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生债》下卷第10章·三原黄土
三原的黄土，和别处不一样。
那是一种厚厚的、黏黏的、能直立成墙的黄土。站在塬上望出去，沟沟壑壑，起起伏伏，像大地皱起的皮肤。风一吹，黄土就扬起来，细细的，蒙蒙的，把天都染黄了。若是赶上春天，风里还带着荠荠菜的苦味和野桃花的涩香，丝丝缕缕的，钻进人的鼻子里。
三原县在关中平原的腹地，往北是铜川，往南是西安。泾河和清河从这里流过，冲出一片肥美的土地。可再肥美，也改变不了黄土的颜色。房子是黄的，路是黄的，庄稼地是黄的，人的脸，也透着那种黄土地养出来的颜色——不是黑，不是红，是那种洗也洗不净的黄，像被太阳和风揉进了骨子里。
李见俊就出生在这里。
一九六二年，三年困难时期刚过，他娘生了他。那时候家里穷，吃了上顿没下顿，他娘没奶，就熬小米汤喂他。小米也是黄的，熬出来黄澄澄的，上面漂着一层米油，跟这黄土一个色儿。他娘把米汤灌进搪瓷缸里，一勺一勺喂他，嘴里念叨着：“娃呀，快长，长大了就有白馍吃了。”
他爹是农民，种了一辈子地。瘦，黑，手上全是老茧，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泥。他娘也是农民，忙完地里忙家里，一天到晚脚不沾地。上面有两个姐姐，下面还有一个弟弟。一家六口，挤在三间土坯房里，冬天漏风，夏天漏雨。下雨的时候，屋里摆满了盆盆罐罐，接那些从屋顶漏下来的水，叮叮当当的，像开音乐会。
可李见俊从小就聪明。
不是那种老老实实的聪明，是那种会琢磨的聪明。一件事想不明白，他能整夜整夜不睡。一个东西做不好，他能反复反复地改。他爹说，这孩子，心里有根筋，比别人多绕了几道弯。村里人见了，都说：“老李家的老大，将来不是一般人。”他爹听了，嘿嘿笑两声，继续低头锄地。
上学的时候，李见俊成绩不差，可也不拔尖。不是学不会，是不肯下死功夫。他喜欢想，喜欢琢磨，喜欢找捷径。老师讲一道题，他用一种方法解出来，就满足了。可他不，他非要再想两种、三种方法，看看哪种最省事。有时候想得入了迷，老师叫他都听不见。
他爹不懂这些，只知道儿子要考大学。
那时候考大学，比现在难多了。全县一年考出去几十个，就算多的。李见俊考了三年，才考上。
头一年，差几分。他爹说：“没事，再补一年。”
第二年，还差几分。他爹抽了一夜的旱烟，第二天说：“再补一年，最后一年。”
第三年，他娘偷偷跟他说：“娃呀，你爹说了，再考不上，就回家种地吧。”
他没吭声，背着馍布袋，又去了县城。
那三年，他住在县城的一间破房子里。房子是土坯的，窗户上糊着旧报纸，门关不严，冬天风往里灌。他裹着被子看书，手冻得握不住笔，就哈一口气，搓一搓，接着写。夏天热得睡不着，他就搬到院子里，就着月光看，蚊子叮得满身是包。
吃的是从家里背来的馍。馍是玉米面做的，硬邦邦的，掰开能砸死人。他就着开水，一口一口地泡软了吃。有时候馍长毛了，他也不舍得扔，把毛刮一刮，照样吃。
同学都考走了，就剩他一个，还在那儿熬。
有一回，他实在熬不下去了，夜里跑到县城外的塬上，对着那些沟沟壑壑，大喊了一声。喊完了，蹲在地上，哭了。
哭完了，擦擦眼泪，又回去看书了。
第三年，他考上了西北纺织学院，材料系。
那一年，他已经二十一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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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纺织学院在西安，金花南路那边。
那几年，正是八十年代初，改革的风刚刚吹起来。西安城里到处是机会，到处是可能。李见俊从三原出来，进了城，像一尾鱼游进了大河。
他学的是材料系。这专业在当时不算热门，可他喜欢。材料这东西，看不见摸不着，却处处都在。一种材料改一点，性能就全变了；一种配方调一下，成本就降下来了。他爱琢磨的性子，正好用上了。
大学四年，他没闲着。上课听讲，下课泡图书馆，放假就去工厂实习。他不满足于课本上的那点东西，总想看看真正的材料是怎么生产出来的。那些工厂里的老师傅，见他虚心好学，也愿意教他。
有一回，他在一个陶瓷厂实习，看见工人们在配釉料。那种釉料是从南方买来的，贵得很，一吨好几万。他心里就琢磨，这东西，咱自己能不能做？
他把想法跟师傅说了，师傅笑了，说：“人家那是专利，多少年才研究出来的，你一个学生娃，能做出来？”
他没吭声，心里却记下了。
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东海市一家乡镇企业，做质量检测员。
