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机印”的问世，如同在平静的湖面投下巨石。初始的涟漪或许局限于“天工苑”那高墙之内，局限于朝堂高层的密议与忧虑，但随之激起的滔天巨浪，却以惊人的速度席卷了整个帝国的知识生产与传播体系，并迅速蔓延至市井民间，深刻触动着社会最敏感的神经——知识的价格与获取门槛。
变化首先发生在长安、洛阳这两都的书籍市场。
东西两市的“书坊”**区，以往总是弥漫着一种混合了陈年墨香、纸张气息和淡淡霉味的、略带清冷矜持的氛围。这里交易的，主要是手抄本、少量珍贵的雕版印本（多为佛经、历书或需求量大的经典），以及从更遥远的南方（如成都、扬州）流入的刻本。书价昂贵，一部像样的《诗经》或《论语》手抄本，往往需要数贯甚至十数贯钱，相当于普通农户数月的开销。一卷名家注释的经义，或一部新近流行的诗文集，更是价值不菲，常被藏书家或富家子弟视为可居的奇货。购书、藏书，是财力与身份的象征，更是士族阶层维系文化垄断的重要壁垒之一。
然而，在“神机印”成功运行数月后，市场的坚冰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融化。
先是东市一家名为“文华阁”的老字号书铺，在店门口挂出了醒目的新招牌：“新法精印《孝经》《论语》，字大清晰，每册仅售三百文！”这个价格，在当时堪称石破天惊。以往，一部手抄的《论语》，品相稍好的，动辄两三贯钱。即便是较为粗劣的坊间抄本，也要近一贯。三百文？不过是一匹普通绢帛的价格，一个中等户人家咬咬牙也能承受。
起初，人们以为是噱头，或是粗制滥造的劣品。但当好奇的人们涌进店铺，看到那摆得整整齐齐、散发着新鲜油墨味道的一摞摞新书时，全都震惊了。纸张是略糙但厚实耐用的竹纸，字迹是用统一的、清晰端正的“唐楷”印刷，墨色均匀，装帧虽是简单的线装，但结实整齐。翻开来看，内容准确无误，正是官府颁布的“标准本”。虽然比不上名家手书的飘逸，也没有精良雕版印本的那种古拙韵味，但便宜、清楚、易得，对绝大多数只是需要阅读内容而非收藏把玩的人来说，这已足够了。
“文华阁”的掌柜姓郑，是个精明又有些魄力的商人。他通过特殊渠道（实则是“天工苑”下属的“官营印书馆”对外试探性合作），以极低的价格批发了首批数百册“机器书”，试探市场。结果，短短半日，被抢购一空。长安城中，消息灵通的寒门士子、小富之家、乃至一些开明的私塾先生，闻风而动。
紧接着，仿佛是约定好一般，西市、东市其他几家有门路的大书商，也相继推出了类似价格的“机器书”，品种也从《孝经》《论语》扩展到《千字文》《百家姓》《急就章》等启蒙读物，再到《算学启蒙（简本）》《农桑辑要（选编）》《千金方（常见方剂篇）》等实用书籍。价格从一百多文到五六百文不等，视篇幅和纸张而定。以往需要数年抄写或重金求购才能凑齐的“蒙学套装”（《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等），如今加起来还不到一贯钱！
书市的格局，几乎在一夜之间被改写。那些专门为人抄书为生的“经生”和中小型抄书铺，首先感到了刺骨的寒意。他们的手抄本，在价格上完全无法与“机器书”竞争，即便在书法艺术性上略有优势，但对于绝大多数普通购买者而言，这点优势在低廉的价格面前不值一提。一时间，许多经生失业，抄书铺门可罗雀。
更大的冲击波，则传向了书籍的源头——那些依赖出售家藏珍本、手稿或垄断某些经典注释版权的世家大族和著名藏书家。一部罕见的善本、孤本，其价值或许不会因“机器书”的出现而立刻贬损，因为它承载的是文物和稀缺性价值。但那些相对常见、但以往因抄写不易而价格不菲的经典著作及其流行注释本，其“知识载体”的商业价值却在急剧缩水。一个寒门学子，现在只需花费以往十分之一甚至更少的钱，就能获得与世家子弟内容无二的《五经正义》或《史记》选本（虽然可能是节选或白文本）。知识获取的经济门槛，被这钢铁机器和廉价纸张，硬生生地削去了一大截。
变化不止于此。随着“官营印书馆”产能的提升和技术的初步扩散（在严格管控下，部分非核心的印刷机组件开始由指定的民间工坊承制），印刷的内容也开始迅速多样化。除了经典的“官刻”正经正史、启蒙读物、实用农医书，一些敏锐的书商开始尝试新的领域。
