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生债》下卷第13章·时代的尘埃
一、秋凉
那一年的秋天，来得格外早。
八月十五刚过，天就凉了。风从海上吹过来，带着一股子腥咸的潮气，吹在人身上，黏黏的，腻腻的，让人心里发慌。地里的玉米该收了，可没人去收。村子里的狗也不叫了，趴在门口，耷拉着脑袋，像知道要出什么事似的。
王霖那几天总觉得心神不宁。说不上来为什么，就是坐不住。实验室里待一会儿，又出来走一走；走一会儿，又回去坐着。齐选东来找他喝酒，他也推了，说不想喝。
齐选东当时也没多说，只是看了他一眼，说：“王总，有事随时打电话。”
王霖点点头。
后来他才明白，那时候齐选东心里已经有事了。那事压在他心上，像一块大石头，沉甸甸的，喘不过气来。
九月十三号，星期一。
王霖记得很清楚，那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张莉还问他：“晚上回来吃饭不？”他说：“回。”张莉说：“那我做红烧肉。”他笑了笑，说好。
可那顿红烧肉，他三天后才吃上。
下午两点多，他正在实验室里配一个新配方，忽然听见外面吵吵嚷嚷的。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近，夹杂着哭声、骂声、砸门声。他放下手里的东西，走出去看。
厂门口围着一群人，黑压压的，少说也有上百个。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有的手里拿着纸片，有的举着牌子，上面写着“还我血汗钱”“云长肥业骗人”“齐云长不得好死”几个大字。有人哭，有人喊，有人拍打着铁门，铁门被拍得哐哐响。
门卫老李头挡在门口，急得满头大汗，脸涨得通红，喊得嗓子都哑了：“别敲了别敲了！领导不在！你们敲也没用！”
那些人哪里肯听，越敲越凶。有年轻点的，已经开始往门上爬。
王霖走过去，老李头看见他，像见了救星，一把拉住他：“王总！王总！这些人……这些人说是来要钱的！我拦不住啊！”
一个老太太挤到前面，头发花白，脸上全是皱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她手里攥着一张皱巴巴的纸，颤颤巍巍地举到王霖面前，声音抖得厉害：“你是领导吧？你认识齐云长吧？我那五万块钱，存了三年了，说好的一分利，现在人呢？人呢？”
王霖接过那张纸看了看，是一张收据，上面印着“云长肥业”的红章，写着“集资款”三个字，金额五万，年息一分二，落款是齐云长的签字。纸已经皱得不成样子，边角都磨破了，可见是被攥在手里攥了多少遍。
他心里咯噔一下。
旁边一个大爷也挤上来，瘦得皮包骨头，驼着背，眼睛浑浊，可那眼神里有一种让人不敢看的东西——是绝望，是愤怒，是最后一点希望破灭后的疯狂。他手里也拿着同样的纸，冲着王霖喊：“我十万！我存了两年，说好的一分五！那是给我儿子娶媳妇的钱！现在利息不给，本金也不还，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越来越多的人围上来，七嘴八舌地喊着。王霖被围在中间，耳边全是“钱”“利息”“还钱”“齐云长”“骗子”这些字眼，吵得他头疼欲裂。
他举起手，往下压了压，提高声音说：“大家别急，听我说——”
可没人听他的。那些人已经红了眼，眼睛里全是血丝，哪里听得进去。有人开始推搡，有人往他身上吐口水，有人哭着喊着往地上跪。
正闹得不可开交，一辆白色小车开过来，使劲按了按喇叭。人群让开一条缝，高夏从车上跳下来，几步冲到前面，站在王霖身边。
她大声说：“大家认识我吧？我是高夏，齐云长的外甥女！大家听我说两句！”
人群安静了一些，可还有人喊：“外甥女？外甥女也跑不了！你们一家子都是骗子！”
高夏不理那个喊的人，继续大声说：“今天的事，我知道了。大家放心，你们的钱，一分都不会少！但今天厂里领导不在，你们闹也闹不出结果。给我三天时间，三天后，我给大家一个交代！”