那个厂是做建筑陶瓷的，在东海郊区。说是厂，其实就是一个大院子，几排破厂房，几十个工人。他从西安来到东海，坐了二十多个小时的火车，下车的时候，满眼都是陌生的景象。
可他不怕。他年轻，有劲，有琢磨不完的事。
厂里生产的陶瓷砖，质量时好时坏。他做质检，天天盯着那些砖看。看颜色，看纹路，看有没有裂纹。看着看着，他就看出了门道——问题不在砖上，在釉上。
釉料是进口的，贵，可质量也不稳定。有时候这一批好，下一批就差了。厂里也没办法，只能凑合用。
李见俊又想起了当年在西安那个念头。
他开始偷偷做实验。没有实验室，就在宿舍里做。没有设备，就用最土的办法。他把釉料拿回来，一样一样地分析，一种一种地配。烧，看效果；再烧，再看。失败了无数次，可他不停。
宿舍里摆满了瓶瓶罐罐，床上桌上都是。工友们回来，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有人烦了，跟他吵，他也不恼，嘿嘿笑两声，把东西挪一挪。
有一回，他把配方搞错了，烧出来的东西像一坨屎，又黑又臭。同宿舍的人骂他：“李见俊，你他娘的到底在搞什么？这屋里还能住人吗？”
他还是嘿嘿笑，说：“快了快了，马上就成功了。”
人家说：“你这话说了八百遍了。”
他继续笑，继续搞。
半年后，他配出了一种新的釉料配方。
成本比进口的低一半，质量比进口的还稳定。他拿给厂长看，厂长不信，让他试。他就试，一窑砖烧出来，光泽度、硬度、耐磨度，都比原来的好。
厂长愣了。
后来，厂长跟他说：“小李，你干得好。这样，你负责生产，厂里包销。你赚你的，厂里赚厂里的。”
李见俊想了想，说：“行。”
这是他第一次创业。小打小闹，就一个人，几口大缸，几样原料。白天上班，晚上干自己的。累了就在地上躺一会儿，醒了接着干。一年下来，竟然赚了几万块。
那时候，几万块是天文数字。
他心里有了底。
后来，他又改进配方，又降低成本。产品质量越来越好，找他的人越来越多。他不满足于只卖给自家厂，开始往外跑。南边，北边，哪里需要釉料，他就往哪里跑。
有一回，他去了佛山。
佛山是中国陶瓷之都，大大小小的陶瓷厂，遍地都是。他带着自己的样品，一家一家上门推销。开始没人理他，一个外地来的，能有什么好东西？可他不死心，一家一家试，一家一家磨。
有一家厂的老板，看他跑了好几趟，心软了，说：“行，试试吧。”
一试，效果出奇的好。
一传十，十传百，他的名气在佛山传开了。
他在佛山的大学同学，也帮了他不少忙。同学在当地多年，人脉广，路子熟。两个人一合计，合伙干。南方的市场，北方的市场，一起做。
几年下来，他成了爆发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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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钱了，第一件事是买车。
他买了一辆奥迪A8，顶配，一百多万。不是新车，是抵账来的。可那也是奥迪，是A8，是当时东海市数得着的好车。
车是黑色的，又大又长，开在路上，像一艘船。他喜欢开着这辆车到处跑，去谈生意，去吃饭，去会朋友。车停在哪里，都有人多看两眼。
有一回，他请王霖吃饭，开着这辆车去接他。王霖上车一看，车里收拾得干干净净，坐垫上套着那种透明的塑料套，座椅靠背上也套着，连方向盘都套了个套。
李见俊见他看，笑着说：“保护一下，新车嘛。”
王霖点点头，没说什么。
后来李凯君告诉王霖一件事。
有一年，李见俊花了三万块钱，买了一套高档沙发。真皮的，实木的，摆在家里气派得很。可过了三年，李凯君去他家里，发现那沙发上的保护塑料薄膜还没撕下来。
李凯君问他：“你这沙发都买了三年了，怎么还不撕？”
李见俊说：“撕它干啥？保护沙发。”
李凯君笑了：“那你这沙发买来是坐的还是供的？”
李见俊也笑，说：“你不懂。这东西，撕了就旧了。不撕，永远都是新的。”
李凯君回来跟王霖说：“他那个人，你说他抠吧，他花钱如流水。你说他大方吧，沙发上的塑料膜三年不撕。我真服了。”
王霖听了，没笑。
他懂那种感觉。
那不是抠，是一种说不清的东西。是穷过的人才有的习惯，是苦过的人才懂的珍惜。那层塑料薄膜，保护的不是沙发，是心里那个曾经什么都买不起的少年。只要不撕，那沙发就还是新的，他就还是那个刚刚拥有它的人。
就像他脸上那种未老先衰的痕迹。明明才四十出头，看着却像五十多。头发稀了，皱纹深了，眼袋也大了。那是熬出来的，是那些年熬出来的。
从三原到西安，从西安到东海，从打工仔到大老板，他熬了多少夜，喝了多少酒，扛了多少事，都写在脸上。
