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王大桂、赵娇
高考的那几天，我又没有睡好。夜里，我本来想静静地安息，谁知道那么倒霉，我斜对面上铺的一个女生睡不着觉，别人睡不着就眯着吧，她好，捶床大怒，翻来覆去，怨声载床：
“哎呀！烦死了！睡不着！睡不着！烦死了！”她愤愤地烦躁地在床上捣着。在她的噪音聒噪下，在她的坏情绪的渲染下，我不知道谁还能睡得着？这个女人不仅睡眠差，心态差，素质更差。她的亲妹妹就在我的对面，小声儿地安慰她：“姐，你慢慢儿睡。”
她还是继续折腾：“哎呀！烦死了！烦死了！”得，我的那么重要的高考睡眠就这样被她给害惨了。
我的高考成绩距离二本线还有几分，很不理想。成绩出来那天，我的心情当然很糟糕。我还记得我还没到家，就看到我弟弟跟我妈妈正翻了一大片玉米秸来晾晒。我弟弟用一个大茶缸子盛了一窝刚出生的小老鼠，笑着端过来给我看。那些小老鼠粉粉的，白白的，跟一个个小饺子一样，我知道那些小老鼠是藏在玉米秸里头的，但是我没有心情跟他笑。我妈妈怕我想不开，叮嘱我弟弟妹妹，让她们谁都不准说我高考失败的事。
“恁大姐没考好，恁都不要说她！恁听到了吗？恁要是揭她的伤疤，我饶不了他！”我妈妈警告我弟弟妹妹说。
是的，我妈妈这个人最大的好处就是不功利不势力。我考得好，她高兴，我考不好，她不嘲笑，不排挤。谁荣华富贵了，她不想着去沾一点好处；谁过地艰难了，她过着自己的苦日子的同时，还想着去拉一把谁。她自己是从泥淖里挣扎过的，所以，她并不会见不得你考地很差。你考地好不好，都不太影响她对你的看法，你有本事没本事，在她的眼里都不是很重要。她本来就没打算要你什么回报。
我填志愿的时候，填了新疆的一所很偏僻的学校。我妈妈怕我填地太远，担心我以后不能常回家看看。她到了晚上就来敲门，让我看看能不能把志愿改了，我从里头把门栓上，不给她开门，我妈妈也就没有办法了。她知道我高考失利，心情不好，这个时候，她倒是变得格外温和，不再跟我发火，也不再难为我。
该去上大学了，我妈妈送我。她烧了开水，放凉了，灌在两个白色的大塑料桶里。她又买了一大包煎饼，带了一包人家给我们的黑咸菜缨子。我们就这样上了火车。
火车上是去新疆拾棉花的农民。他们拖家带口，扛着大大的行李包，有的坐，有的站，夜里就坐在行李上靠着睡在一起。走道上、厕所旁边，座位底下，到处是坐着、躺着的人群。三个、两个，一丛、一窝，像茅草、像兔子，人挤人、人挨人。空气里是人们身上的臭味儿、汗味儿。
半夜，我们在座位上歪头耷脑地睡着了，时而被乘警的声音惊醒：“鸡窝铺到了！鸡窝铺到了！”我睁开眼看看熟睡的人群，再看看外面漆黑的夜空，不知道是谁该下车了。合上眼接着睡。
不一会儿，我又被乘警的骂声惊醒了：“不要你抽烟！又抽起来了！赶紧掐灭！”乘警对着一个光着膀子的男人叫喊着。他手里的皮带抽在车厢上，噼里啪啦地响。穿着蓝色短袖衬衣的乘警这时候成了大家漫漫征途上的好当家，尽管他大呼小叫、骂骂咧咧，可是每次看到他，我的内心总会觉得暖暖的。
我们就这样在火车上坐了三天两夜，才终于到了新疆。我们开始转车，坐汽车去学校。我看到公交车上赫然写着“西域”两个字，啊，敢情我到了西域了。
到了学校大门口儿，就有热情的大二师哥师姐来接我们。我妈妈就要回去了。我舍不得离开我妈妈，难过地哭了。
我妈妈酸着鼻子、掉着眼泪跟我说：“你哭什么的！别哭！人家花木兰从军十二年都不回家。你这才四年。”
我是刚到新疆就后悔了，这儿离家简直比出国还要远啊，我想回去了。
报道的时候，接待我们的是郭老师。郭老师个子很高，眼睛很大，扎着低马尾，头发黑黑，皮肤白白，嘴唇红红的。她的嘴巴有一点点轻微的地包天，这样反而显得她很洋气。她是重庆人。是一个四十岁的中年妇人。那年我二十岁。当她微微地低下头，用她的深沉又悲哀的眼光看着我的时候，我的赤贫的家底儿和我在这样的家庭里所受的所有的委屈都被她尽收眼底了。我还记得，当时，我穿着一双早就过时的粉红色的带鞋袢的鞋子。那种带鞋袢的女式小白鞋在九十年代就开始流行了。后来升级为粉色的。我在她的悲悯的俯视下悲哀又绝望地看着她。我满脸痘痕，毛孔粗大。衣衫过时，神色悲催。她把我叫到她家里去，给我收拾了好几件衣服，还送给我一个红色的大皮箱来给我装东西。她离异了，有一个九岁的女儿，叫蕾蕾，长得很漂亮可人。
我说：“郭老师，您怎么就那么相信我呢？”
郭老师说：“我们阅人无数。一眼就看出来你是什么样的人了。你骗不了我的。我跟你有同样的经历，所以我看到了你就像看到以前的我一样。我也是家里穷。不过……”
郭老师笑了笑说：“这句话跟你说有点不合适。现在的社会，笑贫不笑娼。”
我说：“郭老师，您这样帮我，我都不知道怎么报答您。”
郭老师说：“我不要你报答。我有钱，你看看，我的工资条，我们的工资都是要扣税的。我当年家里也是很穷，我的几个弟弟妹妹全是我一手带大的，我自己上班以后把他们带过来上大学。我一个一个地带，供他们读书，连自己的婚姻大事都耽误了。你看看我家里少什么？就少一个男人。是我主动跟他离婚的，他不上班，人家给他介绍工作他又看不上。我上班回家，他还对我横竖不顺眼。后来我就要跟他离婚。房子是我的。我给他一万块钱。让他走。”