有人喊：“三天？三天你们跑了怎么办？”
高夏说：“我人在这儿，厂也在这儿，跑不了。三天后，还是这个时间，这个地点，我给大家答复！”
又有人喊：“凭什么信你？”
高夏指着自己的脸，说：“我高夏，在这镇上长大的，谁不认识我？我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三天后，我要是给不出交代，你们怎么处置我都行！”
人群里议论纷纷。有人信，有人不信，有人犹豫，有人还在骂。可高夏站在那里，腰板挺得直直的，眼睛亮亮的，看着每一个人。那种眼神，不像是在撒谎。
慢慢地，人群开始散去。走的人边走边回头，像是怕她跑了似的。
最后剩下几十个，站在门口不肯走。高夏走过去，一个一个劝，一个一个说好话。说了半天，终于都走了。
厂门口安静下来。
只有风吹着地上的落叶，沙沙地响。那些落叶被踩得稀烂，贴在地上，像一块一块的伤疤。
王霖站在那儿，看着高夏。她的脸被太阳晒得有点红，额头上全是汗，头发也乱了，可她的眼睛还是亮的。
她走过来，站在王霖面前，沉默了一会儿，说：“王总，对不起，给您添麻烦了。”
王霖说：“怎么回事？”
高夏没回答，只是说：“王总，您有空吗？我想跟您说点事。”
二、河边
高夏的车停在一个偏僻的河边上。
那是一条小河，离厂区不远，平时很少有人来。河边长满了芦苇，一人多高，风一吹，沙沙地响，像在说悄悄话。河水是浑的，黄绿的，泛着泡沫，有一股说不清的腥臭味。
高夏坐在驾驶座上，握着方向盘，眼睛看着前面的河面。她沉默了很久，才开口说话。
“齐云长是我舅舅，亲舅舅。”她说，“我妈就他一个弟弟，从小疼他。他小时候家里穷，我妈省吃俭用供他上学。后来他做肥料生意发了，我妈可高兴了，逢人就说，我弟弟有出息了。”
王霖听着，没说话。
高夏继续说：“他这人，有本事，能闯，就是胆子太大。那会儿房地产热，有人拉他去新疆，说那边机会大，地便宜，钱好赚。他动了心，跑去看了几趟，回来就跟我和齐总说，要去新疆闯闯。”
“齐总劝过他，说新疆那地方水太深，人生地不熟的，容易栽跟头。他不听，说机会不等人，错过了后悔一辈子。他把厂里这些年的积蓄，还有集资的那八千多万，大部分都带走了。”
“八千多万？”王霖吃了一惊。
高夏点点头：“八千多万。七百多户人家，多的几十万，少的几千块。都是附近的居民，有的是种地的农民，有的是工厂的工人，有的是做小买卖的。这些人，攒了一辈子，就这点钱。”
王霖沉默了。
高夏说：“起初也顺。他打电话回来，说那边市场好，楼盖起来就卖光了。我们听了，也替他高兴。可后来，风声就不对了。先是说房子不好卖了，又说资金周转不开，再后来，电话就少了。打过去，有时通，有时不通。通了也是匆匆几句，说忙，回头再聊。”
“今年年初，忽然就没消息了。电话打不通，人也找不到，就这么消失了。”
王霖说：“跑了？”
高夏沉默了很久，说：“跑了。”
风吹过芦苇，沙沙地响。几只水鸟从河面上飞过，叫了几声，飞远了。
高夏说：“其实我们早就知道了。舅舅那边一出事，就有朋友打电话过来。那时候钱已经拿不回来了。”
王霖说：“那你们怎么不早说？”
高夏苦笑了一下：“说了也没用。钱没了，人跑了，说什么都是空话。我们只能想办法，先把能保的保住。”
她说的“我们”，是指她和齐选东。
那段时间，他们俩夜夜睡不着。八千多万集资款，涉及七百多户人家，都是附近的居民，有的是亲戚，有的是朋友，有的是看着他们长大的长辈。这些人的钱，要是真打了水漂，别说良心过不去，就是命，都可能保不住。
齐选东那几天瘦了一圈，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他天天跟高夏商量，怎么办？怎么办？
最后，他们做了一个决定。
从公司的经营资金里，悄悄地把亲戚朋友的集资款拿出来。一部分还给了这些人，一部分留在他们自己的账上。
高夏说：“我知道，这事不地道。可当时那个情况，我们没办法。舅舅跑了，集资户迟早要来闹。要是不留点后手，我们俩也得跟着栽进去。”
王霖看着她。她的眼睛还是亮的，可那光里，有了一些别的东西。是疲惫，是无奈，也是坚定。
