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凤五年，腊月，安西的烽火还未在长安朝堂的争吵中寻到明确的出路，其引发的连锁震动，却已如投入池塘的石子，激起的涟漪远超西域，迅速蔓延至帝国的腹心之地。当朝廷中枢还在为是否救援、如何救援安西而议而不决时，地方上那些嗅觉灵敏、手握实权的节度使、观察使乃至刺史们，已从这份危机中，嗅到了不一样的味道——那是权力扩张的契机，是巩固自身实力、甚至更进一步的最佳理由。
如果说之前边镇节度使的扩权，还带有“事急从权”、“迫于边患”的无奈与正当性，那么此刻，在安西大败、朝廷虚弱、中央权威动摇的背景下，一种更危险、更具侵蚀性的趋势，开始在中原内地一些重要的节度使辖区，悄然滋生、蔓延——那就是蓄养私兵，并以此为基，逐步掌控地方财、政，形成半独立的割据苗头。这已不再是单纯的“尾大不掉”，而是向着“藩镇”的实质，迈出了关键一步。
剑南道，成都府。
剑南西川节度使，驻节成都，本为防御吐蕃、镇抚西南诸蛮而设，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边镇”，但因其地理位置重要，民殷物阜，兼有盐铁之利，节度使权柄历来颇重。现任西川节度使刘延嗣，出身将门，在蜀中经营已近十载。
安西危急的消息传来，刘延嗣并未像陇右、河西节度使那样焦虑于抽调兵力驰援，反而在短暂的惊愕后，眼中闪过一丝精光。他立刻召集心腹将佐、幕僚，于节度使府密室商议。
“诸公，安西大败，疏勒陷落，朝廷震动。”刘延嗣声音不高，却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兴奋，“吐蕃、葛逻禄、突厥余孽联手，声势浩大。朝廷能派往安西的援兵，必然有限，且远水难救近火。依某之见，安西四镇，恐将不保，至少……要元气大伤。”
一名幕僚捻须道：“节帅所言甚是。朝廷府兵之弊已深，国库空虚，内斗不休。此次安西之败，恐将引发吐蕃更大野心。其兵锋虽在西域，然唇亡齿寒，我剑南道与吐蕃接壤，不可不防啊！”
“正是此理！”另一员将领拍案道，“节帅，朝廷自顾不暇，安能保我蜀中安宁？为今之计，当自强！请节帅速速上奏朝廷，言明吐蕃东侵之险，请准我等增募士卒，加固城防，整饬武备，以备不虞！”
刘延嗣缓缓点头，这正是他想要的话头。“朝廷如今焦头烂额，必允所请。然则，”他话锋一转，目光扫过众人，“仅仅增募士卒，加固城防，恐犹不足。吐蕃若倾力来犯，或与南诏勾结，我西川虽有山川之险，亦需有可战之精兵，敢战之死士。诸位以为然否？”
众人皆称是。刘延嗣继续道：“故此，本帅决议，除按制募兵守御外，当另募牙兵三千，需骁勇敢战、忠谨可靠之士，由本帅亲辖，赐予厚饷，配以精甲利刃，日夜操练，以为我西川之‘拳头’，震慑宵小，亦为朝廷屏藩！”
“牙兵”，原指节度使的亲兵卫队，但在此刻刘延嗣的口中，其规模和定位已远超亲兵范畴。三千人，皆是职业募兵，待遇远超普通军士，装备精良，只听命于节度使一人。这实质上，就是他刘延嗣的私人武装。
“然则，这粮饷、甲仗……”有人迟疑。
刘延嗣微微一笑：“蜀中富庶，盐铁茶丝之利，冠于天下。本帅已与成都、梓州几位大贾谈妥，以节度使府作保，向他们‘借’贷钱帛百万，以充军资。至于粮秣，今年蜀中丰收，各州常平仓皆满。可上奏朝廷，言为备边，需截留部分税赋、动用部分常平仓粮，朝廷必允。此外……”他声音压低，“峨眉、青城诸山，有铜铁之矿，可遣心腹之人，招募工匠，私开矿冶，打造兵器甲胄。此事需隐秘，但务必速行。”