是的，这么好的郭老师却离婚了。她带着孩子自己过。离婚，离婚。为什么离婚就会让一个人身上充满了跟别人不一样的彩色跟伤痕？为什么一个离了婚的女人会让人觉得她不够完整不够完美很弱小很单薄？难道，一个被糟糕的夫妻关系和冷若冰霜的情感，以及吵吵闹闹鸡飞狗跳的家庭氛围所环绕的，一个所谓的完整的家庭，就比离异单身要好？明明是离开了那个糟糕的人离开了那个糟糕的家庭氛围会过得更好，可是，为什么，一个单亲妈妈和一个不能跟父亲住在一起的孩子，让人看起来确实没有那么幸福美好？这是为什么呢？勉强维持的一段糟糕的夫妻关系和一个家庭，难道比离婚要好吗？
我也在离婚和勉强维持的边缘垂死挣扎。这个问题，我搞不清楚。所以我不知道。
也许，离婚以后，没有了那个糟糕的男人，你会觉得生活还是少了很多调料。也许，离婚以后，家里头没有了争吵，你会觉得生活太安静太单调。也许，离婚以后，一个母亲带着一个幼儿，没有了那个糟糕的男人来承担一部分的狮子吼和咆哮，那么她，这个母亲，面对生活的苦累，对自己的幼儿发起火来会更凄厉更暴躁。是的。想来，一个糟糕的男人，对一于个家庭，尤其是对于一个拥有幼儿的家庭来说，还是不必不可少的。那就尽可能不要离婚吧。只要这个男人还可以凑合着使用，只要这个男人还不是糟糕透顶。
是的，我无数次的孤单绝望寒心憎恶厌烦愤恨，我无数次地想到说到要离婚，可是扪心自问，我又不是那么想离婚。对于我来说，人的生命就像一片浮萍，她需要一根藤，哪怕是不那么健壮的一根藤，哪怕是一根瘦弱不堪的藤来勉强维系着，使她不至于在在风雨不定的江湖里漂泊。何况这根藤还没有彻底坏死烂掉，何况这根藤也是在负载着湖水的种种撕扯和压力，一心一意地想跟你维系在一起。
一天下午，我和几个女生一起去学校后门那儿逛街，想买一些生活用品。后门有很多小店儿，有的卖生活用品，有的是小饭馆儿。大街上，有卖烤馕的，有卖烤包子的。同行的赵娇来到了人家卖烤包子的炉子跟前，就走不动了。
她眼泪汪汪地跟人家卖主说：“给我一个吃吧！”我到现在还记得她可怜兮兮地说出这句话的神情。赵娇老家是河南的，听说家境不好。但是她的举动还是让我有些意想不到。我们是出来买东西，又不是出来乞讨。我家里也穷，但是毕竟是二十岁的大姑娘了，不到万不得已，怎么能乞求人家卖包子的给自己一个包子吃呢？这种话怎么能说出口呢？
人家卖家当然没有给她一个烤包子。同行的秋颖看看，人家卖家没有给赵娇一个烤包子吃，自然也不会再给我们每个人一个烤包子吃，就悻悻地催促赵娇跟我们一起离开了。
“走吧，赵娇！”秋颖冷冷地说。好像刚才的店家是多么的为富不仁似的。
她祈求卖家白白给她一个包子吃，卖家没给，同行的秋颖只会觉得她可怜，觉得卖家狠心。可我根本不会这样想。我反而觉得赵娇这个人贪婪没有底线，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可以装可怜。家境贫寒，可以降低自己的要求，维持基本的饱暖，而不是靠装可怜毫无自尊地扩张自己的欲望。很明显，赵娇不是因为饥饿，而是因为嘴馋。一个大姑娘，正常情况下，应该是很拘谨很腼腆的，即使别人看她可怜，白给她一个烤包子，她都会特别不好意思呢，何以赵娇就做地出来说地出来口呢。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有的母亲或者奶奶，牵着小孩子赶集的时候，如果看到人家卖好吃的，自己手里的小孩儿眼巴巴地望着，而自己实在买不起，可能会把小孩赶紧带离，实在不行，才会乞求人家拿一个给自己手里牵着的小孩儿吃。不可能伸手要来给自己吃。赵娇的行为让我不仅不觉得她弱小，反而觉得她内心很强大，不一般的强大。
赵娇虽然家境不好，但是无论是论长相还是论打扮都不像个穷人。她的皮肤很白净，不像我的那么千疮百孔。她的打扮也很洋气，不像我，是真的很穷，很土气。我们都夸她皮肤好，她说：“哎呀，我皮肤哪里好了，多洗洗就行了。”我不太喜欢赵娇，她的脸型像个大头朝上、小头朝下的葫芦，颧骨高高的。她的眼睛大大的，眼球往外鼓着，讲起话来翻着白眼儿。她听人说话的时候，笑嘻嘻的，嘴巴撇着，眼睛鼓着，眼眶瞪着，脸上的神色，好像是饥饿的人看见了大鱼大肉的神色。
我妈妈走了以后，我在宿舍楼下看到了一个老家来的家长，他坐在女生宿舍楼下树荫里的一个石台子上。我看到他还有点惊喜，以为他们又回来了，我妈妈是不是也回来了呢。
我就问他说：“叔叔，你怎么又回来了呢？俺妈妈呢，她也回来了吗？”
那个叔叔神色不定地跟我说：“俺几个老乡路上遇到骗子了。俺的车票钱都给他骗走了，我回来找俺闺女取钱买票的。”
我说：“俺妈妈呢？她怎么没回来？”
那个叔叔说：“恁妈妈带的路费多一点。她已经坐车回去了。她还把多余的钱分出来借给旁人呢。”
一天，我跟王大桂一起走在学校后门儿的路上。王大桂跟我说：“他们几个内地来的老乡去买车票的时候，被骗子给骗了。幸好你妈妈借给我爸爸路费，否则我爸爸要回不了家了。我爸爸欠你妈妈二十块钱，他让我直接把这钱给你。”
说这话的时候，王大桂手里捏着那二十块钱，并没有给我。
我投其所好，主动跟她说：“我们是老乡，我就不要了吧。”
王大桂很高兴，她转过脸儿来，激动地握着我的手，一字千钧地说：“我们以后都是好朋友。”
在她的握手之下，我也变得感动而兴奋了。我大义凛然地认为，我虽然牺牲了二十块钱，但我赢得了她的欢心。舍金钱而换取一份真挚的友谊，我的决定是对的，是值得的。谁知道，我们激动之下建立的友谊很快就崩塌了。
我爱学习。每天没课的时候，我就背着背包去图书馆看书，背书，背书上老师教的内容，背英语四级单词。我知道我家太穷，我妈妈供我上大学太不容易，我只有好好读书，才能对得起我妈妈。大学里，不用学数学了，我吃的也好了。顶多就是辛勤背书。课堂上，凡是老师提问的，我都能对答如流，一时间，我成了老师同学心目中的寒门子弟爱学习的典范。
