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三点，城市的消化系统开始工作。
林涛坐在“远大集团”总部大厦四十七层的办公室里，面前的六块显示屏同时亮着。左边三块显示着实时舆情监测数据——关键词云图、情感倾向分析、传播热力图。中间两块是各大社交平台的后台操作界面，删除指令像流水线上的产品一样不断生成、执行、反馈。右边最大的一块屏幕，分割成十六个小窗口，每个窗口对应一个重点监控的社交媒体账号，包括几个粉丝百万的“独立调查记者”、两个大学社会学教授、一个曾经揭露过医疗黑幕的退休医生，以及——在右下角——沈默那个几乎不更新的摄影博客。
数据在跳动，像垂死者的心电图。
“金卫国自焚”事件在互联网上的生命周期，被精确地切割成四个阶段：爆发期（晚八点到十一点），平台删除速度赶不上用户上传速度，三十七条相关话题登上热搜，最高排名第三；控制期（十一点到凌晨一点），平台接到“上级通知”，开始大规模删帖，热搜全部撤下，关键词屏蔽；反扑期（凌晨一点到两点半），部分用户改用谐音、缩写、图片截屏等方式二次传播，出现“纺织厂往事”“凤凰计划考古”等衍生话题；绞杀期（凌晨两点半至今），删除范围扩大到评论区和私信，十七个带头传播的账号被封禁，三个自媒体工作室接到“喝茶”通知。
林涛的眼睛盯着屏幕，瞳孔里倒映着蓝色的荧光。他已经连续工作了七个小时，没喝一口水，没离开过椅子。西装外套搭在椅背上，白衬衫的领口解开两颗扣子，袖口挽到肘部。他的动作很稳，敲击键盘的节奏均匀得像钟摆，偶尔拿起旁边的功能饮料抿一口，眼神从始至终没有离开过屏幕。
这是他的战场。十年前，他刚跟着赵承德时，处理“麻烦”的方式还很原始——找几个混混，去当事人家里“聊聊”，砸点东西，打几拳，最多断条腿。后来时代变了，摄像头多了，网络发达了，粗暴的物理手段风险太高。赵承德送他去读了EMBA，学了公关、法律、信息技术。他学会了更高级的方法：用舆论对冲舆论，用谎言掩盖真相，用更大的喧嚣淹没不该被听见的声音。
就像现在。
内线电话响了。林涛按下免提，眼睛仍盯着屏幕。
“林总，市委宣传部的李处回话了。”助理的声音传来，“他说这事闹得有点大，省里都关注了。他的原话是：‘老赵这次玩脱了，得有个交代。’”
“什么交代？”
“他说……最好能有个‘责任人’。”助理小心翼翼地说，“比如，安保公司的负责人，或者集团内部管理疏漏的某个高管。总之，得有人出来背锅，事情才能平息。”
林涛的嘴角扯出一个冰冷的弧度。
背锅。这个词他太熟悉了。二十年前的“凤凰计划”，需要人背锅时，推出去的是两个临时聘用的拆迁队长。十五年前的“滨江地块围标案”，背锅的是集团一个财务副总监。八年前的“锦绣花园质量事故”，背锅的是承包工程的劳务公司老板。现在，轮到谁了？
“告诉他，责任人我们会找，明天之内给他答复。”林涛说，“另外，准备五十万现金，装进茶叶盒，明天一早送到李处夫人的茶庄。”
“明白。”
电话挂断。林涛切换屏幕，调出一份人员档案。光标在几个名字上游移：安保部部长刘志强，四十五岁，跟了赵承德十二年；行政总监王莉，三十八岁，赵承德一个远房表侄女；还有他自己，林涛，三十六岁，集团副总裁，实际上的二把手。
他的手指在触摸板上滑动，最终停在了“刘志强”这个名字上。
刘志强有个儿子，在国外读高中，每年花费八十万。刘志强自己去年查出了早期肺癌，手术很成功，但需要长期服用进口靶向药，一个月两万。刘志强在市中心还有套房子，贷款还剩三百万。
一个需要钱，有病，有家庭负担，而且跟了赵承德足够久、知道足够多秘密的人——完美的背锅材料。