那层塑料薄膜，也写在他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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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见俊好面子。
有钱之后，这一点越来越明显。去酒店吃饭，总是抢着买单。几千块的饭钱，眼睛都不眨就付了。朋友聚会，他抢着买单；应酬客户，他抢着买单；有时候不相干的人吃饭，他也抢着买单。
买完单，话就多起来。
他开始讲自己的发家史。讲自己怎么从三原出来，怎么考上大学，怎么研究出釉料配方，怎么把生意做到南方北方。讲的时候，嗓门大，手势多，脸上的表情也丰富起来。他讲得兴起，唾沫星子能溅到对面人的脸上。
“我那配方，”他说，“多少人想买，我不卖。那是我的命根子。当年我在宿舍里捣鼓，同宿舍的人骂我，说我是疯子。现在那些人呢？还在厂里当工人，一个月拿几百块。”
“我在佛山的时候，”他说，“那些大老板，见了我都得叫一声李总。我请他们吃饭，一桌好几千，眼都不眨。他们服我，为啥？因为我有真本事。”
“我那个奥迪，”他说，“别看是抵账的，开起来比新车还稳。那小子欠我钱，还不起了，把车抵给我。我说行，我吃亏就吃亏，谁让我心善呢？”
他越说越兴奋，越说越收不住。有时候一桌人都不说话了，就听他在那儿讲。他也不觉得尴尬，就那么讲。
有一回，出事了。
那天王霖和市委的一个老乡吃饭，打电话叫李见俊过来。李见俊来了，坐下就开始喝酒。喝到一半，他悄悄出去，把账结了。
结完账，他又开始讲。
讲他这些年赚了多少钱，讲他认识多少大人物，讲他在老家盖了多气派的房子。越讲嗓门越大，越讲话越狂。
同桌有几个东北人，是做生意的，本来好好的，听着听着就不对劲了。
其中一个东北汉子放下筷子，看着他，说：“兄弟，你这话啥意思？显摆你有钱？”
李见俊没反应过来，还在那儿讲：“不是显摆，是事实嘛。咱这人，有啥说啥……”
另一个东北人站起来，脸色不好看：“九百块钱，谁掏不起？你掏了就掏了，用得着这么显摆？我一年请客吃饭花十几万，我说过啥？”
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
王霖赶紧站起来打圆场，说都是朋友，都是朋友，喝多了喝多了。
可那几个东北人不买账。他们说，不是钱的事，是人的事。有钱怎么了？有钱就能这么说话？有钱就能瞧不起人？
说着说着，有人拍桌子，有人站起来，眼看要动手。
王霖的那个市委老乡开口了。他说话不多，就那么几句，不轻不重的，却把场子压住了。他说：“都是出来混的，和为贵。今天这顿饭我请，大家给我个面子。”
东北人看了看他，没再说什么，坐下来，继续喝酒。可那气氛，怎么也回不来了。
后来，那顿饭就这么散了。
王霖送李见俊回去，一路上没说话。李见俊坐在副驾驶上，也沉默着。到了地方，他下车，跟王霖说了一句：
“王总，今天谢谢你。”
然后就走了。
王霖看着他的背影，忽然觉得，这个人其实不坏。就是太想证明自己了。太想让别人知道他有钱，有本事，有面子。可越是这么想，越容易露怯，越容易出事。
从三原那个土坯房里走出来的人，那种想证明自己的劲儿，一辈子也改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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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见俊最在意的，是儿子。
他有三个女儿。
第一个女儿出生的时候，他没当回事。闺女就闺女，以后再生。第二个女儿出生的时候，他心里有点嘀咕，但还是没当回事。第三个女儿出生的时候，他坐不住了。
那是计划生育最严的年代。一对夫妻只能生一个，超生就要罚款，就要处分。他是党员，是厂长，是名人，更不能超生。可他不甘心。
回到三原老家，村里人见了他，笑着打招呼：“见俊回来啦？城里发财了吧？”
可那笑里，他总觉得藏着什么。
有一回，一个远房亲戚喝多了酒，拍着他的肩膀说：“见俊啊，你挣那么多钱，没个儿子，都是给别人挣的。”
他听了，没吭声。
回来之后，他一夜没睡着。躺在宾馆的床上，盯着天花板，脑子里全是那句话——“没个儿子，都是给别人挣的”。
他开始四处求医问药。中医西医，偏方秘方，只要能生儿子，什么都试。他老婆跟着他，吃药吃得脸都肿了，身体也垮了，可他不肯停。
有一回，他带老婆去看一个老中医。老中医把了脉，开了药，临走时悄悄跟他说：“生男生女，是男人的事，不是你老婆的事。”
他愣了。
后来，他自己也开始吃药。什么鹿茸、人参、海马，大把大把地吃。吃得鼻血直流，还在吃。
可还是生不出儿子。
他想了个办法。
把孩子生在别人名下。找信得过的人，把孩子户口落在他们家。这样既不违反政策，又能把孩子生下来。