而王大桂呢，跟我恰恰相反，她爱享受美食，她买了锅碗瓢盆，刀、叉、砧板、插板，蹲在宿舍里的地上做起了饭。她爱上网，还谈起了网恋，她喜欢“computer”。
“computer去吧！走！Computer去！嘿嘿！”王大桂快乐地招呼着。
“明天是星期天，我们包夜吧，包夜比较划算。”秋颖说。
“我要买好吃的喝的，今天包夜！”周婕说。
“好！包夜！我把隔壁的赵娇也喊上！赵娇也去！嘿嘿！”王大桂美滋滋地说。
秋颖、周婕，她们几个都去，唯独我不去。如此一来，我跟她们更加没有了共同话题，更加格格不入了。
王大桂上网的时候风光无限，上课的时候，她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因为她不爱学习，每逢老师提问，她都是一问三不知，只能红着脸撅着嘴呆呆地委屈地站着。我跟她是老乡又是同一个宿舍，自然成了鲜明的对比。
她对我越来越反感。跟她一起去上网的秋颖、周婕她们也对我反感了起来。
我在教室里经常被老师表扬，在图书馆里也是安心享受读书的时光。只是每次回到宿舍，尤其是王大桂在的时候，那个气氛就特别不对劲儿。常常，我背着书包从图书馆回来，一进宿舍门儿，她们热热闹闹的聊天声就戛然而止。我，作为一个不合群的人出现了。
一天夜里，我们正在熟睡。突然，“砰”地一声，睡在我上铺的王大桂从床上掉下来了。应该摔地不是很重。她坐在地上“啊啊”地叫着。我们都被惊醒了。一个个呆呆地坐在自己的被窝里。
秋颖睡在我对面下铺，她关切地问她：“大桂，你没事吧？”秋颖，她的脸上跟我一样，坑坑洼洼的，长着豆豆。我觉得她的面相看上去，更像是一个三十多岁的田间劳作的憨厚的妇女。但是秋颖有一副天生嗲嗲的细声细气的好嗓子。她说话声音很小，以温柔著称。但是我觉得她的温柔跟她的颜值很不相配，像是一个柔弱的小女孩给一个中年妇女配的音。但是，那声音确实温柔地让人心醉。
睡在斜对面上铺的周婕也问：“大桂，你没事吧？”周婕也经常跟大桂一起去上网，但我听出来了，她的语气明显地没有秋颖表现地那么热切。从她的语气里，我甚至听出来一点好笑的味道。
我们几个人赶紧起来把王大桂扶起来坐好。没多大的问题，我们又继续睡觉。
王大桂这次是受惊了，我们也都很关切。王大桂说她害怕了，不敢睡上铺了。她很快就在学校后门的便利店里买来了一根长长的红红绿绿的绳子。我预感到不妙。
果不其然，王大桂热心地把绳子给我说：“我被摔怕了，我跟你换吧。以后你睡上铺，我睡你的下铺。”
我当时不知道该怎么说，就答应了下来。我说：“好”。王大桂很快跟我换了铺盖。当天晚上我就睡到了上铺。躺在床上，我越想越不对劲，越想越委屈，为什么王大桂害怕摔下来了，就要跟我换？她跟我也不好啊。再说了，她怕摔下来，我就不怕吗？我这样想着，就睡不下去了。
我跟王大桂说：“我睡不习惯，要不我们再换过来吧。”王大桂不高兴地噘着嘴跟我换过来了。
这以后，王大桂看到我就不高兴了。她经常理直气壮地恨恨地说话给我听：“唉，从上铺摔下来，谁心疼啊！”一直对她非常关切的秋颖也跟她同仇敌忾地恨恨地。我就纳闷了，王大桂为什么盯上我了？她不是很排斥我吗？为什么有了坏事就想到我了？还有，秋颖不是对王大桂极为关心吗？她不是睡在下铺吗？她为什么不跟王大桂换她的下铺呢。王大桂怎么不跟她换呢？她不跟王大桂换，王大桂怎么就不恨她呢？我不跟王大桂换下铺，宿舍里其他人是不是都很恨我呢？
田青在跟她爸爸打电话，田青是浙江人，个子小小的，讲话咿里哇啦的，像是说日语。“你在跟你爸爸打电话吗？”我问田青。田青点点头，笑着朝我看了看。
我说：“叔叔好吗？自从送你上大学走了以后，就再也没见过叔叔了。”
田青拿着电话笑着说：“我爸爸说，你以后有机会去我家玩。”
我说：“好啊好啊，我还蛮喜欢你家叔叔的。”
田青打完电话，从她的箱子里拿出来一袋茶叶。那是巴掌大的透明包装袋，看起来毫不起眼儿。
“喝茶吧？”她问我。
“不喝！不喝！不爱喝茶！”我说。
“我这是龙井。我们自家炒的。”她说。
“啊？是龙井啊，喝喝喝！”我说，“我还从来没喝过龙井呢。”
“我带了很多，你们一人一袋。”田青说。
吃饭的时候，田青说：“大省，我打的菜太多了，吃不完，分一点给你吧。”
“好啊，谢谢！你还够吗？”我说。
“够了，我吃不完。”她说。她端着饭盒走到我跟前，把她碗里的菜拨给我一点。
“素鸡烧肉啊。”我说。
“嗯，够了吧？”她问我。
“够了！够了！别不够你吃的了。”我说。
吃完饭，我背上一个蓝色的“李宁”牌的小背包，准备去图书馆了。
田青说：“大省又背着炸药包去图书馆了。”
黄芳说：“等等我，我也去！你急着去投胎啊！”
我笑着说：“你不说，我又不知道你也要去。”
田青说：“你还别说，大省背着这个背包还蛮好看的。”
我笑着说：“不是你给我的嘛。多好看的背包啊，谁让你不要呀。”
田青说：“我和你们一起出去吧。下雪了，我出去拍几张照片。”
外面下了厚厚的一层雪，我们背着书包在雪地上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田青拿着相机在前头“咔嚓咔嚓”地拍照。黄芳也让她给她拍照。
“来！大省！我给你拍几张！”田青喊我说。
我在雪地里站住，等着她给我拍照。我那时候皮肤白白的，顶着一头黄黄的一点都不直溜儿的头发，头天晚上偷偷地哭过，眼皮肿了，双眼皮变成了单眼皮。
