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金身体里的汽油被点燃的那一刻，发出的不是尖叫，而是一种低沉的、类似叹息的轰鸣。那声音很短促，像有什么东西在胸腔里闷闷地炸开，然后才是皮肉烧焦的噼啪声，骨骼收缩的咯咯声，以及——如果有耳朵能在那地狱般的高温中保持听觉——灵魂被瞬间气化的嘶鸣。
他冲向舞台的动作其实很笨拙。五十二岁的身体，刚丢了一个肾，营养不良，长期佝偻着背捡垃圾，腰椎早就坏了。他跑起来的姿势像一只被踢断了腿的老狗，左摇右晃，但他手里的汽油桶举得很稳，稳得可怕。桶里的液体随着他的奔跑泼洒出来，在红地毯上留下一道蜿蜒的、刺鼻的痕迹，像一条通向祭坛的血路。
保安们在最初的震惊后终于反应过来。两个穿黑西装的年轻人冲上去，试图拦住他。但老金没有停。他用空着的那只手——那只手枯瘦得像鸡爪，指甲缝里还有没洗净的污垢——从口袋里掏出打火机。
那是市面上最便宜的一次性打火机，一块钱一个，透明塑料壳，里面还剩小半截黄色液体。老金用拇指摩挲着滚轮，动作很轻，像在抚摸女儿的脸。
然后他按了下去。火苗窜出来的时候，其实很小，黄蓝色的，在会堂辉煌的水晶灯下显得微不足道。但下一秒，当那火苗触碰到他胸前浸透汽油的衣服时，一切都变了。
火焰不是“蔓延”开的，是“炸”开的。像有人在他体内引爆了一颗小型的太阳。橙红色的光瞬间吞噬了他整个人，将他变成一个行走的火炬，一个活生生的、挣扎的、惨叫的殉道者。
他还在往前走。着着火，往前走了三步——从舞台边缘到赵承德站立的位置，正好三步。每一步都在红地毯上留下一个燃烧的脚印，每一个脚印都在冒烟，发出蛋白质烧焦的恶臭。
赵承德当时还保持着那个姿势——右手举着拍卖槌，左手托着那张巨大的支票模型，脸上凝固着慈善家特有的、悲天悯人的微笑。火光映在他脸上时，那笑容还没来得及褪去，就僵在了那里，变成了一种极其怪异的、介于微笑和惊恐之间的表情。他的瞳孔在那一瞬间收缩成针尖大小，倒映着那团越来越近的火。
老金终于停住了。不是因为他想停，而是因为他的身体支撑不住了。他跪了下去，面朝赵承德，火焰包裹着他，像一件用光编织的寿衣。他的嘴巴张得很大，但已经发不出声音——高温烧毁了他的声带。只能看见他的喉咙在剧烈地蠕动，像有什么话要冲出来，但最终只喷出一股黑烟。
然后他倒了下去。侧躺着，蜷缩着，像一个在母体内的婴儿。火焰继续燃烧，发出呼呼的风声。
大厅里面惊叫连连，女人的尖叫声像刀子一样划破空气。男人们的惊呼、咒骂、椅子翻倒的声音、玻璃碎裂的声音、慌乱的脚步声——所有声音混在一起，形成一种混乱的交响。有人往外冲，有人往舞台方向挤，或许出于好奇？或许出于愚蠢，有人瘫软在座位上动弹不得。摄像机还在运转，镜头忠实地记录着一切：燃烧的尸体，呆若木鸡的赵承德，疯狂逃窜的人群，以及——最重要的——舞台上那个巨大的、写着“远大集团捐赠5000万元”的支票模型。火焰的热浪让模型表面开始起泡、变形，数字“5000万”慢慢融化，滴下来，像金色的眼泪。
直播信号在三十秒后被切断。但三十秒，够了。
在这个时代，三十秒足够一段视频被录屏、被转发、被上传到社交媒体，被加上各种耸人听闻的标签，然后像病毒一样裂变式传播。三十秒，足够一个“慈善晚宴”变成一场“直播自杀”，足够一个“慈善家”变成“被诅咒的资本家”，足够一个企业的股价在第二天开盘时断崖式下跌。
火在五分钟后被扑灭。酒店自带的消防系统启动，天花板上的喷淋头洒下水，浇在舞台上，浇在老金焦黑的尸体上，浇在赵承德昂贵的西装上。水混着灰烬，流下来，在红地毯上汇成一条条污浊的溪流。
赵承德一动不动地站着，任由冷水浇透全身。他的眼睛仍然盯着那具尸体——现在只是一团蜷缩的、冒着青烟的黑色物体，勉强能看出人形。他的拍卖槌还握在手里，指关节因为用力而发白。
林涛是第一个冲上舞台的人。他推开几个吓傻了的保安，冲到赵承德身边，低声快速地说：“赵董，我们先离开这里。车已经在后门等着了。”
赵承德缓缓转过头，看着林涛。他的眼神是空的，像两个被挖掉了内容的窟窿。
“他刚才……”赵承德开口，声音沙哑得不成样子，“他刚才叫我什么？”
林涛一愣：“什么？”
“他冲过来的时候，喊了一句话。”赵承德说，语速很慢，像梦游的人在复述梦境，“他说……‘赵承德，纺织厂的金卫国，来找你要债了’。”
林涛的脸色变了变。他当然知道“纺织厂”，知道“凤凰计划”，知道二十年前那些被压在摩天大楼地基下的冤魂。但他没想到，那些东西会在二十年后，以这样一种极端的方式，重新从地狱里爬出来，在众目睽睽之下，把自己烧成一团火，然后扑到赵承德脸上。