她说：“那些亲戚朋友，都是看着我们长大的。我们跟他们说，钱先还给你们，但你们得保密。他们都答应了。可这种事，哪能瞒得住？”
王霖点点头。
确实瞒不住。一人知道，十人知道；十人知道，百人知道。风声迟早会传出去。
高夏说：“我们也没想瞒多久。只要熬过最乱的时候，等事情平了，我们再慢慢想办法。”
王霖说：“现在呢？”
高夏说：“现在，该来的，都来了。”
三、农民
第二天，王霖才知道，昨天来的那些人，只是冰山一角。
真正的大部队，在后面。
那是一群真正的农民。
他们从十里八乡赶来，有的骑着自行车，有的蹬着三轮车，有的坐着拖拉机，有的走着来。天还没亮就出发，走到厂门口的时候，已经快中午了。
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有的背着筐，有的拎着袋子，有的抱着孩子。他们站在厂门口，不说话，就那么站着。黑压压的一片，少说也有三四百人。
老李头吓坏了，不敢开门，躲在门卫室里打电话。
王霖赶过去的时候，看见那些人，心里咯噔一下。
那些脸，他太熟悉了。黝黑的，粗糙的，布满皱纹的。那是被太阳晒过、被风吹过、被日子熬过的脸。是种地的人的脸。
站在最前面的，是一个五十多岁的汉子。瘦，黑，背微微驼着，穿着一件旧褂子，上面全是补丁。他手里攥着一张纸，攥得紧紧的，手都在抖。
王霖走过去，问：“大哥，您是……”
那汉子抬起头，看着他。那双眼睛浑浊，布满了血丝，可那眼神里有一种东西，让王霖不敢直视。
“我姓张，”他说，“张老憨。龙王庙村的。”
龙王庙村，王霖知道。那是一个穷村子，在山里头，地少，水缺，种什么都不行。村里的人，都是穷了一辈子的。
张老憨说：“我存了八万块钱。八万。”
他的声音很平，平得像在说别人的事。可那平里，有一种让人心里发颤的东西。
“那是我攒了一辈子的钱。”他说，“我种了三十年的地，一年攒两千，三十年，六万。还有两万，是我闺女在外头打工，寄回来的。她舍不得吃舍不得穿，一年寄回来三千，寄了六年，攒了两万。”
他顿了顿，又说：“我那闺女，今年二十四了。该嫁人了。我说，等钱攒够了，给她置办点嫁妆，风风光光地嫁出去。她可高兴了，说爹，我不要嫁妆，你把钱留着养老。我说那哪行，闺女出嫁，不能让人笑话。”
他说着说着，声音开始抖了。
“现在，没了。全没了。”
王霖站在那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旁边一个老太太忽然哭起来。她哭得很大声，边哭边喊：“我那三万块钱，是我男人留下的！他死的时候，攥着我的手说，存好，别动，留给孙子娶媳妇。我存了五年，一分钱没动。现在，没了，全没了！”
她哭着哭着，忽然往地上跪。旁边的人赶紧扶她，她不肯起，跪在地上，冲着厂门口磕头，一下，两下，三下。
王霖赶紧过去扶她，可她不起来，就那么跪着，哭着，喊着。
“我那男人，死了十年了！我就这点念想！你们还我！还我！”
王霖的眼眶热了。
他不知道该说什么。说什么都没用。钱没了，说什么都是空的。
那天下午，又来了几批人。一批接一批，没完没了。到了傍晚，厂门口已经围了上千人。
有人开始砸门。有人往院子里扔石头。有人爬上墙头，想往里翻。老李头吓得躲在门卫室里不敢出来，门卫室的窗户被砸碎了好几块，玻璃碴子落了一地。
王霖站在院子里，看着那些人。那些黝黑的脸，那些粗糙的手，那些绝望的眼神。他们不是坏人，他们只是被逼到绝路上的普通人。
他忽然想起一句话：时代的尘埃，落在每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
这些农民，他们一辈子老老实实种地，省吃俭用，一分一分地攒钱。他们不懂什么投资，不懂什么风险，他们只相信一件事：把钱存进去，就能生利息，利息攒够了，就能给儿子娶媳妇，给闺女办嫁妆，给自己养老。
他们有什么错？
可那座山，就那么落下来了。压在他们头上，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
四、自杀
第三天，出事了。
有人自杀。