田青举起照相机给我照相的时候，我眯缝着眼睛，冲着田青的镜头木木地笑着。
田青说：“你看大省的鼻子上，万绿丛中一点红。你又挤痘痘了吧？”
黄芳说：“大省的脸，跟地球表面似的。”
我笑着说：“你形容地太好了！哈哈哈哈！”
田青说：“大省，你眼睛怎么肿了啊？”
我说：“我没给王大桂换床，王大桂恨我，老是对我指桑骂槐的。我觉得你们也跟着恨我吧。”
田青说：“大桂太以自我为中心了。”
黄芳说：“就不跟她换！为什么要跟她换？”
我们正说着，身后头，五六个十来岁的小男孩儿走过来了。他们手里拿着雪球。
“嘿！我要打她们！”一个小男孩儿说。他拿着雪球冲我们过来了。
“赶紧跑！”我说。
“不用跑！不用跑！”田青说。
“赶紧跑！他们人多！”我跟黄芳背着书包哐啷哐啷地都跑了。就剩下田青走在后头。我跑了几步，停下来，倒着走着，看落在后头的田青。
“砰砰砰！”一个个雪球打在她身上。
“不要打了！不要打了！”田青躲着那几个雪球说。那几个小男孩儿朝田青扔了几个雪球也跑了。
“跟他们讲道理没有用！你得跑！”我说。
一个下午，我听隔壁宿舍的人说，赵娇没有棉衣穿，冻哭了。我不太相信这是真的。我到了隔壁宿舍，推门儿一看，赵娇正盘腿儿坐在她的床上低头饮泣呢。她的床是进门儿第二个，正对着门口儿。此刻，赵娇正坐在她的床头儿，抱着腿儿，眼圈儿红红，眼泪汪汪，抽抽搭搭地。说实话，我不太相信这个时候还会被冻着。没有好的没有孬的吗。我跟她说：“赵娇，我有一件厚厚的红大衣，郭老师给我的，给你穿吧。”赵娇点头同意了。我就把我那件红大衣拿给她。
放寒假的时候，我们的班主任小郭老师请我们几个不回家的内地生去她宿舍吃火锅。我到了班主任的宿舍的时候，电饭锅里的水已经煮开了。周婕、赵娇、阿甘都在那儿等着了。
班主任的宿舍里，好几个凳子椅子摆了一地。电饭锅和一盆子吃火锅的食材就放在那几个椅子、凳子上。我们几个围坐在一起。
“小郭把钥匙和伙食费交给我，让我看着买。我就跟赵娇看着买了。”周婕说。
“那你们就自己买了啊？你也不跟我们撒尿（商量）！”阿甘操着一口四川口音说。
“撒尿？”我疑惑地说。
“商量！”阿甘笑着说。
赵娇说：“阿甘真是得了便宜还卖乖。你自己不去，还怪我们不跟你商量。”
周婕说：“阿甘，你的普通话好菜哦，人家宋大省都听不懂。”
阿甘笑着说：“那我的普通话也比她的好。宋大省到现在还说家乡话呢。”
周婕说：“人家宋大省的普通话还得了个二甲呢，你好像只得了二乙吧。”
阿甘笑着说：“要那么好干嘛？我又不是主持人。我要是做主持人，我就考个一甲。至少也得是一乙。”
周婕说：“鸡还要煮一会儿。我来下锅，把容易熟的煮上。待会儿我们就可以吃了。”
“撒尿牛丸是我要买的，我要吃撒尿牛丸！”赵娇说着去撕那包撒尿牛丸。
“我喜欢吃蟹棒！撒尿牛丸我也喜欢！”阿甘用勺子搅着锅里的食物说。
他们都忙活起来了，就我坐着不动，本来，我看着人手也够用的。说实话，我觉得他们的见识都比我多，现代化生活能力都比我强。面对这些新鲜的事物，我还真的有些拘谨和不知所措。我就坐着，等着吃了。
锅里的开水又冒起了水花。
赵娇说：“可以吃了吗？”
“可以了。”周婕说，“鸡还要等一会儿。我们先吃其他的。反正够吃的。慢慢吃，不着急。”
我们几个看着电饭锅，开始捞菜吃。
周婕边吃边招呼我们说：“我们买了很多菜，你们要多吃一点哦。”
“吃火锅就是要吃胀！”阿甘端着他的碗说。
周婕说：“小郭对我们还蛮好的。还请我们吃火锅。”
“小郭真搞笑，她让我们在她宿舍吃火锅，她自己带上行李回老家了。”阿甘说。
我说：“我们是过年不回家。像他们回家的就享受不到这个待遇了。”
赵娇说：“哎呀！小郭是班主任嘛。像我们这样的穷学生，班主任给点温暖，对吧？很正常啦！”
周婕说：“我们慢慢吃。反正钥匙在我这儿，我们吃完打扫好卫生，给她把门锁好就行了。”
我们吃地开开心心地，吃完了，就坐在老师的床沿儿上说话。
“噢，对了，大省，我这里有你一封信！”周婕跟我说。
我一看信封，看那稻草棒子似的字体，是我弟弟写的，心里立马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我躲在周婕背后，拆开信一看。
“姐，你还好吧。家里有急事，急需用钱，你那有钱吗，赶紧寄点过来，再迟就晚了！”
我的脑袋“嗡”地一下，脸色一下子变地煞白，坐在那里，半天不吭声儿。但是我知道家丑不可外扬，我也没有声张。我是实在没有想到，我弟弟搞钱能搞到我头上。
我很害怕，觉得天空有些昏暗。我弟弟怎么变成这样了。
我那时候还没有手机，我就去学校小超市里的电话亭里跟我妈妈打电话。那时的电话亭是一个个小小的格子间，在里头说话也不怕被人听见。
我问我妈妈：“妈妈，咱家最近还好吧？没什么事儿吧？”
我妈妈说：“咱家没什么事儿啊？你搁那儿还好吧？可好好地，跟同学搞好团结。”
我说：“我这里还好。俺班主任老师请俺这些不回家的内地生吃火锅的。”
我妈妈说：“噢，恁这是遇到好老师了，可得好好谢谢恁老师哈。”
我说：“知道了，妈。鸿雁写信问我要钱，他说咱家有事儿，需要钱。让我快点儿给他寄钱，要是不赶紧给他寄钱，就晚了。”