“先离开这里再说。”林涛抓住赵承德的手臂，想扶他走。
赵承德甩开了他的手。这个动作很突然，力气很大，完全不像一个刚受过惊吓的六十岁老人。
“查。”赵承德说，声音还是很轻，但每个字都像从牙缝里挤出来的，“查这个金卫国的一切。他住在哪，家里有谁，得了什么病，为什么没钱治病，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谁让他进来的，谁给他的汽油，谁教他这么做的——所有的一切，我都要知道。”
“明白。”林涛点头，“但您现在需要——”
“我需要什么不需要你来告诉我！”赵承德突然爆发了。他猛地转过身，面对着林涛，脸上的肌肉在抽搐，眼神里喷出怒火——那是一种混合了恐惧、愤怒和屈辱的火焰，比刚才烧死老金的火更烫人。“我的慈善晚宴！我准备了三个月的晚宴！我请了市里的领导，请了媒体，请了所有有头有脸的人！我要宣布成立先天性心脏病儿童基金会！我要在所有人面前捐出五千万！我要让全城都知道我赵承德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每说一句，就往前逼近一步。林涛不得不往后退，脚踩在湿滑的灰烬和水渍里，差点摔倒。
“可现在呢？”赵承德的声音在颤抖，“现在他们看到了什么？看到了一个浑身着火的人死在我面前！听到了他说什么？‘纺织厂的金卫国’！他们会去查，会去问，会把二十年前那些烂事全挖出来！我二十年的努力！二十年！我建学校，建医院，修路，捐款，我做慈善做到全省都知道我赵承德的名字！我花了多少钱？多少精力？我把自己从一个包工头包装成一个企业家，一个慈善家，一个社会名流！我容易吗？！”
他最后一句话几乎是吼出来的，唾沫星子喷到林涛脸上。
舞台下，还有没疏散完的人听到了这番咆哮。他们停住脚步，回头看过来，眼神复杂——有惊魂未定，有厌恶，有幸灾乐祸，也有深藏的恐惧。这些眼神像针一样刺在赵承德背上。
林涛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他压低声音：“赵董，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我们先离开，到了安全的地方，再从长计议。”
赵承德盯着他看了几秒钟，终于点了点头。他转身，最后看了一眼老金的尸体——消防员已经用白布盖住了它，但布不够大，一只焦黑的手露在外面，手指蜷曲着，指向天空。
赵承德打了个寒颤。
车子驶向私立医院。赵承德在这家医院有长期的VIP包间，名义上是“体检疗养”，实际上是用来处理一些不便公开的“健康问题”——比如压力过大导致的失眠，比如需要绝对保密的医疗美容，比如某些见不得光的药品依赖。
赵承德靠在真皮座椅上，闭着眼睛，但眼皮在不停地跳。他的西装还是湿的，散发着焦糊味和消毒水的混合气味。林涛坐在对面，拿着平板电脑，快速浏览着刚刚汇总过来的信息。“金卫国，五十二岁，原棉纺三厂职工，1998年下岗。妻子2005年病逝，独女金贝贝，十五岁，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合并肺动脉高压，目前在市儿童福利院。”林涛念着，声音没有起伏，“金卫国本人于两个月前在市三医院做了左肾切除手术，手术原因是……在黑市卖肾时遭遇诈骗，被骗走一个肾，只拿到三千块‘营养费’。”
赵承德的眼睛睁开了。
“卖肾？”他重复这个词，像在咀嚼什么恶心的东西。
“是。根据我们查到的记录，他为了给女儿治病，试过所有办法：申请低保，被拒；申请大病救助，额度不够；网上募捐，筹到八千块，杯水车薪；最后走上了卖器官的路。”林涛顿了顿，“而骗他的那个黑中介，背后的保护伞……是分局治安大队的王副队长。王副队长去年收过我们三十万，帮我们‘处理’过北郊拆迁的钉子户。”
赵承德没有说话。他看着车窗外的城市夜景——霓虹闪烁，车流如织，高楼大厦的玻璃幕墙倒映着这个繁华世界的幻象。而在这些光鲜的背后，有多少个金卫国在挣扎？有多少人因为二十年前的一次拆迁，因为一次下岗，因为一场病，就坠入了永无天日的深渊？而这些深渊，有多少是他赵承德亲手挖出来的？
“他今天是怎么进来的？”赵承德问。
“晚宴的保洁外包给了‘迅洁服务公司’，金卫国是临时工，今天下午刚被招进去。”林涛说，“招他的人是保洁领班，领班收了五百块钱——一个自称是金卫国‘老乡’的人给的，让他安排金卫国今晚进宴会厅做临时清洁。汽油是他自己带的，藏在保洁车的底层，用黑色垃圾袋包着。”
