在东方行事所必需的圆滑和耐心。
“澳门的佛郎机人，这次怕是暗中笑歪了嘴。”他对身旁的心腹谋士说道，“借刀**，玩得漂亮。可惜啊，他们只看到了眼前的麻烦被赶走，却没看到更大的风浪还在后面。”
谋士躬身问道：“将军的意思是？”
“英国人不会善罢甘休的。”郑芝龙断言道，“他们挨了打，丢了面子，但也摸到了一点中国的底细。下次再来，绝不会这么简单了事。荷兰人、西班牙人，现在又加上英国人……这南海，是越来越热闹了。”
他的语气中，没有明朝官员那种“天朝上国”的虚骄，也没有澳门葡人那种“朝不保夕”的焦虑，反而带着一种近乎渔翁看鹬蚌相争的冷静，甚至是一丝兴奋。
郑芝龙的崛起之路，本身就是一部充满传奇色彩的海上史诗。他出生于日本，早年混迹于澳门和马尼拉，通晓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甚至皈依了天主教（教名Nicolas），深度接触了西方的航海技术、火器和商业模式。他亦商亦盗，亦盗亦官，在明廷无力控制海疆的情况下，实际上成为了东南沿海的无冕之王。
他接受明朝招安，并非臣服，而是另一种形式的权力扩张。招安给了他合法的外衣和官职，使他可以更方便地经营贸易、收取“报水”（保护费）、甚至打击不服从他的其他海商和海盗，进一步垄断利润丰厚的对日、对东南亚贸易航线。
他的商业模式复杂而高效：一方面，他控制着中国生丝、瓷器、糖等商品出口的源头，另一方面，他又掌控着来自日本的白银、来自东南亚的香料等进口渠道。他向所有往来东西洋的商船（包括葡萄牙、荷兰商船）发放令旗，收取费用，承诺保护其安全。谁敢不从他，他的舰队就会让谁船毁人亡。他甚至建立了一套类似保险和税收的完善体系，其商业网络的复杂和庞大，令荷兰东印度公司都为之惊叹又头痛。
因此，在郑芝龙看来，南海的纷争，不仅仅是国家之间的争霸，更是巨大的商业机会。西方列强的争斗，必然会影响贸易路线的安全和大宗商品的价格，而这，正是他这样的强者可以从中渔利的地方。
“荷兰人一直想绕过我们，直接打开中国的贸易大门，”郑芝龙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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