我妈妈说：“你不要管他！各人有各人的生活费。他凭什么问你要钱的？他搁山东上学，学着吃喝、谈恋爱，天天跟我要钱。一个学期，他花了我四千块钱。他没脸打电话问我要钱了，就往立围子恁大姨家打电话，让恁大姨跟我说，让我给他寄钱。我哪有钱啊，我给他的钱都是借的。让他把我的骨髓拿去！敲不敲不！砸不砸不！卖了吧！看看能值几个钱！他这是没脸跟我要钱了！跑去讹你去了！你不要给他！鼻子臭不能割去哎。男孩儿是条根儿！没有儿，人家光骂‘绝户’！”我妈妈恨恨地说。
我的家庭是不堪的，我给我妈妈打完电话，像是被雷轰了一样。半天不说话。
寒假里，我们这些不回家的住到了一起。我每天吃完饭，还是背着书包出去，找个空教室自习。直到中午午睡的时候，才回到宿舍里。
一天中午，我背着书包回到宿舍。赵娇正在蹲在地上做饭，我从她身边路过的时候，不小心绊到了她的接线板，可能把她的电给绊断了。
“你看！”赵娇没好气地说。
“对不起！”我连忙道歉。又继续往前走着去拿东西。说实话，我心里没太当回事儿。碰了一下接线板而已嘛，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可是赵娇很生气。
“我刚插上的接线板，你就给我碰了，你就是个祸害！”她愤愤地说。我觉得她说话太冲，而且话里有话。当时，我跟我宿舍的人尤其是王大桂相处地并不和谐，也许在王大桂那里，我就是一个祸害吧。而赵娇跟王大桂很是要好。她们一起上网一起逛街，如漆似胶。
想到这儿，我就回了她一句：“你才是祸害！”
我的话音刚落，赵娇一下子跳起来，歇斯底里地吼叫着：“你是祸害！你是祸害！我要杀了你！”她说着，拿起一把长长的菜刀，就疯狂地朝我扑过来。说实话，我真的没想到也不知道赵娇为什么那么恨我。她手里拿着刀向我追过来，我不敢跟她拼命，我相信她的野蛮和狠辣，我拼不过她，我不跑，她不把我砍死，也会刺我好多刀。我撒腿就跑。
幸好我跑地快，我那时候是全班女子八百米跑步第一名，我还记得体育课上我的八百米成绩，3分24秒。赵娇是外八字，跑起步来比较笨拙，没我跑地快。她在背后疯了一样追着我喊：“宋——大——省——！”
“赵娇！赵娇！”我听着周婕在背后喊着。以我对周婕的了解，我知道她看到赵娇要杀我，她不会坐视不管的。
“宋——大——省——！”赵娇迈着她的外八字笨拙又疯狂地追到楼道里来了。
我飞奔着往楼下跑，跑下四楼，跑下三楼二楼，跑到了一楼。到了一楼，我看看赵娇没有追上来。她可能是被我甩地太远了，实在追不上了。只好怪叫着回去了。
我在楼下停顿了一下。怎么办？总不能不回去吧？我回到四楼，隔着长长的走廊，往我们宿舍那里探了探头。宿舍里静悄悄地，没什么动静了。可是我还是不敢回去。毕竟。赵娇那个女人，可是会动刀子的啊。
我跑到我们宿舍对面一个少数民族同学的宿舍里。我认识的两个漂亮的哈萨克族女生正好都在。
“咦！你怎么来了！”她们看着我，笑着跟我说。这两个哈萨克女生是我平时去洗手间洗漱的时候认识的。她们都很漂亮，都是肤白貌美，浓眉大眼儿，大波浪卷儿，浑身散发着准新妇似的成熟大姐姐的味道。
我跟她们说：“我跟我宿舍的女生吵架了。她拿刀子要捅我。我能在你们这儿躲躲吗？”
“可以呀。你来吧。你就藏到我的床上去。”那个哈萨克女孩爽快地说。她的床就是进门儿门后头第一个，在上铺。
“谢谢你了啊。”我爬上她的床，跟她说：“你帮我看着点儿哈。她要是来杀我，你帮我把她弄走哈。”
“行的。”哈萨克女孩儿说。她端着盆子出去了。
没多大会儿，她又回来了：“我刚去你们宿舍门口儿看了。没事儿，她不会来的。你放心吧。”
我说：“我还是不敢回去。我再在你们这儿躲一会儿吧。”
“行的。”那个哈萨克女孩说。
过了好半天，等赵娇的煞气烟消云散了，我才敢回宿舍。一切又平平静静的，赵娇在忙着她的锅碗瓢盆，也不再追杀我了。
周婕看我回来了，笑着说：“赵娇拿着刀追大省，可把大省吓坏了。”
周婕跟赵娇是一伙儿的，我跟周婕不经常一起玩。但在周婕的语气里，我还是听出了周婕对我的同情，听出了周婕对赵娇持刀追杀我的不可思议。对于赵娇持刀追杀我的这件事情，我也是不明所以。我在班里是比较边缘化的一个人，天天去图书馆，跟赵娇并无任何事务和口头上的交集，班里的是非我也从来不知道不参与。我跟她不仅没有什么龃龉，我还帮过她呢。我不是把大郭老师给我的那件红大衣拿给她穿吗？为什么赵娇那么恨我，要杀了我呢？
那天，要不是因为我跑地快，后果会怎样呢？
后来，每当忆及这件事，我都为我的及时躲闪而庆幸不已，为我的三分二十四秒的女子八百米成绩而骄傲不已。可是，等我再一次想起那天的情景，想起我，一个离家的小女孩子，被一个神经病持刀追砍四处奔逃的样子，我真想为我自己俯桌一恸！可怜我凄苦半生，怎么遇到了那么多的变太狂和神经病！
我因为长期离家，时间长了，也不怎么难过想家了。我在宿舍里跟同学们一起住着，说说笑笑，也很开心。我是自觉自己家庭不容易，想着好好学习，考研考回去，我把学习的事时刻牢记在心里。
“周婕，讲个故事给我们听吧。讲个韩国欧巴！”宿舍里的人说。
“好啊。”周婕说，“欧巴的故事讲地太多了。我今天要讲个鬼故事！哼哼哼哼！”
“行啊，我就爱听鬼故事！”
“我怕鬼！你先不要讲，等我出去你们再讲！”我说着，赶紧收拾书包准备出逃。
“大省怕鬼！哈哈哈哈！”她们笑着说。
我背上背包踏雪出去了。外头是冰天雪地，走在路上，脚底下“咯咯吱吱”地，让我心里很踏实。到处是堆起的雪，和不怕冷的绿色的树。
我去化学楼看书，一群少数民族的同学还有几个汉族同学也去。她们有的在另一个空教室自习，有的跟我一个教室自习。有的比较开朗、又会说汉语的少数民族同学很快跟我熟悉了起来。
“这两个字念什么？”一个少数民族的女生指着书上的两个字问我。