首先是科举应试参考书的“泛滥”。以往，某位名师的“时文点评”、“经义精要”、“策论范文”，往往只在少数门生故旧中传抄，或被书商以高价刊刻少量出售。如今，这些“考试秘籍”被迅速收集、整理、印刷，以几百文一册的价格在书肆公开出售。虽然质量参差不齐，但无疑为那些缺乏名师指导、信息闭塞的寒门学子打开了一扇窗，尽管这扇窗可能有些扭曲。
其次是通俗读物的兴起。以往难登大雅之堂，主要依靠说唱艺人表演和少量手抄流传的“变文”、“俗讲”（佛教故事通俗化文本），以及一些市井传奇、志怪故事，开始被整理成文，配上简单的木刻插图，印制成巴掌大的小册子，称为“话本”或“小说”。这些读物语言浅白，故事性强，价格极低（几十文到百来文），迅速在识字率稍高的市民、小商人、甚至部分家境较好的农户子弟中流传开来。东市一家名为“聚文斋”的书铺，因连载印刷一部名为《梁公案》（以狄仁杰为原型加工的侦探故事）的“小说”而名声大噪，每出新卷，购买者排成长队。
更让一些人（尤其是士大夫）蹙眉的，是一些“非正统”言论的私下流传。有对现行政策隐晦批评的打油诗，有对官员逸闻的调侃小段，甚至有对经典另类解读的“歪批”。这些文字篇幅短小，印制粗糙，往往不署作者真名，只在熟人间悄悄传递，或在某些茶馆酒肆的角落被人低声诵读、讨论。虽然规模尚小，但这是一个全新的、不受完全控制的言论空间萌芽的迹象。
“书籍价如纸”不仅是一句形容，在长安、洛阳的一些街头巷尾，甚至开始出现“论斤卖书”的摊贩！卖的自然是些最粗劣的竹纸印刷的启蒙读物或过期历书，但“书”与“纸”在价格上的趋同，其象征意义令人震撼。知识载体，正从昂贵的奢侈品，快速滑向普通消费品。
这股风潮，以两都为中心，顺着发达的驿道和商路，迅速向帝国各州县扩散。
在扬州、成都、广州、江陵、汴州等大城，很快出现了专门售卖“长安新书”、“洛阳印本”的书铺。虽然加上运费，价格比两都稍贵，但相比以往的手抄本，依然是天壤之别。地方上的富户、乡绅、乃至一些比较开明的州县学官，开始成批订购这些廉价书籍，或充实家塾，或捐赠给本地的书院、义学。
一个在洛阳发生的真实故事，很快传为“佳话”或“警示”，取决于听者的立场：一位来自河北道的寒门士子，姓张，在洛阳备考科举。往年，他需要花费大量时间为人抄书，才能换取购买必要书籍的微薄资金，且往往只能买到残缺不全或字迹潦草的抄本。今年，他用替人写家信攒下的几百文钱，在东市一次性购买了一套“机器版”的《五经》白文（无注释的纯文本）和几册时文选集。他捧着那摞散发着墨香、字迹清晰的新书，回到租住的小客栈，关上门，竟激动得流下眼泪。他对同窗感叹：“往日为求一《毛诗》郑笺善本，辗转求告，费尽资财而不可得。今有此物，虽无先儒妙解，然经文无讹，可时时诵读揣摩，所费不过往日一月之炊。天助寒士，莫过于此！”
这个故事，被“格物院”下属新成立的“文宣署”（负责官方出版物和宣传）有意无意地记录下来，稍加润色，登载在刚刚试刊的、面向低级官吏和士子的《两都邸报》（内部传阅性质）上，作为“新法惠民、文教昌明”的例证。但在某些高门大族的书房里，这个故事被反复提及，语气却充满了忧虑。
“寒门子，粗通文墨，耗资数百，即可得经书而读。长此以往，读书种子，将遍及乡野，不复为我辈所专也！”一位致仕的崔姓老侍郎，在家族的私议中，捻着胡须，面色凝重，“更遑论那些市井小说、歪理邪说，流播于贩夫走卒之口，蛊惑人心，败坏风俗。礼崩乐坏，恐自此始！”
知识垄断的壁垒，出现了第一道巨大的裂痕。虽然世家大族依然掌握着最精深的学问传承、最优质的师资、最广阔的人脉，以及科举入仕的关键“通行证”——声望与荐举，但他们再也无法轻易地用“无书可读”这道经济枷锁，将绝大多数寒门子弟挡在学问的门外。上升的通道，虽然依旧狭窄崎岖，但入口处的光线，似乎明亮了一些。
市场的反应是迅捷而逐利的。巨大的需求刺激了生产，也催生了混乱。除了“官营印书馆”和几家获得特许的大书商，一些中小作坊开始铤而走险，试图仿制简易的印刷工具，或偷偷翻印热门书籍。纸张、油墨的需求量激增，相关作坊日夜赶工。盗版、粗制滥造、内容错讹的问题开始出现。一本名为《杜工部诗选》的册子，在洛阳被发现其中混入了不少中唐乃至晚唐诗人的作品，甚至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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