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家这事儿，是一九九一年秋天提上日程的。那一年深圳证券交易所敲了锣，住在“银行里”筒子楼的姚建国，既弄不清深圳在东南西北，更搞不懂证券是骡子是马。他只从酒友老邢的唾沫星子里捞出个信儿：老邢的远房表舅，能“安排好事儿”。
“嘛好事儿？”张玉芬正跟姚华校服领子上那圈红领巾磨出的白茬较劲，搓衣板吭哧吭哧响，像在给日子喊号子。
“就……好事儿呗。”姚建国仰脖子把最后一口直沽高粱灌下去，酒液顺嘴角流进洗得发硬的领子，“反正，比咱这强。”
“介儿咋了？”
姚建国环顾这九平米。双人床占去半壁江山，床底下塞着三口人四季的鞋，鞋帮上的尘土能论年份计价。墙上糊的是八七年的报纸，“大干一百天”的标题已经卷了边，泛着陈年旧事的黄。窗户正对着公共厕所，夏天不敢开，尿臊味混着隔壁王寡妇家煎带鱼的腥气，能在屋里酿出另一番人生滋味。
他没说出口的是：银行里这筒子楼，听着体面，早被时代甩出八丈远了。新兴路上的国营厂子，关门比开门还利索。去年电报大楼镶了那老些玻璃幕墙，亮得晃眼，衬得这片五十年代的苏式楼群，活像一堆发了霉的积木，还是缺了棱角的。
张玉芬把校服拧成一根倔强的麻花，水哗哗砸进搪瓷盆，声响空洞。“华子在星星小学刚念熟，”她声音小得像自言自语，“转学……”
“中环线外就没小学？”姚建国把空酒瓶墩在桌上，瓶底一圈黑渍，像树木的年轮，“早打听过了，盐坨村小学，离新家就五分钟道儿。”
“盐坨村……”张玉芬手停了。她想起上个月蹬三轮去中环线外卖鸡蛋，路过那片地界。土路两边是蔫头耷脑的菜地，远处几个大烟囱冒着黄烟，不紧不慢的，像老天爷抽旱烟。几个半大孩子在沟渠边挖泥鳅，小腿肚子糊着黑泥，像是刚从地里长出来的根茎。
姚华扒在门框上听，耳朵竖得比兔子还灵。今天语文课刚学了“迁徙”，老师说那是鸟儿随季节搬家。他想，人随嘛搬家？随酒桌上的话？随一张油印的纸？还是随父亲眼里那两簇飘忽不定、风一吹就灭的火星儿？
三天后的礼拜日，姚建国真把那“表舅”领回来了。姓胡，一身涤纶中山装绷得紧紧的，兜里别着支钢笔，墨水洇出口袋一小片忧郁的蓝。胡表舅说话有个习惯，爱用食指关节叩桌面，叩一下，崩一句：“盐坨村明年开春盖幼儿园……”“自来水管道下月重铺……”“友谊罐头厂正招临时工，我有门路……”
每叩一下，姚建国的腰板就不自觉挺直一分。张玉芬低着头倒茶，廉价的茉莉花茶碎末在杯底淤成青黑色的渣滓，沉甸甸的。
最后，胡表舅从他那人造革公文包里，慢悠悠抽出一张纸。油印的，字迹洇得像哭花了的妆。“房管局特批的换房单，”他食指重重一点纸面，仿佛盖下个权威的戳，“银行里筒子楼一间，九平米。换盐坨村公房一间，十二平米。老姚，你赚了。”
姚建国接纸的手有点抖。他识字不多，但阿拉伯数字认得门儿清。九和十二，差着三。三平米多大？他目测屋里那张方桌，大概能多放一张桌子，兴许还能再挤进一把凳子——如果凳子腿够细的话。
“多咱搬？”
“下月十五号前，清空。”胡表舅语气斩钉截铁，像宣布一项政令。
胡表舅走了，留下满屋廉价香烟和官僚气息的混合味儿。姚建国在屋里踱步，九步到头，转身，再九步。“十二平！”他重复着，像在念一句咒语，“还带个小院！”
“哪来的院？”张玉芬问。
“平房，门口那块地，就算咱的院！”姚建国手臂一挥，颇有指点江山的意味。