林涛新建了一个文件夹，命名为“应急预案-刘”。他开始搜集材料：刘志强去年报销的单据中有几笔可疑的餐饮发票；安保部上半年的预算超支了百分之十五；三个月前，刘志强和一家新成立的安保公司老板吃过饭，那家公司正在竞标集团的下一个项目。
这些材料单看都没什么问题，但组合在一起，加上适当的“解读”，就能拼凑出一个故事：刘志强利用职务之便，与外部公司勾结，虚报预算，收受回扣。而在昨晚的慈善晚宴中，他故意放松安检，让“心怀不满”的金卫国混入现场，制造事端，目的是——什么目的？可以是报复赵承德去年没给他升职，可以是被商业对手收买，甚至可以是他个人精神出了问题。
真相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故事要看起来合理，要有人信，要能交差。
林涛保存文档，关闭。然后他打开另一个加密文件夹，里面是十几份扫描件。最上面一份的标题是：《关于“凤凰计划”拆迁补偿问题的内部调查报告，1998年12月》。
他的手指悬在触摸板上，没有立刻点开。
这份文件，他三年前就拿到了。当时赵承德让他整理集团历史档案，准备写一本“企业发展史”来美化形象。他在市档案馆的地下库里待了整整两个月，在堆积如山的发霉纸箱里，找到了这批本该被销毁的文件。
他记得那个下午。档案馆地下库没有窗户，只有惨白的日光灯，空气里弥漫着灰尘和纸张腐烂的气味。他打开一个标注着“1998-1999，行政废件”的纸箱，最上面是些无关紧要的会议纪要、报销单、通知。但往下翻，在箱底，用牛皮纸袋装着，封口处盖着“机密”字样的红章——已经褪色成粉红色——就是这批文件。
他坐在纸箱旁的水泥地上，一页页地翻看。那些泛黄的纸张上，记录着“凤凰计划”全部的真相：虚报的拆迁户数，伪造的签字文件，被压低的补偿标准，暴力拆迁的“安保费用”支出明细，以及——最致命的一页——三起“意外死亡”事件的内部调查报告。报告里清楚地写着：“经查，死者家属曾多次上访，对拆迁补偿方案不满。为确保项目顺利推进，建议采取必要措施。”
“必要措施”是什么，报告没写。但后面附着三份“自愿放弃追责声明书”，签名歪歪扭扭，按着红手印。声明书签署日期，都是在死者火化后的第二天。
林涛当时坐在那里，看着这些文件，感觉背脊发凉。他不是不知道赵承德发家的过程不干净，但亲眼看到这些白纸黑字的证据，看到那些被简化为数字和签名的生命，还是不一样。那是一种更具体、更冰冷的恐怖。
他把文件偷偷复印了，原件放回箱底。后来他告诉赵承德，历史档案不全，很多文件可能当年就销毁了。赵承德没怀疑，或者说，不在乎——成功者有权改写历史。
三年来，这批复印件一直锁在他办公室的保险柜里。他知道这是毒药，也是筹码。用得不好，会引火烧身；用得好，能换一张通往更高位置的通行证。
现在，是时候用了。
林涛关掉文件夹，拿起桌上的另一部手机——一部老式的诺基亚功能机，没有智能系统，无法定位，只能用2G网络打电话发短信。他开机，插入一张不记名的SIM卡，然后从通讯录里找到一个号码，备注名是“陈”。
陈天启。天启集团董事长，赵承德最大的竞争对手。
林涛按下拨打键。电话响了五声，接通。那头没人说话，只有轻微的呼吸声。
“陈董，是我。”林涛说，声音压得很低。
沉默了几秒，然后传来一个低沉、略带沙哑的男声，“这么晚了，林总有指示？”
语气里带着嘲讽。林涛不意外。过去几年，他在商场上和天启集团交手无数次，互相使绊子、挖墙脚、抢项目，结下的梁子不少。陈天启恨他，就像恨赵承德一样。
“想跟陈董谈笔生意。”林涛说。
“生意？远大和天启有什么生意可谈？除非你们愿意把‘滨江新城’的项目让出来。”
“比那个大。”林涛停顿了一下，“我想送陈董一份礼物。一份能让赵承德进去，让远大集团垮掉的礼物。”
电话那头沉默了更长的时间。林涛能想象陈天启此刻的表情——那个六十岁的老狐狸，一定在快速权衡：这是陷阱？还是真的背叛？
