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园澹泊宁静殿内,地龙烧得暖融,驱散了腊月最后的寒气。雍正裹着一件玄色狐裘大氅,刚从紫禁城过来,眉宇间带着几分长途颠簸的疲惫,但那双眼睛却亮得灼人,仿佛有什么重要的事在胸中翻腾,亟待倾吐。他挥退了殿内侍候的太监宫女,只留下苏培盛在门外守着。
我正就着窗外的天光,翻阅陈宏谋呈报的、关于拟以“李法度”事迹为案例编纂蒙学德育读本的条陈,见雍正这般神色进来,心知必有要事,便放下了手中的纸张。
“皇上今日下朝便匆匆赶来园子,可是朝中有大事?” 我起身相迎,示意剪秋奉上参茶。
雍正接过茶盏,却并未就饮,只是捧在手中暖着,目光在殿内巡梭一圈,最后落在我脸上,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决断后的沉静:“今日朝会,朕与张廷玉、鄂尔泰、还有军机处几个大臣,议定了一件事。准备派遣一支使团,出使泰西。”
出使泰西?英国?法国?我心中微微一震。虽然自汤若望、南怀仁时代起,便不乏西洋传教士、学者乃至工匠往来,康熙朝亦有图理琛等人出使土尔扈特,但由朝廷正式组织使团,远赴万里之外的英、法这两个欧罗巴强国,这在大清开国以来,尚属首次。雍正这步子,迈得比我预想的还要大,还要果决。
“出使英法?” 我稳住心神,探寻地看着他,“皇上可是…… 有了新的想法?是因着牛顿、汤执中诸位先生?还是…… 海关、军械之事?”
雍正将茶盏放在炕几上,踱步至窗前,望着窗外覆雪的庭院,声音仿佛也浸染了冬日的清冽:“皆有之。牛顿、麦克劳林他们带来的学问,令人耳目一新,其所造之船炮,更是眼见为实。年羹尧的震撼,朕感同身受。然则,请先生来教,买舰船来用,终究是管中窥豹,只见一斑。他们如何治国,如何理政,如何编练新军,如何经营海贸,乃至……百姓如何生活,市井如何运作,其长处究竟在何处,弊病又在哪里…… 这些,光靠几位先生口述,靠几本译著,靠买来的器物,是看不全,也学不透的。”
他转过身,目光锐利如刀:“有些事,必须我们自己去看,去听,去问,去亲身体察,方能知其所以然,方能判断,何者可为我用,何者需加改良,何者断不可取。闭门造车,出门岂能合辙?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此乃至理。如今海疆不靖,强敌环伺,若再固步自封,只恐……重蹈前明倭患之覆辙,甚或更有过之。这使团,非派不可。”
我深深吸了口气,雍正的忧虑与决心,我完全理解。庆阳县的案子、天津海关的漏洞、乃至“李法度”所揭示的基层执法困境,都表明这个帝国内部问题重重。而外部的挑战,随着英国舰队的到来,已然从模糊的威胁变成了清晰的压力。主动走出去,睁眼看世界,确是必要之举,尽管其中风险与未知同样巨大。
“皇上思虑深远。这使团,肩负的不仅仅是礼仪往来,更是探路、求学、乃至为未来绸缪的重任。人选、行程、使命,皆需仔细斟酌。”我缓缓道。
雍正点了点头,走回炕边坐下,语气却忽然一转,提到了一个似乎不相干的话题:“对了,朕今日听麦克劳林先生提起,英吉利伦敦,有个叫做‘苏格兰场’的衙门。并非寻常官署,而是专司都城治安、缉捕盗贼、调解纠纷的机构,其人员称为‘警察’。朕听着,倒想起了你与陈宏谋提到的那个顺天府的衙役,外号‘李死板’的。”
“李法度?” 我心中一动,没想到雍正也关注到了这个微末吏员。
“嗯,李法度。” 雍正从善如流地改了口,脸上露出一丝复杂的感慨,“他的事迹,陈宏谋报与朕知晓了。两个梨,一只鸡,一壶酒,街坊求情,上司暗示…… 这般情境下,能守住法度,不易。朕既感其恪尽职守,亦深觉可悲。可悲之处在于,我大清万千州县,似这等需要一个衙役独自面对人情压力、坚守底线的小事,每日不知凡几。而能如他这般 ‘死板’到底的,又有几人?更多的,怕是在一次次‘通融’、‘抬抬手’中,将法度的威严,消磨殆尽。”
他的声音沉了下去,带着一种洞察历史循环的沉重:“历朝历代,法度崩坏,吏治腐败,往往并非起始于朝堂之上的惊天大案,而正是从这最基层的一次不专业、 一次‘小通融’、一次‘讲人情’开始。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基层不靖,则政令难通,民怨易积,国本动摇。这个‘李法度’,他守住的,不只是两个梨,更是基层治理那脆弱的、却又至关重要的第一道防线。”
我默然听着,雍正能从一个衙役的坚持,看到基层治理的全局性危机,这份敏锐,令人心折,也令人心忧。
“警察……苏格兰场……”雍正若有所思地重复着这两个音译词,手指无意识地在炕几上划动,“麦克劳林先生说,这‘警察’,并非我朝衙役、捕快这般,往往兼具征税、缉盗、调解、乃至杂役多种职能,权责不清,专业不精。其专司治安,有统一招募、训练、章程、服饰,乃至晋升体系。听着,倒有几分专才专任、权责明晰的意思。皇后觉得,这‘警察’二字,译得如何?”