张玉芬不说话了，端起搪瓷盆去公共水池。水龙头前排着队，李婶在洗韭菜，绿汁子顺着池壁往下淌，像流着绿色的、无声的泪。“听说要搬中环线外去？”李婶压低声音，带着胡同里特有的关切与打探。
“嗯。”
“哎哟，那可是远了。”李婶甩甩手上的水珠，“不过房子大点儿好，华子眼瞅着大了，总得有个自己窝儿。”
张玉芬苦笑。窝？她想起胡表舅皮鞋帮上那新鲜的黄泥点，和银行里水泥地上的灰土不一样。那泥，带着一股子荒野的、生土的气味。
搬家前夜，姚华整理他抽屉里的“宝贝”：玻璃弹珠七颗（猫眼绿那颗是从付志强手里赢的，代价是脑门上挨了个包）、水浒卡三十一张（缺了宋江和武松，永远凑不齐的遗憾）、半截红蓝铅笔、一本卷了边的《三国演义》上册。下册找了半年，可能在哪个垃圾堆，也可能早被王寡妇收去引炉子了。
《三国演义》是从废品站扒拉出来的，封面没了，开篇就是“话说天下大势”。他爱看诸葛亮舌战群儒，看那些穿长袍的人用嘴巴打仗，字字如刀。现实里的战争简单多了——父亲摔个碗就是冲锋号，母亲持久的沉默是战壕，而他，是缩在墙角等待硝烟自行散尽的小兵。
书页在第一百二十回那儿撕破了，正讲到“司马懿诈病赚曹爽”。姚华用糨糊粘过，可惜手笨，粘反了一页，故事接不上茬。他盯着那些颠倒的文字瞎想：要是搬家能把日子也粘好，该从哪儿撕开？又该用嘛牌子的糨糊？
凌晨四点，搬家公司的老解放卡车来了。车帮上用红漆写着“立民搬家”，漆皮龟裂得像干旱的土地。两个搬运工裹着军大衣跳下车，呵出的白气在路灯下聚了又散，像游荡的魂。
家当少得令人心酸：一张吱呀作响的床、一个空荡荡的立柜、一张油渍麻花的方桌、四把颜色不一的凳子、两个樟木箱子。箱子是张玉芬的嫁妆，锁头早坏了，用麻绳五花大绑。搬运工抬柜子时嘀咕：“空的？”确实是空的——值钱点（或者说，能穿）的衣服都在床底下的包袱里，柜子只是个象征，摆给过去的岁月看。
姚华抱着他的《三国演义》坐进驾驶室。司机是个络腮胡，递给他半块烤山芋：“孩儿，凑合吃。”山芋皮烤焦了，一股苦味混着稀薄的甜。卡车发动时，他回头从后窗看。
银行里筒子楼，在黎明前最黑的时刻，只剩下一个沉默的剪影。三楼那个窗口——他家的窗口——还亮着灯，母亲在做最后检查，看有没有落下什么不该落下的。灯光黄蒙蒙的，像只疲倦至极的眼睛，勉强眨了一下，终于灭了。
车过新兴路。早点铺刚支起油锅，炸果子的香气凶猛，却混不进浓重的柴油味里。环卫工在扫街，大竹帚划过地面，刺啦刺啦，像给这个混沌的早晨拉开一道苍白的口子。路过劝业场，霓虹灯还亮着，在渐亮的天光里显得黯淡而多余。
“爸，”姚华突然问，“中环线外，有劝业场吗？”
姚建国坐在车厢的柜子顶上，没听见。他在看天，看那颗将熄的启明星。风把他本就稀疏的头发吹得根根直立，他觉得自己像支快烧到过滤嘴的烟，那点可怜的火星在风里明明灭灭，不知何时就彻底暗了。
车过海河时，太阳磨磨蹭蹭出来了。河面上金粼粼的，晃得人眼花。运沙船突突驶过，毫不留情地搅碎一河脆弱的金光。金刚桥上的电车正开过，辫子和电线擦出细碎的蓝火花，噼啪，噼啪，像在鼓掌欢送，也像在嘲弄地告别。
卡车继续往北，开上盐坨桥时，车速慢了下来。这座一九八六年才建好的桥长得望不到头，姚华数着桥灯，一盏，两盏……数到眼花。桥下的新开河水泛着铁锈色的光，沉默地流向比盐坨村更远的荒地。络腮胡司机拍了拍方向盘，像在拍老伙计的肩：“瞧见没，孩儿，盐坨桥，六百多米长呢。你爸要去的盐坨村，就在桥那头。”
