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郑芝龙在福建沿海凭借“五虎游击将军”的官印和金门海战的军威，一步步将理论上的权力转化为实际统治，构建起其空前庞大的海上帝国时，一水之隔的澳门，却如同坐在一个即将喷发的火山口上，被日益加深的焦虑和无力感所笼罩。
这种焦虑并非突如其来，而是如同涨潮般，一寸寸侵蚀着澳门葡萄牙人社群的信心。安东尼奥·席尔瓦总督的眉头越锁越紧，议事会里的争论也变得越来越频繁和激烈，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压抑。
澳门的生存，建立在三个脆弱的支柱上：明朝的默许、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对中日贸易的中转垄断。而郑芝龙的崛起，正在撼动这一切，动摇其生存根基。
首先，是贸易垄断权的丧失。以往，葡萄牙人凭借先发优势和对明朝官府的打点，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澳门-广州-长崎这条利润最丰厚的“丝银之路”。现在，郑芝龙颁布的“令旗制度”，如同一条巨大的锁链，捆住了所有海商的咽喉。无论是中国商人、葡萄牙商人，还是其他国家的散商，都必须向郑氏集团购买通行许可。这意味着，澳门葡人不再是与明朝官府或中国行商打交道，而是必须屈从于一个更强大、更精明、且同样渴望利润的私人霸主。郑芝龙甚至可以直接派船前往长崎贸易，绕过澳门这个中间环节，这等于是在直接抽取澳门的生命线。
“我们每年缴纳的地租银（给香山县）、各种打点费用，现在又要加上一笔巨额的‘郑氏饷银’！”财政官在议事会上几乎是在哭诉，“我们的利润空间被压缩到了极限！生丝、瓷器的收购价被郑芝龙影响，卖到日本的价格也受到他的制约！这样下去，澳门很快就会从东方财富的门户，变成一个无利可图的偏僻小港！”
其次，是安全感的彻底丧失。荷兰人的威胁虽然可怕，但毕竟来自海外，澳门还有城墙和炮台可以依仗。但郑芝龙的威胁，是近在咫尺、无法抵御的。他的舰队就在厦门，朝发夕至。金门海战展现出的恐怖实力，让澳门所有的防御工事都显得如同儿童积木。更可怕的是，郑芝龙拥有明朝的官身，他完全可以借“稽查海盗”、“追缴饷银”等名义，随时对澳门进行封锁甚至攻击，而明朝官府很可能会选择袖手旁观。
“我们就像被他捏在手里的鸡蛋，”一位老商人绝望地说，“他随时可以轻轻一用力，我们就完了。他甚至不需要亲自出手，只需要切断来自大陆的粮食和淡水供应，我们就会不战自溃。”
面对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澳门内部陷入了激烈的策略争论，观点分歧，内心挣扎。
以卡斯特罗上尉为代表的强硬派认为，不能坐以待毙。他们主张：一方面，立刻向果阿和里斯本求援，请求派遣舰队前来远东，展示力量，威慑郑芝龙；另一方面，秘密与荷兰人接触，探讨在共同威胁下暂时合作的可能性（尽管他们极度厌恶荷兰新教徒）；甚至有人提出极端建议，鼓动明朝朝廷内的反对势力，**郑芝龙“养寇自重”、“尾大不掉”。
而以老商人多明戈斯为首的现实派则认为，任何对抗都是**行为。他们认为：里斯本远在天边，且深陷于欧洲事务，根本无力东顾；与荷兰人合作无异于引狼**，且郑芝龙必然会对这种背叛进行最残酷的报复；离间明朝朝廷更是异想天开，反而会招致灭顶之灾。他们主张：彻底接受郑芝龙的霸主地位，主动缴纳所有要求的费用，表现得极其恭顺，甚至在必要时满足郑芝龙对西洋火器和技术的要求，以求换取生存空间，保住澳门这块唯一的立足之地。
耶稣会的态度则更为复杂。他们担心郑芝龙的势力膨胀会影响他们在中国的传教事业（虽然郑本人对传教士似乎没有敌意，她女儿还皈依了天主教），但也害怕局势动荡会导致明朝官府再次收紧对天主教的政策。他们倾向于谨慎斡旋，试图扮演调停人的角色，同时希望通过展示西方科技和知识来维持与郑芝龙的良好关系。
安东尼奥总督被夹在中间，心力交瘁。他深知强硬派的方案不切实际且风险巨大，但又对现实派的屈膝投降感到无比**。他试图寻找一条中间道路。
在这场危机中，华人代表林弘仲的地位变得异常微妙和重要。他既是澳门葡人依赖的与大陆沟通的桥梁，其自身财富又与澳门的繁荣紧密相连。
郑芝龙并没有直接威胁澳门，甚至没有提高“饷银”的数额，但这种“平静”反而更让人不安。林弘仲多次受安东尼奥所托，或主动前往厦门拜见郑芝龙，试探口风。
郑芝龙对待林弘仲的态度，客气中带着疏离，温和中蕴含着强大的压力。他从不直接勒索澳门，只是反复强调“规矩”的重要性。
“林先生是明白人，”一次会面中，郑芝龙看似随意地说道，“这海上的规矩，乱了多年，现在好不容易才清晰起来。大家都按规矩办事，才能相安无事，生意才能做得长久，对吧？澳门的佛郎机人，是老朋友了，更应该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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