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中心正式挂牌三个月后的一个秋日，林墨在整理办公室搬迁后的资料时，发现了一个浅灰色的文件盒。
文件盒放在书架最里侧的角落，被几本厚厚的政策汇编遮挡着。她本来是想找去年现场会的工作日志，挪开那些书时，文件盒滑落下来，盖子摔开，里面的东西散了一地——不是工作日志，而是一摞装订整齐的材料。
她蹲下身，一页页捡起。纸张很新，没有泛黄，但边角有反复翻阅留下的轻微折痕。翻到第一页，她的呼吸停住了。
页眉用仿宋字体打印着：“关于‘幸福家园’儿童乐园项目相关情况的说明（内部参考）”。
日期是去年十一月——正是“幸福家园”项目叫停后不久。
她快速翻阅。这是一份详细的说明材料，记录了“幸福家园”儿童乐园项目从立项到被叫停的全过程：项目最初的申报背景、现场核查情况、专家评审意见、以及……那份后来引发争议的补充报告。
报告的后半部分，详细记录了去年九月她重新调研后形成的《“幸福家园”社区儿童乐园项目调研情况及后续建议》。在这份材料后面，附了一份手写的分析，笔迹刚劲有力：
“该同志在项目已被叫停的情况下，仍深入调研形成此报告，体现责任担当。报告中提出的‘居民参与式改造’思路具有创新性，但实施难度大，在现行审批框架下缺乏操作路径。建议该同志继续在综合部门沉淀思考，若后续仍有热情，可给予适当创新空间。”
没有署名。
林墨的手开始发抖。她继续往后翻，后面是去年省级评选期间的资料——赵小曼数据造假事件的简报、评审会专家名单、甚至还有她当时发言的要点记录。
在这摞资料的最后一页，夹着一张普通的便签纸。上面是同一笔迹写的一段话：
“林墨同志：如果你能看到这份材料，说明你已经走出了自己的龃龉。那些陌生号码的短信是我发的。若你想知道为什么，可联系我。”
便签纸下面，留了一个手机号码。
窗外的秋阳正好，梧桐树的叶子已经开始泛黄。办公室里很安静，只有墙上钟表的滴答声。
林墨盯着那个号码，看了很久。那些深夜的陌生短信，那些语焉不详的提醒，那些曾经让她困惑不安又莫名感到被守护的时刻，此刻都涌上心头。
她拿出手机，一个数字一个数字地输入。在按下拨号键前，她停顿了十秒。
电话通了。响了三声，被接起。
“喂。”是个中年男人的声音，沉稳，温和，带着一点熟悉的腔调。
“您好，我是林墨。”她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平稳，“我看到了……您留的材料。”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说：“我在省委大院东门对面的茶室。如果你现在方便，可以过来。二楼，听雨轩。”
“好。”林墨说。
挂掉电话，她看着桌上那摞材料。阳光照在白色的纸页上，墨迹清晰可见。她想起去年十月那个深夜，第一次收到陌生短信时的紧张；想起十一月那个傍晚，第二条短信带来的困惑；想起那些在体制迷宫中摸索前行的日夜，那种时而孤独时而坚定的复杂心境。
她穿上外套，拿起那份材料，走出办公室。
茶室很安静，下午时分客人不多。林墨走上二楼，推开“听雨轩”包厢的门。
窗边坐着一个人。五十多岁，穿深蓝色夹克，头发花白但梳理整齐，戴一副细边眼镜。他正在看一份文件，听到开门声，抬起头。
林墨怔住了。
是徐主任——省发改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去年底刚退二线。她在委里政策研究室三科的时候，徐主任是她的分管领导，但中间隔着科长、副处长好几层。她对他的印象主要来自几次全室会议——严谨，话不多，但每次发言都切中要害。
“林墨同志，坐。”徐主任指了指对面的椅子，摘下眼镜放在桌上。
林墨坐下，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她把那份材料放在桌上。
徐主任给她倒了杯茶：“尝尝，朋友送的铁观音。”
茶汤金黄，香气醇厚。林墨端起茶杯，手还有些微颤。
“徐主任，那些短信……”她终于开口。
“是我发的。”徐主任坦然承认，目光平静地看着她，“去年十月底第一次，十一月初第二次。用的是临时买的预付费卡。”