“为嘛叫盐坨？”姚华把脸贴在冰冷的车窗上。
“老早老早的事儿喽。”司机点了支烟，烟雾立刻模糊了车窗，“明朝那会儿，这块地界是皇家的盐厂，南边运来的长芦盐，堆得跟小山似的，就叫‘盐坨’。县志上白纸黑字写着——‘前明堆贮贡盐之地’。贡盐，那可是专给皇上吃的。”
姚华想象不出皇上吃的盐是嘛样。他只知道家里粗瓷罐里的盐，总爱结硬块，炒菜时得用刀背使劲敲。那些雪白的、堆成山的贡盐，早化在几百年的风和雨里了，只剩下个地名，印在桥头的牌子上，蓝底白字，像个被时代遗忘的、褪色的戳记。
车过桥时，姚华看见桥栏杆上斑驳的锈迹。才五年光景，这座桥已被河风和水汽啃噬得老态龙钟。桥那头，盐坨村的轮廓在晨雾里浮现，低矮的平房毫无生气地趴在地上，像一群累垮了的、等待宰杀的牲口。
张玉芬坐在车厢角落，手紧紧抓着捆箱子的麻绳，指节发白。她想起二十三岁嫁过来那天，坐的是三轮车，车把上系着寒酸的红绸。那时银行里筒子楼还是新的，红砖墙在阳光下像抹了劣质胭脂。邻居们挤在楼道里看新娘子，王寡妇那时候还没寡，嗓子亮，唱了段《红娘》，能把云彩穿透。
麻绳粗糙，勒进掌心，生疼。她松开一点，又立刻攥紧。总得抓住点嘛，哪怕是根绳子。
盐坨村比记忆里更荒凉。土路被各种车辆轧出深深的辙，雨后积着浑浊的泥水，倒映着同样灰白黯淡的天。新家在村西头，是排红砖平房的倒数第二间。门牌是蓝漆写的“27”，漆滴下来一道，像道凝固的泪痕。
姚建国跳下车，几乎是冲过去的。门没锁，一推就开，吱呀一声，像声叹息。屋里空荡荡，水泥地返着潮气，墙角洇出深色的水印，像地图上陌生的疆域。他迫不及待地大步量着，一、二、三……整整十二步！“十二平！没跑儿！”他朝门外喊，声音在空屋里撞出空洞的回响，显得那“赚了”的喜悦有些单薄。
张玉芬走进去，先看窗。窗外确实是胡表舅口中的“院”——五米见方的一片泥地，边上杂乱堆着煤渣砖，砖缝里钻出枯黄倔强的草。远处是所谓的“铁道沟”，废弃的铁轨在杂草里时隐时现，像条僵死已久、正在慢慢锈烂的长虫。
“院大吧？”姚建国跟进来，脸上泛着红光，不知是兴奋还是早晨的冷风吹的，“夏天咱种点葱，种点茄子……对了，还能搭个葡萄架！”
姚华抱着书站在门口，脚像钉住了，不肯迈过那道高门槛。门槛木头被虫蛀了，露出海绵状的、不堪一击的芯子。屋里有种陌生的气味，不是银行里熟悉的尿臊和油烟，也不是盐坨桥上铁锈和河水的气息，而是石灰粉混着陈年霉味、属于无数前住户的、复杂而陌生气息。
搬运工把家具搬进来，在空旷的十二平米里，它们显得更小、更寒酸了。床放哪儿，柜子放哪儿，桌子放哪儿——这些在筒子楼里固定了十年、仿佛天经地义的位置，在这里都要重新定夺。姚建国和张玉芬爆发了短暂而激烈的争执：
“床靠东墙！东墙朝阳！”
“东墙潮！你没看见水印子？”
“那靠西！”
“西边是门，漏风！冬天喝西北风啊？”
最后床还是靠了东墙。摆好后，姚建国得意地拍拍床板，灰尘在昏暗的光线里飞舞：“介儿好！太阳晒得着！去潮气！” 他选择性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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