我略一沉吟,试着理解这个新鲜词汇背后的制度设计,缓缓道:“警者,戒也,示也,有警示、 戒备、 明察之意。察者,详审,辨别。 ‘警察’合称,倒真是贴切—— 警示罪恶,明察是非,戒备不法。比之‘衙役’、‘捕快’,听起来更侧重其维护治安、执行法度的专业职能,少了几分衙门口听差跑腿的杂役色彩。这译名,起得好。只是不知,其具体运作,与我朝现行差役制度,究竟有何本质不同。”
雍正眼中闪过赞同之色:“皇后解得妙。‘警示罪恶,查明是非’,这八字,道尽了其职司核心。本质不同之处,或许就在于这‘专业’与‘专责’四字。我朝衙役,依附于州县官,事务繁杂,权责模糊,且多世袭、招募,缺乏系统训练与考核,良莠不齐,易为贪官污吏爪牙,亦易受地方豪强、人情网络裹挟。而这‘警察’制度,听其描述,似有独立于地方行政体系之外、垂直管理、专业训练的雏形。若真能如此,或可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地方官因一己之私滥用衙役,亦能提升基层治安效能,使‘李法度’那样的坚守,不再仅仅依赖个人操守,而有制度支撑。”
他越说思路越清晰,显然对此思索已久:“我朝历来有‘皇权不下县’之说,县以下靠乡绅、宗族自治。此制沿袭千年,有其节省行政成本、适应乡土社会之利。然其弊亦显——易形成土绅豪强把持,皇权与律法在基层穿透力不足,天高皇帝远,许多政令、法度,到了乡里,便走了样,变了味。历代衰亡,往往始于基层失控,民不聊生,匪患丛生。这‘皇权不下县’,到了如今这局面,恐怕……得改改了。”
我心头一震。“皇权不下县”是维系这个庞大帝国低成本运行千年的重要基石,雍正竟已开始思考改变它?这无疑触动的是最根本的统治结构。
“皇上,此事牵一发而动全身。”我谨慎道,“若要皇权下县,则需增设大量官吏,行政成本剧增,且如何与现有乡绅宗族权力协调?若处置不当,非但不能改善治理,反可能激起地方剧烈反弹,或造成官吏横行乡里,滋扰百姓。秦朝厉行郡县,法网严密,直达乡里,然其严苛细密,令百姓窒息,终至二世而亡。前车之鉴,不可不察。”
雍正颔首,神色凝重:“皇后所虑极是。这正是最难之处。既要加强对基层的监管与控制,使朝廷政令、国家法度能畅通无阻,直达乡野;又不能过度干预,管得太死、太细,重蹈秦法覆辙,使百姓不胜其扰,官民对立。这个度,极难把握。”
他顿了顿,目光再次聚焦于“警察”这个概念:“而这‘警察’制度,或许能提供一个新的思路。它不同于增设完整的行政官僚体系,而是侧重于治安、法度执行这一相对单一、却又至关重要的职能。皇权通过专业化的‘警察’系统下探至县以下,乃至重要市镇,专司维护秩序、执行律法、预防犯罪。如此,既可在一定程度上打破地方豪强、胥吏对基层法度的垄断与扭曲,保障朝廷政令畅通,又不至于全面接管基层所有事务,避免过度干预民间自治与经济生活。这‘警察’,可视为皇权在基层的‘触角’与‘利齿’,专司啃噬不法,护卫秩序,而非包办一切。你觉得,此议如何?”
我仔细咀嚼着雍正的话。将“警察”视为皇权在基层的“专业触角”和“法度利齿”,而非全面接管行政,这个思路确有新颖之处。它试图在“皇权不下县”导致的基层失控,与“皇权全面下县”可能带来的秦式苛政之间,寻找一条中间道路——通过专业化、职能相对单一的治安力量,强化国家对基层社会秩序和基本法度的控制力,而不必然颠覆原有的乡土自治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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