是个老太太，姓李，六十七岁，独居。老伴走了八年，儿女在外地打工，一年回来一次。她一个人住在三间土坯房里，平时种点菜，养几只鸡，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她存了四万块钱。那是她一辈子的积蓄，加上老伴留下的抚恤金，还有儿女寄回来的钱。她舍不得花，一分一分攒着，想着以后动不了的时候，有个依靠。
钱没了之后，她没去闹。她把自己关在家里，三天没出门。邻居觉得不对劲，去敲门，没人应。撞开门进去，发现她躺在炕上，已经没了气。
旁边放着一个农药瓶子，空的。
她留了一张纸条，歪歪扭扭的几个字：“对不起，我先走了。”
消息传出来的时候，整个镇子都炸了。
那天下午，又来了几百人。这回不一样了，不是来要钱的，是来烧纸的。他们在厂门口点起火，烧纸钱，烧元宝，烧得满天都是灰。有人哭，有人骂，有人跪在地上磕头，磕得额头都破了。
镇政府的人来了，派出所的人来了，连县里都来了人。他们劝，他们拦，可那些人哪里听得进去。火越烧越大，烟越冒越高，整个厂门口一片乌烟瘴气。
王霖站在远处，看着那火，看着那烟，心里像压了一块大石头。
他想起那个老太太。六十七岁，独居，一个人过了八年。她每天种菜，喂鸡，省吃俭用，就为了攒点钱，以后动不了的时候有个依靠。她有什么错？她不过是信了人，把钱存了进去。
可现在，她死了。
死在那间土坯房里，身边放着一个空农药瓶子。
她最后想的是什么？王霖不知道。他只知道，她留下的那张纸条上，写着五个字：“对不起，我先走了。”
她对谁说对不起？对儿女？对老伴？还是对自己？
没人知道。
五、政府
事情闹大了，政府不能不管。
县里成立了专案组，镇里成立了协调小组，天天开会，天天研究。他们找齐选东谈话，找高夏谈话，找王霖谈话。他们查封了厂里的账目，冻结了银行账户，把能扣的都扣了。
可钱呢？钱在哪里？
齐云长跑了，带走了大头。剩下的那点钱，连利息都不够付的。七百多户人家，八千多万集资款，怎么还？拿什么还？
专案组的组长姓王，县里来的，四十多岁，瘦瘦的，戴一副眼镜，说话慢条斯理。他找王霖谈话的时候，叹了口气，说：“王总，这事棘手啊。”
王霖说：“我知道。”
他说：“这些人，都是农民，攒点钱不容易。现在钱没了，人死了，我们总不能把他们都抓起来吧？抓了有什么用？钱还是要不回来。”
王霖说：“那怎么办？”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只能协调。让齐选东和高夏把能拿出来的钱都拿出来，先还给最困难的那些人。剩下的，慢慢还。一年还不完两年，两年还不完五年。只要有个说法，有个盼头，这些人就不会闹。”
王霖说：“他们能同意吗？”
他说：“不同意也得同意。这是唯一的办法。”
那天晚上，王霖去找齐选东和高夏。
齐选东瘦了一大圈，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坐在那儿，像一尊雕塑。高夏也憔悴，眼睛底下全是青的，可她还是强撑着，看着王霖。
王霖把王组长的话说了一遍。
齐选东听完，沉默了很久。然后他开口，声音沙哑：“王总，我知道，我们对不起那些人。可是……”
他顿了顿，说：“我们也有难处。”
王霖说：“什么难处？”
齐选东说：“那些亲戚朋友的钱，我们已经还了。剩下的，我们真的拿不出来。公司账上就那点钱，还要发工资，还要买原料，还要维持生产。要是都拿出去还债，厂子就得关门。厂子关了，那些工人怎么办？他们也要吃饭。”
王霖沉默了。
高夏在旁边说：“王总，我们不是想赖账。我们是想，先保住厂子，慢慢还。只要厂子在，就有希望。厂子要是关了，那就真的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王霖看着他们，心里五味杂陈。
他知道他们说的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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