密室中，众将佐、幕僚交换着眼神，有震惊，也有兴奋。截留赋税、动用常平仓、向富商借贷、甚至私开矿冶……这每一项，都触及甚至逾越了朝廷法度的红线。但“备边”这个理由，在当前的局势下，是如此冠冕堂皇，足以堵住许多人的嘴。而一旦这支“牙兵”练成，矿冶、财源掌握在手，刘节度使在蜀中，将真正成为说一不二的存在。朝廷？天高皇帝远，又能奈他何？
很快，一份言辞恳切、充满忧患意识的奏章从成都发往长安，详陈吐蕃威胁，请求扩军、截留赋税、动用仓储、并“便宜行事”以整饬武备。与此同时，西川各州县的募兵点悄然设立，优厚的待遇吸引了众多亡命之徒、破产农户乃至江湖豪客。成都附近的几处偏僻山坳里，新建的冶铁炉日夜不息，火光映红了半个天空。
山南东道，襄州。
山南东道节度使治所襄州（今湖北襄阳），地处南北要冲，水陆通衢，并非边地，但同样因位置重要而设节度使。现任节度使张守瑜，乃武则天提拔的将领，素以“忠谨”著称。然而，在安西败讯和朝廷混乱的刺激下，连他也开始动起了心思。
“朝廷无力救援安西，各地节度使必然各自为政，以图自保。”张守瑜对心腹道，“我山南东道，虽无外患，然地处中原，四通八达，流民、盗匪最易滋生。如今朝廷权威不振，难保没有强梁之辈，趁机作乱。不可不防。”
他的“防”，并非简单的加强治安，而是同样开始有意识地扩充直属兵力。他以“清剿境内流窜盗匪”、“弹压可能之民变”为由，向辖下各州征发“团结兵”（地方民兵），加以整训，并从中挑选精壮，组成一支约两千人的“衙前兵”，装备、训练皆优于普通州兵，实际控制权牢牢握在他自己手中。同时，他开始以“整修水利、加固城墙”为名，向境内富户、商贾“劝捐”，所得钱帛，大半用于供养和武装这支日益壮大的私人武力。
襄州城内外，张守瑜的“衙前兵”巡逻日益频繁，对往来商旅的盘查、对地方事务的干预也日渐加深。刺史、县令们开始察觉到，许多本该由他们处理的事务，如今都需要先“请示”节度使府。张节度使的意志，在山南东道，渐渐比朝廷的诏令更为有效。
河南道，汴州。
河南道观察使（虽无节度使之名，但权责渐重）的治所汴州（今河南开封），地处中原腹心，本应是朝廷掌控最严之地。然而，在“府兵制崩溃”、“安西大败”、“朝局僵持”的多重冲击下，这里的形势也变得微妙。
河南道观察使崔浞，出身博陵崔氏，是传统世家大族的代表，对新政素来抵触。他敏锐地察觉到朝廷权威的下滑和天后与太子之间的紧张，也看到了其他地方节度使的动向。他虽不像边镇节度使那样有明目张胆募兵的理由，却也自有盘算。
“朝廷如今，自顾不暇。所谓新政，苛扰地方，民怨渐起。河南道乃中原腹心，若有不逞之徒借机生事，后果不堪设想。”崔浞对族中子弟和亲近官员如此说。他利用观察使监察地方的职权，开始有意识地整顿、掌控河南道各州的“团结兵”和“州兵”。他以“防患于未然”、“保境安民”为名，频繁调动各州兵力进行“操演”、“联防”，并借机将一些关键位置换上自己的亲信。同时，他暗中联络境内世家大族、豪强地主，以“共保乡梓”为名，鼓励他们蓄养部曲、修葺坞堡，并承诺给予庇护和支持。
在崔浞的整合下，河南道虽然没有出现一支名义上直属观察使的大军，但各州县的武装力量，却在“联防”、“保境”的名义下，被他以更加隐秘的方式串联、影响着。一旦有变，他崔浞登高一呼，未必不能迅速集结起一支可观的力量。更为关键的是，他通过控制地方武装，实际上加强了对河南道赋税、刑名、人事的影响力，观察使的“观察”之权，正在向实质性的“统治”之权过渡。
河东、河北，甚至江南的一些要镇，类似的情形也在以不同的形式上演着。节度使、观察使、乃至一些强势的都督、刺史，都在借“边患”、“备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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