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凤三年，九月深秋。
洛阳的朝堂，在经历了“朝议均田制”的激烈交锋后，陷入了一种奇异的胶着与暗流涌动。天后的意志明确如剑，指向土地兼并这一痼疾。政事堂领衔，各部衙署参与的土地改革章程制定班子，在一种无形的巨大压力下开始运转。狄仁杰、李瑾、韦待价、崔神基等人，被推到了风口浪尖，既要顶住守旧派的明枪暗箭，又要绞尽脑汁，在错综复杂的利益与现实中，寻找一条可能走得通的路。
然而，令李瑾和武则天都感到心头微沉的，并非仅仅是山东高门、关中勋贵等传统“旧阀”的顽固抵抗。更令他们警惕和痛心的，是那些在“仪凤新政”中崛起、曾被他们寄予厚望、引为臂助的“寒门新贵”们，在触及土地这一核心利益时，所展现出的令人齿冷的转变。
第一个明确的信号，来自汴州。
“黜陟使”衙署派往汴州的干员，在追查漕运贪墨案、顺藤摸瓜触及当地土地兼并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这阻力，并非来自传统的地方豪强郑国公崔氏（崔氏在朝堂上尚有顾忌，且其家主在洛阳，地方上主要由旁支经营），而是来自一位意想不到的人物——汴州刺史，崔浞。
崔浞，出身博陵崔氏远支，早年家道中落，属于“破落户”。但其人精明强干，尤善理财，在地方任上政绩斐然，特别是在推行“新市税”、发展工商业方面颇有建树。武则天看中其能力，力排众议，将其从一介县令，破格提拔为汴州这漕运、商贸重镇的刺史，引为新政干将，是典型的“寒门新贵”代表。在“媚娘怒惩贪”的风暴初期，崔浞也表现得雷厉风行，配合狄仁杰，查处了几个漕司蛀虫，赢得了“铁面”之名。
然而，当调查的触角，开始指向汴州境内几桩涉及大规模土地兼并、手段隐秘但性质恶劣的旧案，而兼并的受益方，隐隐与崔浞的妻族、以及几位通过“新市”政策与他建立起紧密利益往来的地方大商贾有关时，事情变得微妙起来。
先是调查进度无故迟滞，关键证人要么“突然暴病”，要么“远走他乡”。接着，汴州官府提供的田亩、赋税卷宗，开始出现“缺失”和“难以核实”。最后，崔浞本人，这位曾经的新政急先锋，向狄仁杰派去的使者，递交了一份措辞委婉但态度坚决的“陈情书”。
书中，崔浞先是表了一番忠心，回顾天后知遇之恩，陈述自己在汴州“夙兴夜寐，推行新政，发展工商，惠及黎庶”的政绩。然后，笔锋一转，谈及土地兼并案：
“……然，兼并之弊，积重难返，非一日之寒。汴州地狭人稠，商贸兴盛，田产流转，自古频繁。所涉诸案，年代久远，契证或有缺失，情理或有可原。若执意深究，恐牵涉过广，人心惶惶，不利商贸之繁荣，有碍新政之推行。臣非为私计，实为汴州大局、为天后新政之威信虑也。且清丈田亩，事体浩大，需徐徐图之，若以霹雳手段，恐生民变，反为不美……”
洋洋洒洒，核心意思却很清楚：此事水深，牵涉太广（包括我的人），不宜再查。应以稳定、发展为重，不要因小失大，影响了“新政”的大好局面。
狄仁杰将这份“陈情书”与相关案卷，密送至洛阳李瑾处。李瑾看罢，沉默良久，一股难以言喻的失望与寒意，从心底升起。这熟悉的话语，这“大局为重”、“稳定为先”、“牵涉过广”的论调，与朝堂上那些反对“限田”、“清丈”的守旧派，何其相似！只不过，披上了一层“新政”、“发展”的华丽外衣。
“崔浞……”李瑾低语。他记得此人，当年在政事堂，是“新市税”、“鼓励工商”政策最积极的鼓吹者和执行者之一。曾几何时，他也是那个慷慨陈词，痛斥门阀垄断、呼吁给寒门子弟机会的“革新者”。然而，不过短短数年，当他手握权柄，坐镇一方，与地方势力（无论是旧豪强还是新富商）利益捆绑之后，他竟也如此迅速地，成为了新生的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表，成为了阻碍更深层次改革的顽固力量！他用当年反对旧阀的话语，来为自己、为新的利益集团辩护！