“那个‘老乡’是谁？”
“还没查到。监控拍到是个戴帽子的男人，但看不清脸。”林涛犹豫了一下，“但根据体型和动作习惯分析……有点像沈默。”
赵承德的瞳孔收缩了一下。
“沈默。”他念出这个名字，声音里有一种复杂的情绪——愤怒，但不止愤怒，还有一种更深的、连他自己都不愿承认的恐惧。
顾远的死，U盘的失踪，苏晚的若即若离，现在又是金卫国的自焚……所有这些事，像一张网，而沈默就是织网的那只手。不，沈默不是手，沈默只是一根针，一根被更大的手握着，刺向他的针。
“医院那边安排好了吗？”赵承德换了个话题。
“安排好了。院长亲自在等您，全套检查已经预约，心内科、神经科、心理科的专家都会过来会诊。媒体那边我们也打了招呼，通稿已经拟好——您是因为连日操劳慈善事业，加上今晚受到极端分子惊吓，突发心脏不适，需要静养。”
“静养。”赵承德冷笑一声，“我静养的时候，外面那些人会怎么说？会怎么传？他们会说赵承德心虚了，躲起来了，因为他害死了人，因为他二十年前造了孽！”
“舆论我们可以控制。”林涛说，“视频已经在全网删除，各大平台我们都打了招呼，热搜也撤了。剩下的，我们可以引导——把焦点转移到‘极端维权行为的危害性’上，转移到‘社会底层心理疏导机制的缺失’上，甚至……可以暗示金卫国精神有问题，他的指控都是妄想。”
赵承德看了林涛一眼。这个跟了他十年的助手，此刻显得格外冷静，甚至冷酷。他的建议是对的，是有效的，是最符合“危机公关”逻辑的。但不知为什么，赵承德心里涌起一股强烈的不适。
二十年前，当他还是个包工头，第一次用推土机碾过那些不肯搬迁的平房时，也有过这种不适。那时候他告诉自己：这是发展的阵痛，是必要的牺牲。十年后，当他成为地产大亨，用钱和关系摆平一桩桩麻烦时，那种不适感越来越淡，最后消失了。他习惯了。他觉得自己已经进化成了一个更高级的生物，一个可以俯瞰众生的棋手。
可现在，当金卫国用最原始、最暴烈的方式，把二十年前的债拍在他脸上时，那种不适感又回来了。而且更强烈，更恶心，像有什么腐烂的东西从记忆深处翻涌上来，堵在喉咙里，吐不出来，也咽不下去。
车子驶入医院地下车库。专用电梯直达VIP楼层。院长和几个主任果然等在电梯口，脸上堆着职业性的关切。
“赵董，您受惊了。”院长握住赵承德的手，“我们已经为您准备了最安静的房间，您好好休息，什么都别想。”
赵承德点了点头，任由他们簇拥着走进病房。房间很大，像五星级酒店的套房，有客厅、卧室、独立的卫生间和陪护间。窗外是医院的花园，夜色中树木影影绰绰，喷泉在灯光下泛着冷光。
医生们给赵承德做了简单的检查：量血压，测心率，听心肺。血压偏高，心率过速，但都在“受惊吓后的正常反应”范围内。他们开了些镇静和安神的药，嘱咐赵承德好好休息，便礼貌地退了出去。
房间里只剩下赵承德和林涛。
沉默持续了很长时间。赵承德坐在沙发上，看着自己的手——这双手曾经握过铁锹，握过砖块，握过推土机的操纵杆，后来握过钢笔，握过红酒杯，握过慈善支票的放大模型。现在，这双手在微微发抖。
“林涛。”他忽然开口。
“赵董。”
“你跟了我多少年了？”
“十年三个月。”
“十年。”赵承德重复，“我待你怎么样？”
林涛顿了顿：“赵董待我恩重如山。没有您，我现在可能还在工地搬砖，或者因为打架斗殴在坐牢。”
这话半真半假。十年前，林涛确实是个混迹工地的小混混，因为一次斗殴差点被判刑。是赵承德捞了他出来，让他跟着自己，教他做事，提拔他，给他钱，给他地位。但“恩重如山”这个词，在现在的语境里，听起来像一种隐形的绑架——我给了你这么多，你就该为我卖命，就该处理好所有麻烦，包括今晚这种砸场子的疯子。
“恩重如山。”赵承德笑了，笑容很疲惫，“那你说，今晚的事，是你失职吗？”
林涛的身体僵了一下。
“晚宴的安保方案是你亲自制定的，保洁公司是你选的，人员审核是你负责的。”赵承德的声音很平静，但每个字都像刀子，“一个刚被招进来的临时工，带着一桶汽油，混进了我的慈善晚宴，当着全市政商名流和媒体的面，把自己烧死在我面前——你说，这是谁的责任？”
林涛低下头：“是我的责任。我愿意接受任何处罚。”
“处罚？”赵承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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