他四处活动，找关系，托人情。请客送礼，花钱如流水。终于，把事情办妥了。
五十岁那年，他有了儿子。
儿子出生那天，他在医院走廊里走来走去，坐立不安。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坐下，一会儿又站起来。护士出来说，母子平安，是个男孩。他愣了半天，然后蹲在地上，哭了。
哭完了，站起来，掏出手机，挨个打电话：“我生了个儿子！我有儿子了！”
后来，他走哪儿都带着儿子。去吃饭带着，去谈生意带着，去见朋友也带着。儿子骑在他脖子上，小手抓着他的头发，他笑得合不拢嘴。逢人就介绍：“这是我儿子，我儿子！”
三个女儿围着他们，他看着她们，心里有愧疚，可更多的是满足。他想，女儿也要疼，儿子也要有。这才是一个完整的家。
有一次喝酒，他跟王霖说：“王总，你不知道，我这辈子，最得意的就是这个儿子。”
王霖没说话。
他又说：“我知道，我这想法老土。可我就是老土，我就是从三原那个土窝窝里爬出来的。我爹妈，我爷爷奶奶，我祖祖辈辈，都想要个儿子。到了我这儿，我不能没有。”
王霖还是没说话。
他喝了一口酒，又接着说：“三个闺女，我也疼。供她们吃，供她们穿，送她们出国。可儿子不一样。儿子是根，是传承，是我死了以后，还有人记得我。”
王霖看着他，忽然有些理解他了。
不是认同，是理解。理解那种从土地里长出来的观念，理解那种被时代裹挟着往前走、却怎么也甩不掉的东西。那东西像黄土一样，粘在身上，洗也洗不净。
他想，这就是李见俊。他有他的精明，有他的算计，有他的那些让人看不惯的地方。可他也有他的根，他的念想，他的放不下。
那个从三原黄土里走出来的人，无论走多远，心里都装着那片黄土，装着那个没儿子就会被笑话的村子，装着那句“都是给别人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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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见俊的三个女儿，都聪明。
大女儿像他，会琢磨。从小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怎么要。考大学的时候，成绩够了，可她非要出国。李见俊说，行，花钱就花钱。他就花钱，把她送出去了。大女儿去了加拿大，学的是商科，毕业后留在那边工作。每年过年打电话回来，说那边冷，冬天零下三十度，出门裹得跟粽子一样。李见俊听着，心疼，可也没办法。
二女儿像她妈，安静。不爱说话，不爱出头，就喜欢看书。李见俊说，你喜欢什么就学什么，钱不是问题。
三女儿最小，最娇。李见俊宠她，什么都依她。她要什么给什么，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老大在加拿大，说那边冷，冬天零下三十度。我让她回来，她说工作忙，回不来。。。。。。”
王霖听着，不说话。
他想起自己的女儿。也在外面，一年回来不了几次。想的时候，就打电话，发微信，看看照片。可那些东西，代替不了见面。代替不了她小时候骑在自己脖子上的感觉，代替不了她喊“爸爸”的声音。
有一回，李见俊说：“王总，你说，我们把孩子送出去，是对是错？”
王霖想了想，说：“对错不知道，但这是她们想要的路。咱们那会儿，不也是从家里走出来，去了外面吗？”
他点点头，没再说话。
那一刻，王霖觉得，他不是那个精明的生意人，不是那个爱算计的股东，就是一个普通的父亲。想念女儿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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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见俊太聪明了。
这是王霖跟他相处多年后的结论。
不是贬义，是陈述。他确实聪明，会琢磨，会算计，会抓住机会。别人看不见的，他能看见；别人想不到的，他能想到；别人不敢干的，他敢干。
可他这聪明，也有问题。
他太爱琢磨人了。
一件事，明明可以直来直去，他非要绕几个弯。一个人，明明可以坦诚相待，他非要先猜来猜去。他觉得这样才能不吃亏，才能把握主动，才能立于不败。
可结果呢？结果是别人越来越不信他。
王霖发现，李见俊说话，十句里能信五六句就不错了。不是他故意骗人，是他习惯性地把自己藏起来，把真实意图藏起来。他总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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