“为什么？”林墨问出了困扰她近一年的问题。
徐主任没有立即回答。他端起茶杯，抿了一口，望向窗外。秋日的阳光透过玻璃窗，在他脸上投下柔和的光影。
“你在政策研究室三科时，我就注意到你了。”他缓缓开口，“不是因为你有多了不起，而是因为……你太认真。”
林墨静静听着。
“认真本不是坏事，但在某些环境里，太过认真会受伤。”徐主任转动手中的茶杯，“‘幸福家园’项目被叫停后，你提交的那份报告，我看了三遍。说实话，很感动，也很担心。”
他看向林墨：“感动的是，在项目已经被定性、所有人都避之不及的时候，你还愿意花时间深入调研，提出建设性意见。担心的是，这种‘不合时宜’的认真，可能会毁掉你的前途。”
“所以您发第一条短信，提醒我注意风险？”林墨问。
“对。”徐主任点头，“现场核查前夕，我给你发了那条短信。表面是提醒，其实是测试——我想看看，在压力面前，你会选择自保退缩，还是坚持你认为对的事。”
他顿了顿：“你选择了后者。不仅认真准备了核查材料，还把那篇许薇的报道也附上了。这很冒险，但让我看到了你的底色。”
林墨想起那个紧张的核查日。原来在她不知道的地方，一直有人关注着她的选择。
“后来省级评选，赵小曼数据造假的事，你明明可以选择沉默。”徐主任继续说，“但你站出来了。那一刻我在会场后排，看着你，想起了三十年前的自己。”
他的眼神变得遥远：“我年轻时也在基层干过，也遇到过类似的事。当时我选择了沉默，因为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那个错误的决定，我后悔了很多年。”
“所以您发第二条短信？”林墨轻声问。
“对。”徐主任点头，“十一月初，我看到实验中心筹建的消息，知道你选择了更难的路。那条短信看似在警告你‘游戏不是这么玩的’，其实……是想告诉你，你走的路是对的，虽然很难，但是对的。”
林墨的眼泪毫无预兆地涌上来。她赶紧低头，假装喝茶。
“对不起，”她声音有些哽咽，“我只是……没想到是您。”
“没想到我这个看起来严肃刻板的老主任，会做这种事？”徐主任笑了，笑容里有种长辈的温和，“在体制内工作久了，人会变得复杂。但复杂不等同于冷漠，严肃也不等同于无情。”
他拿起桌上那份材料：“这些资料，是我让综合处的同志整理的。本来想等你遇到真正过不去的坎时给你，作为让你坚持下去的理由。但现在看来，你用自己的力量走过来了。”
林墨想起去年那些艰难时刻。被调离核心部门时的失落，整理档案时的迷茫，筹建实验中心时的压力，现场会前的焦虑。原来在她不知道的地方，一直有一双眼睛在关注，有一颗心在守护。
“徐主任，谢谢您。”她真诚地说。
“不用谢我。”徐主任摆摆手，“要谢就谢你自己。是你的选择，塑造了今天的你。”
他站起身，走到窗边。窗外是省委大院的老建筑，红砖墙在秋阳下显得格外沉稳。
“我五十九啦，已经退二线了。”他背对着林墨说，“在体制内干了三十几年，看过太多人和事。有的人像流星，开始很亮，很快就黯淡了；有的人像鹅卵石，被岁月磨得光滑圆润，但也失去了棱角；也有的人，像你和秦海月这样，像河床里的石头——水流冲刷，表面被磨平了，但内里的质地越来越坚实。”
他转过身，目光深邃：“林墨，你知道为什么我要用匿名短信的方式吗？”
林墨摇头。
“因为有些守护，不需要被知道。”徐主任说，“有些支持，隐在暗处反而更有力量。如果我公开支持你，可能会给你带来不必要的关注和压力。而匿名的方式，既能提醒你，又能让你保持独立前行的姿态。”
他走回桌边，从包里拿出一个信封：“这是我退二线前，整理的最后一件事。”
林墨接过信封。里面是一份手写的笔记，列着七八个人名和简要信息——有省委政研室的资深研究员，有省社科院的专家，有长期关注基层治理的媒体人。每个人名后面都有一两句标注：“可探讨理论框架”“擅政策分析”“报道客观”。
“这些都是我工作几十年认识的，真正做学问、干实事的人。”徐主任说，“他们看过你的材料，认同你的思路。未来实验中心如果遇到理论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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