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刘小萍还想说什么，比如班里已经有人说要跟她划清界限，比如她妈昨天还叮嘱她离“洋人”远点，可看到南雁平静的眼神。
那双眼睛总是安安静静的，像没什么能让她着急的事，又把话咽了回去，只嘟囔道，“反正你小心点，大家都说……他跟咱们不是一路人。”
南雁终于抬起头，看向刘小萍，目光里带着点认真：“不是一路人，就不能坐同桌了？”
刘小萍被问得一愣，张了张嘴，却说不出反驳的话，只好含糊道：“我妈说的，矿上的人都不待见洋人，你忘了咱矿上的老书记，以前跟洋人打过仗，腿上还有枪伤呢……”
南雁没再追问。
她知道刘小萍的意思，也知道矿区里的规矩——矿上的工人大多是从部队转业来的，说起洋人，总带着股戒备，毕竟谁也没忘过八国联军侵华，还有抗日战争，抗美援朝的事，“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话，她从小听到大。
可她总觉得，谢承景只是个跟她一样的孩子，不该因为头发颜色和长相，就被当成敌人。
接下来的几节课，谢承景始终沉默。
上课铃响时，他会第一时间拿出课本，脊背挺得笔直，眼神紧紧盯着黑板，笔记记得一丝不苟，字迹是工整的楷体，比班里大多数同学的字都好看。
老师提问时，他从不主动举手，哪怕被点名，回答问题也总是轻声细语。
下课铃一响，他要么坐在座位上看书，要么走到教室门口，靠着门框站着，看着其他孩子追逐打闹，黑眸子里带着点与年龄不符的疏离，还有一丝藏不住的羡慕。
南雁也不是多话的人，两人同桌，大部分时间都是各做各的。
她做题时，会听见旁边传来轻轻的翻书声；她收拾文具时，会瞥见他把课本按科目放得整整齐齐。
只是偶尔，她会注意到一些细节：当有调皮的男孩故意从他身边跑过，假装没看见，撞到他的桌子，让铅笔盒掉在地上时，他会飞快地蹲下去捡，攥着铅笔盒的手微微颤抖，却没说一句话；当有人在背后学他说话的腔调，故意把“谢谢”说成怪里怪气的调子时，他会把嘴唇抿得更紧，耳根泛红，却始终没回头。
那是强忍着的委屈和愤怒，把情绪憋在心里，不敢发泄，也无处发泄。
南雁懂这种感觉——小时候被人学走路时，她也是这样，把眼泪憋回去，假装没听见，可心里的委屈却像潮水似的，涨得难受。
下午的美术课，老师在黑板上写下“我的家乡”四个字，然后拍了拍手：“大家都画自己熟悉的地方，矿区的井架、家里的红砖房、门口的大槐树，啥都能画，不要怕画不好。”
孩子们立刻拿起蜡笔，教室里响起“沙沙”的画画声。
有的孩子画矿区高高的井架，用黑色蜡笔涂出矿堆，红色蜡笔点出信号灯，虽然线条简单，却满是生活的热气；有的孩子画家里的小院，院里有鸡窝，有晾衣绳，还有坐在门口纳鞋底的妈妈，画得热闹又温馨。
南雁低头，刚用铅笔勾勒出家门口那棵老槐树的轮廓，就听见身后传来一声嚷嚷：“哎！你们快看谢承景画的啥！跟咱们这儿根本不一样！”
是坐在谢承景后面的张强，他总是挑事，刚才上课还偷偷揪谢承景的头发。
谢承景刚转来没多久，头发要比其他男孩长些，皮肤又白，张强一伙人总爱叫他“小丫头”。
几个男孩立刻围了过去，伸着脖子看，然后爆发出嘻嘻哈哈的笑声：“这是啥房子？尖顶的，还带彩色玻璃，跟教堂似的！”
“还有这花，咱们矿区哪有这么好看的花？土坡上就长点狗尾巴草，净瞎画！”
谢承景的脸瞬间涨红了，像被人泼了红墨水，连耳尖都透着热。
他猛地伸出手，想把画纸捂起来，手腕撞在桌角，铅笔滚到地上，黑眸子里满是窘迫，还有一丝被侵犯的怒意。
画纸上的房子是他在莫斯科的家，妈妈喜欢绣球花，爸爸就想尽办法在院子里种了一大片，淡蓝的，淡紫的，风一吹就晃，彩色的玻璃窗上的花纹是妈妈亲手贴的，就连窗台上的花盆里，都种着妈妈最爱吃的香菜。
那是他藏在心里最软的地方，是夜里做梦都会回去的港湾，现在却被当成笑话。
“画得挺好的。”一个平静的声音突然插进来，像阵凉风吹散了喧闹。
南雁放下手里的蜡笔，走到谢承景身边，低头看了一眼那幅画——浅灰色的尖顶阁楼，彩色玻璃窗上画着细碎的花纹，院子里的绣球花用淡蓝色和淡紫色涂得层次分明，连窗台上的花盆都画得清清楚楚，线条流畅，细节生动，看得出来是花了心思的。
“比某些人画的火柴棍房子像样多了。”她补充了一句，目光意有所指地扫过张强。
张强画的房子，墙是歪的，窗户是方方正正的框，连门都忘了画，还好意思嘲笑别人。
张强被噎了一下，脸涨得通红，他攥紧蜡笔的手紧了紧，想反驳，可对上南雁平静的眼神，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南雁的眼神不像骂他，也不像嘲笑，就只是那么静静地看着他，像在看路边的石头，没什么情绪，却让他没了底气。最后他只能哼一声，悻悻地踢了踢桌腿：“谁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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