“列宁！”我说。
“哦。李爷佞！李爷佞！”她说。
“你们背这个干什么？”我问她。
“我们要考‘HSK’，就是‘汉语水平考试’。”她说。
“哦，原来你们都在学汉语。”我说。
“对。就像你们过英语四级一样，我们考了‘HSK’，能更好找工作。”她说。
我问她：“你是什么族？”
“柯族。”她说。
“就是柯尔克孜族吗？”
“是的。”她说，“塔西老师也是柯族。”她剪着短短的头发，单眼皮，打扮地像个男孩子，讲话还很斯文。
我说：“哦，我知道塔西老师，就是那个，五十来岁，个子高高的，壮壮的，像个厚道的大叔。”
“是的。”她点头说，“我是纪检组的。”
我说：“哦，每天晚上，塔西老师都带着纪检组的人巡视。很辛苦的。”
“是的。”她说，“有的人还没有回宿舍，我们要催他们回去睡觉。有的情侣躲在树丛里，我们要把他们赶出去！”
“你的普通话蛮好的。”我说。
“我喜欢跟你们汉族同学说话，这样可以提高我的汉语水平。”她指着自己说。
又一个少数民族的女同学捧着书过来了，她浓眉大眼，黑红黑红的脸，身材高大，气质粗犷憨厚。
“她像个男版的塔西老师！”我笑着说。那个被我叫做塔西老师的女孩子听了我的话也笑了。
“嘿！小姑娘！说我像男的！”她做着鬼脸儿朝我吼叫着说。她的嗓门儿很大。她这一嗓子下去，让人觉着她更像个男的了。我大笑着看着她。
“我要考‘HSK’，陪我聊天儿吧。”她说。
“好啊！”我说。
“狼爱上羊呀，爱的疯狂！”她高歌道，“我唱地对吗？”
“对呀，很好啊！”我哈哈大笑道。
她继续唱：“波斯猫眯着它的双眼，波斯猫踮着它的脚尖，波斯猫守着它的爱恋，一转眼却又看不见。”
她边唱，我边笑。笑得脸红红的。这个少数民族女孩太像个男孩子了，说实话，要是她是个男孩子，我真的会喜欢上她。我太喜欢这种粗犷的风格了。
“自你走后心憔悴，白色油桐风中纷飞。落花似人有情。这个季节，河畔的风放肆拼命的吹，不断拨弄离人的眼泪。”她又唱，“我唱的对吗？”
“对！很好！”我说。
“当记忆的线缠绕过往支离破碎是慌乱占据了心扉。有花儿伴着蝴蝶，孤燕可以双飞，夜深人静独徘徊。当幸福恋人寄来红色分享喜悦，闭上双眼难过头也不敢回。仍然捡尽寒枝不肯安歇微带着后悔，寂寞沙洲我该思念谁。”她继续唱。
“你唱地太棒了！你唱地比我那些同学唱地都好！”我说。
“我唱地好吗？那我继续唱！”她说。她仿佛有唱不完的歌儿，有说不完的话，她仿佛有无限的能量。
我说：“我也得看会儿书了。我还得背单词呢。”
“不行！陪我说话！”她说。
“我真的要看书了。”我说。我低着头看书，不再理她。
“不行，陪我说话！”她说。
她靠近我，放开嗓门儿，冲着我唱：“狼爱上羊呀，爱的疯狂！”
她是故意唱歌来打断我呢。我真是又气又好笑。我想躲开她了。好在，她不像我那么有毅力。大多数时间，教室里都是我自己。
是的，大多数时候，空荡荡的教室里是我自己。我喜欢清静。我看看书，背背单词，看着窗外的小松树上，一只不怕冷的小鸟自在地来去。它落在枝头上，蹬落了树上的雪，雪簌簌地往下落。这样看着它，我的心里一点都不寂寞。我的书包里还装着一本借来的《天下粮仓》。我看书看够了，就把这本《天下粮仓》翻开来看看。有时候，我自己也在纸上写写画画，试着填词。吃过午饭，一楼门卫师傅的小电视里正在放电视剧《京华烟云》，我也跑进去蹭着看一会儿，然后再上楼去看书。晚饭后也去看上几个小时的书。那时候只知道时间金贵，不能浪费，也不知道害怕。
寒假里，我最开心的是盼着过年，每逢年三十晚上，学校都会请我们这些留守学生吃年夜饭。我早早地就开始翘首以盼了。年夜饭安排在食堂，旁边是开水房。我借着去打开水的时间瞧着，看看什么时候开始。终于，组织年夜饭的塔西老师开始发请帖了。我赶紧去领上几张。然后开心地等着晚上六点的年夜饭。请帖就是一个比饭票大不了多少的粉色的小纸片。上面写着：学校拟于2006年2月17日8点，请没有回家过年的同学吃年夜饭，请届时光临。
我当然会光临了。那是我第一次有机会吃大餐。我很早就去了。二楼餐厅里可以说是灯火辉煌，张灯结彩。食堂里头的叔叔阿姨都在忙碌着。塔西老师也在热情地招呼着大家。我去了就找个位子坐下。桌上，早就放满了糖果，干果，瓜子，花生，随便吃。我跟同学们一起吃着，特别开心。等大家都到了，欢聚一堂，塔西老师简单地一个开场白，大家就开始吃了。各种冷菜、热菜，源源不断地端上桌。这都是我平时吃不到的。不回家，在学校里过年，真是又省车费，又能吃顿好吃的。我觉得好开心啊。吃完了，给家里打个电话。心满意足地回宿舍了。我也没有什么娱乐，又继续看书去了。
2.田青、郑茂
田青爱画画，她自己买的画画的纸笔和颜料，在纸上画，在宿舍墙壁上画。
她睡在我斜对面的上铺，有一次，她站在她的床上，在她床头雪白的墙壁上挥毫作画。那副画画地很大很抽象：一个蓝色的人长着红红的嘴，像个鬼。这幅可怕的巨幅画作就在她的床上展示着，我看了很是害怕。幸而不久以后，宿管查宿的时候看见了，勒令她擦掉，她只好辛苦地擦掉，我则是暗自叫好。
田青也爱看书。她去图书馆都是为了借书。
一次，我走在前头，她走在后头，手里捧着她的好几本书。
我转过头来问她：“田青，你都借的什么书啊？”
她说：“有叔本华的，也有卡夫卡的。”
我说：“这些书我都没看过，也不感兴趣。我只看自己的书，没时间看其他的书。”
田青说：“我也忙啊，我经常跑邮局，我的一首诗又在《星星》诗刊上发表了。”
我说：“真的啊。给我看看。”
我们跑到一个自习室里，田青把她写的诗拿给我看，我边看边赞叹。
