麟德十六年，深秋。洛阳，户部左藏库。
算盘珠清脆密集的撞击声，在空旷高耸的库厅内回响，如同骤雨敲打琉璃瓦，又似万千马蹄叩击石板，汇成一片令人心跳加速的澎湃声浪。这不是几十、几百架算盘，而是上千架！从各道、各州紧急抽调而来的上千名“明算”吏员、账房先生，正襟危坐于长案之后，案上堆满了从广州、扬州、泉州、明州、交州五大市舶司，以及长安、洛阳、太原等主要“柜坊”中心汇总而来的账册、票据。他们必须赶在年底“大计”（年终财政审计）之前，核对、清算、统计出过去一年帝国通过海陆贸易、矿业、赋税所获得的贵金属——主要是黄金与白银——的入库总量、分布与流向。
空气中弥漫着纸张、墨汁、汗水，以及一种难以言喻的、属于金属与财富的冷冽气息。库厅深处，那一道道厚重的包铁木门之后，便是帝国核心的“左藏”。往日这里虽也储备财货，但从未像此刻这般，几乎被黄白之色淹没。巨大的木架、地窖、甚至临时搭建的库棚里，码放着一块块切割整齐、铭刻着“大唐市舶司”、“倭岛都督府矿监”、“扬州柜坊”等字样的银锭、金锭；堆叠着一箱箱来自波斯、大食的银币（迪尔汗）、金币（第纳尔）；还有无数民间“柜坊”上缴或寄存的、各式各样的金银器皿、首饰、甚至未经熔炼的砂金、矿银。烛光与特意从高窗引入的天光，映照在这一片沉默的金属海洋上，反射出令人窒息的、流动的辉光。仅仅是站在这里，便能感受到一股沉甸甸的、几乎要压垮呼吸的财富力量。
户部尚书韦陟，一位以精明强干、善于理财著称的老臣，此刻却眉头深锁，非因忧虑，而是被这前所未有的巨量财富冲击得有些恍惚。他手持刚刚由算学馆协助设计的、最新式的“四柱清册”汇总表草稿，指尖划过那些天文数字，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对身旁的侍郎说道：“去岁……仅广州一埠，市舶司实收金银及折色，便抵得上剑南、淮南两道的全年两税！泉州、明州亦不遑多让。加上倭岛矿银、民间柜坊熔铸上缴……这，这潮水般涌入的贵金，莫说本朝，便是追索汉武、隋文之盛世，亦未曾有也！”
金银，真的如潮水般涌入大唐。这股“潮水”的来源，是多股强劲溪流汇成的滔天洪峰：
首当其冲，是倭岛的“赔款”与矿银。自征服倭国设立都督府，尤其是石见、佐渡、甲斐等金银矿被“矿监司”系统开采后，来自倭国的贵金属便以每年数十万两的稳定规模，通过水师战舰押运，输入登州，再转运洛阳。这不仅仅是战争赔款，更是对倭国地脉资源的直接、持续抽取。这些“倭银”、“倭金”，质地相对纯净，被迅速熔铸成标准官锭，成为帝国财政最直接的补充。
其次，是市舶司的税收与博买利润。这是最大、最持续、增长最快的来源。市舶司不仅对进出口货物征收“舶脚”、“抽解”（实物税），更对许多高利润的进口商品（如香料、珠宝、**）实行“禁榷”或“博买”，即以官方定价优先收购，再专卖或加价出售，利润极高。以往这些利润多被地方、官吏、中间商层层盘剥，朝廷所得有限。如今，在相对严密、透明的市舶司制度下，大部分税收和博买利润，都以金银或可直接兑换金银的“轻货”（丝绸、瓷器等）形式，解送中央。五大市舶司，如同五台强劲的抽水机，从浩瀚的国际贸易中，将贵金属源源不断地泵入帝国的财政血管。
然而，最根本、规模也最难以精确统计的，是民间贸易带来的巨额顺差。大唐的瓷器、丝绸、茶叶、铁器、书籍等商品，在海外市场具有几乎垄断性的竞争力，价格高昂且需求旺盛。而海外输入的商品，除了香料、珠宝等奢侈品，多数是大唐不那么急需，或可替代性较强的。这就造成了持续、巨大的贸易顺差。番商、海商为了购买大唐货物，必须支付硬通货——黄金、白银，或能够迅速变现为金银的波斯、大食银币。于是，在每一次交易中，在每一艘返航的唐船底舱里，在每一个海商巨贾的密库中，在遍布全国的“柜坊”保险箱里，金银如同百川归海，从日本、新罗、南洋、天竺、波斯、大食、乃至更遥远的拂菻、非洲海岸，悄无声息却无可阻挡地流入大唐，沉淀下来。
这股金银洪流，首先充盈了国库。皇帝的内库、朝廷的左藏、太府寺的仓库，前所未有的充实。这使得朝廷在应对水师扩张（更多战舰、更优饷械）、边军赏赐、大型工程（如河工、驰道、宫室修缮）、灾害赈济乃至对外赏赐时，底气十足。户部官员们开始头疼的不再是“钱不够”，而是“钱太多，如何保值、如何有效投放、如何防止物价腾贵”。传统的以实物（绢帛、粮食）为主的税收和支付体系，在金银的冲击下开始松动，金银作为价值尺度和支付手段的职能空前增强。
其次，滋养了新兴的海商、手工业主和金融家。大海商们通过贸易赚取了海量金银，他们不仅用于奢侈消费、购置田产，更将巨资投入再生产：订购更大更多的海船，投资矿山、工场，开设柜坊经营汇兑借贷。岭南、江浙一带，出现了专门从事金银熔铸、鉴别、兑换的“金银铺”，生意兴隆。一些资金雄厚的柜坊，甚至开始尝试发行以金银为本位的“钱票”（类似银行券雏形），在一定范围内流通，进一步促进了商业资本的集中和流动。手工业也因需求旺盛和资本注入而扩张，匠人收入提高，刺激了技术创新。
然而，这“金银潮水”并非全然甘霖，它也带来了复杂的效应和潜在的风险。
物价的结构性上涨开始显现。虽然帝国疆域辽阔，商品总产量也在提升，但金银的集中、快速涌入，尤其是在沿海贸易中心和洛阳、长安等消费大城，导致对土地、房产、奢侈品、乃至优质粮食布匹的需求激增，推动了这些资产和商品的价格。普通百姓，尤其是非贸易区、非手工业地区的农民，并未直接从海外贸易中获利，却可能因粮价、布价（因部分土地改种经济作物或劳动力流向工坊）的温和上涨而感到压力。
社会风气的奢靡化加速。金银的易得（至少对富裕阶层而言），助长了炫富、攀比之风。洛下、扬州、广州，豪门竞相修建园林宅第，服饰器用力求新奇豪奢，宴饮无度。“一食千金”、“一掷百万”的故事时有所闻。这与朝廷中一部分崇尚节俭、担忧“人心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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