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心殿西暖阁，檀香幽微。炭火将室内烘得暖意融融，却驱不散雍正眉宇间那因连日思虑吏治根本而凝结的沉郁。张廷玉奉召入内，这位历经康熙、雍正两朝、以谨慎缜密、老成谋国著称的首辅大学士，虽年事已高，步履依旧沉稳，目光清亮如昔。他深知若非极重大之事，皇上不会在此时单独召见，与皇后一同议事。
“衡臣，坐。”雍正示意赐座，开门见山，声音里带着探究与一丝不易察觉的迫切，“广州之弊，触目惊心。朕与皇后、图里琛深谈，皆以为地方官员，尤以知府、知县乃至督抚，权力过于集中，乃贪腐丛生、政令不行、冤狱难雪之症结。朕召你来，便是要听听，你对此事，有何看法？”
张廷玉闻言，并未立刻回答，而是缓缓捋了捋花白的胡须，眼中掠过一丝“终于等到皇上问及此事”的复杂神色，他起身，向雍正与我深施一礼，方才重新落座，声音平稳而清晰：
“皇上圣明，皇后娘娘明鉴。此问，实乃直指我朝乃至历代吏治一大痼疾之核心。老臣在中枢数十载，观地方奏报，察官员迁转，对此积弊，亦是忧心日久。皇上今日能洞见及此，实乃朝廷之幸，万民之福。”
他顿了顿，似乎在整理最要害的措辞：“皇上问老臣看法，老臣便斗胆，不先说知府、知县，单以封疆大吏之 首—— 总督为例，试为皇上、娘娘剖析一二。”
“总督？” 雍正身体微微前倾。
“正是。”张廷玉颔首，“一省总督，位高权重，常辖一省，甚或两省、三省，亦非罕见。其权责，照《大清会典》及惯例，可谓包罗万象。民政诸务，如钱粮、刑名、教化、河工，固为其分内；军政大事，因其掌有‘督标’亲军，对省内提督、总兵亦有节制、督察之权，故防务、练兵、乃至剿匪平乱，亦在其职责范围。看似权赫赫，威震一方。”
他话锋却陡然一转，语气变得凝重：“然，皇上，娘娘，您二位细想，问题便来了。这总督一人，日理万机，他既要与巡抚协调政务，需驾驭布政使、按察使、学政等司道大员，更要通过层层府、州、县，将政令推行至基层。此为民政一线。”
“同时，他又须管好麾下督标兵马，协调、监督省内提督、各镇总兵，关注边海防务，处置地方治安、匪患。此乃军政一线。两线并行，千头万绪。这岂非正是……图里琛大人所言， ‘眉毛胡子一把抓’？”
“正是‘样样都管’！”雍正接口道，眼中锐光闪动，显然想起了图里琛转述的甄远道之言。
“皇上明见。” 张廷玉继续深入，指出了更致命的问题，“然，老臣以为，其弊尚不止于‘样样不精’。更紧要者，在于人之精力，终有穷时。皇上试想，一位总督，若年富力强，才具超群，精力充沛，或可凭借过人之能，勉力兼顾军政民政，使辖区暂保无虞。然，此终非长久之策。”
他声音放缓，带着一种洞察世情的沧桑感：“倘若这位总督，年事已高，精力不济；或中途染病，体力衰退；甚或，其才干本就寻常，不过中人之资……那么，面对如此庞杂的军政事务，他将如何自处？其结果，往往是顾此失彼。精力用于处理繁杂民政，则军政督导必然松懈，营伍废弛，防务空虚；精力投入整顿军务，则民政诸事必多积压，讼狱拖延，钱粮混乱。此乃必然之势。”
张廷玉最后道出了最无奈、也最现实的推论，语气沉重：“是故，在许多时候，只要地方上不闹出惊天大风波，不起大规模的民变起义，不惹出震动朝野的兵变造反……那么，对于底层的些许贪墨陋规，乃至一两桩未必能上达天听的冤屈案件，总督大人很多时候，也只能是…… ‘眼不见为净’，或 ‘心有余而力不足’，选择暂时不管，或者交给下属去办。因为他实在是管不过来，也察不过来。这并非全然为其开脱，实是制度设计使然，权力过于集中与个人精力有限之间的矛盾所致。长此以往，基层蠹虫得以滋生，冤苦百姓申诉无门，亦在情理之中。”
一席话，抽丝剥茧，将“权力集中”的弊病从“能力不逮”推演至“必然失察”，再至“无奈放任”，逻辑清晰，令人信服，更令人脊背生寒。这已不是简单的官员个人品德或能力问题，而是制度性缺陷导致的系统性风险。
雍正听完，久久沉默，目光投向窗外铅灰色的天空，仿佛在消化这冰冷而真实的官场逻辑。半晌，他缓缓转过头，看向我，声音带着一种奇特的、混合了恍然与沉痛的情绪：
“皇后，张衡臣这番话，让朕…… 想起了庆阳。想起了王振邦。你说，那桩秦氏的冤案，会不会就是张衡臣所说的那种—— 只要事情不闹大，只要不扯出惊天动地的民变或造反，上头就很可能 ‘管不过来’，或者‘选择暂时不管’的典型案例？陕西巡抚、陕甘总督，他们的精力，是否也大多放在了河工、军务、钱粮大事上，对于庆阳这么个偏僻小县里，一个知县与地方豪绅勾结制造的冤狱，若非闹到不可收拾，他们真的有余力、有动力去深究细查吗？”
我迎着雍正探询而沉重的目光，缓缓点了点头，声音平静，却字字清晰，重述着那个令人心悸的“偶然”：
“皇上，臣妾以为，极有可能。庆阳县天高皇帝远，王振邦经营多年，与豪绅勾结，将上下可能的申诉渠道几乎全部堵死。秦氏蒙冤，其侍女纵然有心告状，在庆阳县内，她能告给谁？告到府里？知府与王振邦是否有牵连？即便没有，知府会为了一桩看似‘证据确凿’的通奸杀人案，去深入调查、得罪地方势力、乃至质疑同僚吗？更遑论告到省里。若无极其特殊、极其偶然的契机，此案注定石沉大海，秦氏唯有含冤而死的结局。”
我顿了顿，说出了那个关键中的关键：“而那个契机，便是赵侍卫。他恰好路过，恰好听闻，恰好心存义愤，更恰好知道我们车驾路线，指点那侍女于官道拦驾。这一连串的‘恰好’，缺一不可。皇上试想，若当日没有赵侍卫，或者赵侍卫未曾听闻，或听闻了却不愿多事，或不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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