我说：“田青，你的诗写地真好，有很多新词、新事物，清新而抽象。你诗里的意味儿，我都能心神领会。但是具体地说，又说不出来。这就叫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田青说：“我写的诗，也就给你看看。他们都不懂。你这么会欣赏，也一定会写。你怎么不写啊？”
我说：“我对写诗不太感兴趣，我想考研。非要写诗，我也可以写一点点，但是我看的书不多，尤其是你看的那些书，我都没看过。”
田青说：“人家都知道你英语好，不知道你文学也好。”
我说：“他们知不知道无所谓了，我现在完全收敛了自己的兴趣，以学业为主了。除了你，没有谁知道我还有点文笔。”
田青说：“那你就写写吧，让我也看看你写的诗。”
我说：“我不想写了。我觉得卖弄文笔没多大意思。我要好好完成学业，找个好工作。我跟你不一样。我的家庭条件太差了，我虽然有一点文学功底，但是，我读过的书、见过的世面，跟人家家境好文笔又好的同龄人相比，我只是井底之蛙。”
田青说：“我不急着找工作，我家条件还行吧。”
我说：“所以，你可以做个真正的文艺爱好者，我就不行。”
田青说：“我就喜欢画画。我还认识一个上海的画家呢！他给我写信，还给我寄了他的书和照片。你看！这就是他的书，里头有他的照片。”
我接过那本书，翻开几页，就看到了那个画家的照片。那个男人有四十岁左右吧，长得还算板正，抱着手，站着拍了一张照片，放在他自己的书的封面的里头。
田青问我说：“帅吧？”
我说：“他长得还行吧。我怎么觉得他自我感觉良好呢。他不就是一个中年大叔嘛。”
田青说：“我们见过面了。他一点都不显老。”
我说：“我对这个人不感兴趣，我也没有钱去上海。”
田青笑着说：“你不懂他！”
有一天，田青给我看她写的诗，我看了看，是写给阿里的：“阿里，闭目的冥王……”
我说：“阿里是谁？他是死了吗？”
田青说：“阿里是我跟画家的孩子。我把他做掉了。”
我大吃一惊。我说：“怎么回事？”
田青说：“我去上海的时候，他给我订的酒店，当天晚上，我们就在一起了。”她说地很轻松，一点也不像我那么紧张害怕。
她说：“我们都不想很快结束，就慢慢地进行。”
我说：“那后来，你就怀孕了吗？”
她说：“我回来以后不来大姨妈，我测了一下，发现怀孕了。”
我的心都要紧张到嗓子眼儿了。
我说：“天呐！你是怎么去流产的，谁陪你去的？这件事，可不能被人说出去啊。”
她说：“我让秋颖陪我去的。”
我说：“噢。”我心里其实有点觉得对不起田青，因为在她最需要照顾的时候，我一点儿都不知道。她居然没有找黄芳，也许她觉得秋颖更老实更会保守秘密吧。
我说：“唉，我一点都不知道。”
她说：“你天天忙着学习，你哪里知道？”
我说：“你身体没事儿吧，听说，流产以后也要坐月子呢，不能劳累不能碰凉水的。”
她说：“我那阵子洗床单都让秋颖帮我，你是忙着学习，没有注意。”
我既害怕，又心疼她。我说：“你妈妈知道吗？她怎么说的？”
她说：“我告诉我妈妈了，她让我好好休息，注意身体。”
我说：“她没有责怪你啊？”
她说：“没有啊。在我们那边，婚前性行为很正常啊。”
我又问：“那个画家呢？他是怎么说的？”
她说：“他让我好好休息。他还给我寄了他的画。”
我说：“去他娘的吧！这个时候不给你寄点钱，买点营养品补补身体，还给你寄什么狗屁画，我才不要看！”
我又问她：“你们现在怎么样？你们的关系怎么说的？他对你没有什么交代吗？”
她说：“没怎么样啊。他有过女朋友，她叫梅，他很爱他。他心里还有她。”
我说：“这个女的，我在你的诗里看到过，你很羡慕她，羡慕他们可以天天在一起。”
而田青，她拥有的，可能只是画家赏光的那一次吧。就那仅有的一次还伤了她的身体。
我心里很心疼田青，很替她不值。在我看来，那个上海的男人是什么狗屁画家，他就是个骗子。他仗着自己有个兴趣爱好，到处招摇撞骗，骗了田青这样纯良的无知少女，还抠门铁公鸡一个，毫不负责。可是田青不以为然，她好像还很珍惜这次经历。我也就不再说什么了。我还是每天背着书包去图书馆。
男生中爱去图书馆的是郑茂。他个子高高的瘦瘦的，脸蛋也是修长的白白的。听说，他家庭条件很好，家里开厂，又听说他身体不太好，所以才那么瘦。郑茂跟周婕是老乡，都是四川人。周婕经常叫他“郑少爷”。
周婕有什么好吃的，就嚷着说：“我要去给我老乡送去”。她也经常约着郑茂一起去吃饭。那时候，我只知道她们是老乡，不知道周婕其实是暗暗喜欢上了郑茂。我那时候还是像高中的时候一样，不怎么跟男生说话，看见男生就躲。郑茂爱看书，常去图书馆，我们虽然不怎么说话，但是因为同样爱看书爱学习，故而彼此都有点惺惺相惜。正因为这样，我见了郑茂才越发躲着，越发不怎么跟他说话。
有一次，我背着书包去空教室里自习，推门一看，教室里只有郑茂一个人。我赶紧背着书包离开，剩下郑茂在后头扒着门儿喊：“你还要去哪里？”我没有回答他。我心里有些紧张。我背着田青给我的那个蓝色的背包，一溜烟儿躲到了厕所里。那时候是夏天，我上完厕所，开始拔腋毛。夏天的腋毛特别好拔，我拔起来毫不手软，“嘶嘶嘶”，跟拔地上的节节草一样。
我边拔腋毛边慌乱地想，众所周知，我家境贫寒，我自问自己，想要开展一场恋爱，我还没有足够的条件。况且，我也不知道爱情为何物，该怎么去谈恋爱。再说了，我对恋爱也没有那么迫切。我的身体还没有那么成熟，我的灵魂也不需要谁来救赎。我拔完腋毛，思考完毕，就匆忙地走开了。