“条件？”陈天启终于开口。
“两个。”林涛说，“第一，事成之后，我要远大集团百分之二十的股份，以及总裁的位置。第二，我要你保证我的安全——赵承德倒了，他手下那些人不一定都听话，有些人可能会反扑。”
“你要的不少。”
“我给的更多。”林涛说，“‘凤凰计划’的全部原始档案，包括三起命案的内部报告。1999年贿赂国土局副局长的录音。2003年‘锦绣家园’项目使用劣质建材的检测报告和公关记录。2008年金融危机时，远大集团通过地下钱庄转移资产的流水单。还有——最近的一份，上个月，赵承德和某位副市长在温泉会所‘谈事情’的照片。”
他一口气说完，电话那头只剩下呼吸声。
“这些东西……”陈天启的声音有些干涩，“你怎么拿到的？”
“我跟了他十年。”林涛说，“十年，足够一个人知道另一个人的所有秘密。更何况，赵承德从来不把我当外人——他需要有人替他做脏活，需要有人知道底线在哪里，这样才方便控制。”
“但你就不怕他灭口？”
“怕。”林涛笑了，笑声很冷，“所以我才找你。陈董，我们是一类人。都从底层爬上来，都知道这游戏的规则——要么吃人，要么被吃。赵承德老了，他心软了，他开始在乎名声了。但你我还没有，我们还能吃人。”
又是沉默。然后陈天启说：“我怎么知道你不是赵承德派来钓鱼的？”
“明天下午三点，市图书馆旧馆，三楼地方志阅览室，最靠里的那张桌子。”林涛说，“我会把‘凤凰计划’的部分档案复印件放在那里，用一个蓝色的文件袋装着。你可以派人去拿，可以先验货。如果觉得值，我们再谈下一步。”
“……好。”
“另外，关于昨晚的事。”林涛补充道，“金卫国的自焚，是个意外，但也是个机会。赵承德现在慌了，他想把这事包装成商业陷害，栽赃给你们天启。他让我伪造证据，证明金卫国是你们收买的。”
陈天启骂了句脏话。
“别急。”林涛说，“我们可以将计就计。让他去伪造，让他去开新闻发布会指控你们。然后，在发布会开到一半的时候，我们把真正的‘凤凰计划’档案抛出来。想想那个画面——赵承德在台上声泪俱下地控诉商业阴谋，台下记者们手机里突然收到匿名邮件，里面是他二十年前杀人夺地的证据。”
电话那头，陈天启的呼吸粗重起来。林涛能感觉到，这个老男人心动了。不是对正义的心动，是对那种将死敌彻底踩在脚下、享受其崩溃瞬间的快感的心动。
“你比我想象的更狠，林涛。”陈天启说。
“不狠，活不到今天。”林涛说，“明天下午三点，别忘了。”
他挂断电话，取出SIM卡，折断，扔进旁边的粉碎机。机器发出沉闷的咀嚼声，塑料和金属被碾成粉末。
做完这一切，他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办公室里很安静，只有服务器机柜发出的轻微嗡鸣。窗外的城市正在醒来，天际线泛起鱼肚白，早班公交车开始上路，清洁工在扫街。
新的一天开始了。而这一天，将是赵承德帝国崩塌的开始。
林涛想起自己第一次见到赵承德的场景。那是2009年，他刚从监狱出来——不是因为打架，是因为他那个酒鬼父亲欠了高利贷，债主上门，他拿刀捅了人。故意伤害，判了三年。出狱后，没地方去，在工地搬砖。有一天，赵承德来视察工地，看到他一个人扛两袋水泥，脚步稳，不出汗，就多看了两眼。后来工头告诉他，老板叫他去办公室。
他记得赵承德办公室的样子——比现在这个小，但更奢华，红木家具，玉器摆件，墙上挂着“厚德载物”的书法。赵承德坐在大班台后面，穿着白衬衫，没打领带，手里转着一串佛珠。
“听说你捅过人？”赵承德第一句话就这么问。
林涛点头。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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