“新贵成旧阀……”李瑾苦涩地咀嚼着这几个字。这并非孤例。在随后汇总的各方信息中，类似的情况，在扬州、益州、乃至洛阳周边，都有显现。那些因“万年策”中鼓励工商、重视实务而崛起的“技术官僚”、“理财能手”、“工程干吏”，他们在自己的领域或许依然干练，依然能推动“新政”的表象繁荣（如漕运效率、税收增加、工坊建设）。但与此同时，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和人脉，或明或暗地购置田产、经营产业、与商贾勾连、与地方势力联姻，迅速积累了惊人的财富，完成了从“寒门”到“新贵”的蜕变。而他们的利益，已经开始与传统的土地食利者，甚至与他们本应监督、打击的胥吏、豪强、富商，盘根错节地纠缠在一起。
当改革的刀锋，指向吏治**、漕运积弊这些相对表层、且能赢得“**”和“道德高地”的领域时，他们可以是“急先锋”，甚至能从中获利（清除旧势力，腾出位置）。但当改革的锋芒，触及土地兼并、财富再分配这些更根本、更核心的利益时，他们的立场，便发生了微妙而坚定的转变。他们开始强调“稳定”、“发展”、“不宜操切”，与守旧派形成了事实上、心照不宣的同盟。
第二个更具代表性的场景，在紫微宫的一次小范围“问对”中上演。
这次“问对”，是武则天召见几位核心“新贵”重臣，就“摊丁入亩、以资产为宗”的新税制构想，听取意见。除了李瑾、狄仁杰、韦待价，被召见的还有新任户部侍郎裴明礼（以善于理财、兴办实业著称）、将作大匠宇文恺的后人、现任工部郎中宇文炫（主持多项重大工程）、以及那位在朝议中提出“四策并举”的中书侍郎崔神基。
起初，讨论尚在技术层面。但当天后武则天看似不经意地问及：“若行此新税，诸卿家中田产、商铺、工坊，岁入几何？可能承受？”时，气氛骤然变得微妙。
裴明礼率先开口，他笑容可掬，言辞圆滑：“天后明鉴。臣蒙圣恩，略通商贾之术，家中确有几处薄产，些许工坊。然臣之产业，皆遵纪守法，照章纳税，雇佣工匠，惠及乡里，乃新政繁荣之见证，非兼并盘剥所得。新税之法，旨在均平赋役，臣自当拥护。然，税制之改，关乎国本，牵一发而动全身。臣斗胆进言，商税、市税，方为未来财源之大宗，田亩之税，或可缓图，以免挫伤工商之生机。且清点资产，估值定税，操作极难，易生纷扰，不若维持现行，逐步改良为妥。”
他巧妙地将“个人利益”包裹在“维护新政成果”、“保护工商活力”的大旗下，实质是反对加征财产税，尤其是对其工商业资产的清查和课税。
宇文炫则从“工程”角度提出“担忧”：“天后，臣掌工程，深知百工运作，资金流转之要。若骤然加税，或清产核资，恐致资金紧张，工程停滞。且田亩、工坊、商铺，性质迥异，价值浮动，如何统一核估？若标准不一，必生不公，民怨沸腾。臣以为，税制宜稳不宜变，当前租庸调制虽有不足，然体系成熟，可局部微调，如清丈田亩后，据实征收即可，不必另起炉灶。”
他看似从“专业”角度提出操作难题，实则也是维护现有利益格局，反对触动其通过工程承包、物资采购等积累的庞大财富网络。
最令李瑾和武则天心情复杂的，是崔神基的反应。这位在朝议上慷慨陈词，提出“四策并举”的“改革派”干将，在面对天后看似随意的“家产”询问时，脸上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不自然。他沉吟片刻，躬身道：“天后，臣之家资，皆赖俸禄与祖产，薄有田亩，仅供糊口。新税之议，乃臣为社稷长远计。然，裴侍郎、宇文郎中所言，亦不无道理。变法之事，确需虑及周全，循序渐进。摊丁入亩，触动甚广，不若……先以限田、清丈为先，税制之事，或可从长计议？”
他的退缩显而易见。当触及自身（或所属集团）可能的利益损失时，他那看似激进的“四策”，便开始自动“打折”，将最核心、也最触动利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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