但是，那阵子，我们班的李远经常跟我开玩笑。郑茂在旁边的时候，李远就冷不丁地走到我跟前，郑重其事地大叫一声：“大省！”我知道李远在跟我开玩笑，同时又一头雾水，莫名其妙。只见郑茂追着李远打他，黑黑的李远也看着我们露出大白牙，笑得跟个猴子似的。
有一回，班里要选举班干部。唱票的时候，主持人连着喊了几句：“大省、郑茂”，“大省、郑茂”。我跟郑茂都是不问世事的人，肯定是有人恶作剧，故意把我们的名字给写到了一起。
我那时候是全班闻名的爱学习，是刻苦学习的穷人家的孩子。我沉迷学习，偶尔想想郑茂，让自己无知单纯的头脑，被那些自己都说不清的青春的苦恼缠绕一会儿。但是我很快就会清醒过来，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我想考研，我要回去。
有一回，我又去图书馆。郑茂看见我，问我说：“我带的涪陵榨菜，你吃了吗？”
我说：“我不知道，我没见到啊。”
他有些狐疑地说：“我让周婕分给你们宿舍的人，你没吃吗？”
我说：“没有，从来没见过。”
郑茂很是疑惑：“咦，怎么回事？”
我说：“没有就没有吧。我本来就比不上他们。他们不都这样说我嘛。我只知道看书，没什么能力。”
郑茂说：“能力，到社会上可以锻炼。狮（思）想才是与生俱来、无可代替。”
我说：“我也没什么思想。他们都说我浅薄。”
郑茂笑着说：“你每天都充满了活力。我们才学的那个单词，energetic，不就是说你吗？”
我说：“反正不管我事，我也不好多问，也就是一包榨菜而已。”说完，我就自己走开了。
周婕不太喜欢我，我知道。所以，她不把郑茂带的榨菜给我吃，无论出于什么原因，都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何况，我也经常不在宿舍，人家分而食之的时候，我不在。或者，人家专门挑我不在的时候分而食之，都是可能的。何况，一包榨菜而已，即使是郑茂带的，我也不觉得有什么好感动的。
3.大三师姐
大二一开始，重新分宿舍了。我搬到了新的宿舍里。
“这里有人吗？”我问站在我对面的一个师姐。
“没有！”她说。
我说：“那我就住这儿吧。我原来就住在这儿。”
“你是大二的？”我对面的师姐笑着问我说。她单眼皮儿，瓜子脸儿，不太白皙的红黄的脸蛋儿上亮晶晶的。她扎着马尾辫，穿着蓝色的牛仔裤，黑色的小皮鞋，说起话来稳稳重重，整个人看起来干干净净。
“是的，师姐。我叫宋大省，你叫什么啊？”
“我叫依依。她叫婷婷。”她笑着指着另一个女孩子说。那个女孩子白皮肤，双眼皮儿，鹅蛋形的脸蛋儿，又漂亮又有个性。
“我还跟林帅一起去接过你呢。”婷婷师姐皱着眉头挑起嗓门儿说。
“啊？我想起来了。”我说。
依依师姐笑着说：“真巧。我们居然住到一起了。”
我说：“我们班的都搬到六号楼了。那里是六人间，一学期六百块钱。这里八人间，只要二百块钱。”
依依师姐说：“我跟婷婷还有俏俏，我们三个玩的好。我们就住到一起了。”
旁边的一个女孩子冲我笑了笑。她就是俏俏师姐了。俏俏师姐个子最高，眼睛最大，笑起来更真诚更灿烂。她长着一张瓜子脸，牙齿和嘴巴像个小兔子的牙齿和嘴巴一样，使她的脸看起来更加乖巧可人。
我说：“你们都好漂亮啊，好会打扮啊。你们的头发颜色真好看，在哪里染的啊？”
依依师姐笑笑说：“我们三个在宿舍里，用海娜粉儿掺了鸡蛋清，自己染的。酒红色。”
正说着，一个黑黑壮壮剪着短头发的小师妹拎着东西进来了。
“哈喽！大家好！我叫甜甜！”小师妹笑容灿烂地说。
“你们大一的还有两个吧？”依依师姐问她。
“还有蕾蕾。”甜甜笑着说。
我说：“你真是名副其实啊。叫甜甜，笑地也甜。”
甜甜小师妹露出一口白白的牙齿，笑地更加灿烂地说：“哪里！哪里！您过奖了！”
一个下午，我们同宿舍的八个人约好了去学校大门口儿拍照。那儿的草坪上，有一棵粉色的蔷薇花。我们八个人梳洗打扮好，收拾地漂漂亮亮的走着去了。我们有说有笑地往前走着，到了学校大门口儿，远远地，我看到院墙下那棵盛放的蔷薇花了。此时，两个农民工骑着自行车朝学校大门口儿赶去。其中的一个工人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扑通”一声，从正骑着的自行车上摔了下来，摔在学校大门口儿平平的水泥地上。这可真是件怪事儿，好好的四平八稳的水泥地，他居然自己摔下来了。
这三个大三的师姐虽然没有多富裕，但是打扮地成熟得体。偶尔，她们也踩着高跟鞋，“咯噔咯噔”地，跟我一起去图书馆。她们也站在图书馆里，捧起一本书，煞有介事的看。但是，锃亮的高跟鞋儿，酒红色的波浪卷儿，牛仔裤勒着的长腿细腰，使她们去图书馆更像是一场走秀。她们这样肤白貌美大长腿的美人自然不会长期安心学习的。她们除了穿着高跟鞋“咯噔咯噔”地去上课，其余很多的时间，她们的心思并不在学习上。
俏俏师姐经常去她婆婆家，有时候也说说她婆婆的坏话。
“赵明诚的妈，可懒了。她去地里干活儿，老让我在家里做饭！”俏俏师姐坐下铺的床上跟她们抱怨说。
“那你还屁颠屁颠地往他家里跑？”依依师姐问她。
“幸好马宝伟没有妈了。我可不愿意做饭。”婷婷师姐说。
电话响了。
“肯定是赵明诚来电话了。”依依师姐说。
俏俏师姐接过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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