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凤三年，暮春。当“工坊童工泣”的景象还在李瑾心头萦绕不去，当“路有冻死骨”的流民问题仍在狄仁杰等人全力扑救之时，一场更深沉、更致命、也更为盘根错节的危机，如同潜伏在帝国丰腴肌体之下的癌肿，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散、恶化。这便是土地兼并。这已非“隐忧”，而是迫在眉睫、动摇国本的“急症”。武则天于政事堂上“严查田亩兼并”的决断，如同向这潭深不见底、遍布荆棘的浑水中，投下了一块烧红的烙铁。瞬间，蒸汽升腾，暗流激荡，潜伏于帝国统治根基深处的巨大矛盾，被彻底引爆。
一、政事堂：风暴的中心与“度田”之争
紫微宫侧殿的“文思殿”，已连续数日灯火通明至深夜。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茶味、墨香，以及一种近乎凝固的紧张。以侍中裴炎为首，奉旨“领衔彻查关内、河南、河北三道田亩兼并”的“度田使”衙署临时设于此。参与者除裴炎外，尚有刑部、御史台、吏部、户部抽调的干员，以及天后特派的数名北门学士作为顾问。相王李瑾虽不直接负责，但作为“万年策”的提出者与天后最倚重的辅政亲王，几乎每日必至，密切关注进展。
然而，进展之缓慢、阻力之巨大，远超预期。问题首先并非来自地方，而恰恰来自这“度田”团队的内部，来自对“如何度田”、“度到何种程度”、“触及何人”的根本性分歧。
裴炎手持一份来自河南道汴州的初步核查奏报，眉头紧锁：“诸位请看，汴州报称，经初步‘自查’，境内田亩与户籍册籍大体相符，虽有‘隐户’、‘漏口’，然多为前朝积弊，已逐年清理。所谓‘兼并’，多为民间正常‘典卖’、‘佃耕’，合乎《田令》。州中大户，如前汴州刺史、现致仕在乡的郑国公崔义玄家族，虽有田产颇丰，然皆‘累世所积，买卖有契，赋税无亏’，‘并无强占、侵夺情事’。”
刑部一位郎中冷哼道：“崔义玄？其子崔神庆，现任洛阳县令！其家族在汴州，有‘郑半州’之称！田连阡陌，庄园数十，佃户过千。若这都是‘累世所积、买卖有契’，那这‘契’是如何来的？那些失去田产的农户，是心甘情愿‘典卖’的，还是被**、官司、乃至暴力逼得走投无路才‘卖’的？汴州如此，其他州县可想而知！这‘自查’，分明是欺上瞒下，官绅勾结，糊弄朝廷！”
“王郎中慎言！”一位出身博陵崔氏旁支的户部员外郎沉声道，“无凭无据，岂可臆测勋臣世家？田产买卖，自有契约为凭，官府用印为证。若动辄以‘兼并’之名，怀疑士绅合法产业，岂非动摇国本，寒了天下忠良之心？且度田之事，牵涉极广，若操之过急，引得地方汹汹，大户惊惧，恐生民变！前朝教训，不可不察。”
这便是核心矛盾。一派（以刑部、御史台部分官员及北门学士为代表）认为，土地兼并已到非严厉整肃不可的地步，必须打破地方官绅的“自查”谎言，派遣强干御史，深入乡里，甚至允许百姓告发，彻底清查非法占田，务必还田于民。而另一派（以裴炎及部分出身高门、与地方利益勾连较深的官员为代表）则认为，当以“稳定”为重，承认现有土地占有格局的“既成事实”，在“不引发大动荡”的前提下，进行有限的、温和的“清理隐户”、“核实赋税”，对真正的“兼并”采取“既往不咎，下不为例”的绥靖政策。他们不断强调“法不责众”、“牵一发而动全身”、“恐伤朝廷柱石”。
裴炎本人态度微妙。他并非完全反对抑制兼并，也深知其中危害。但作为关陇集团的代表之一，其家族、门生、故旧中，不乏大地主。更重要的是，他身居宰辅，首要考虑是朝局稳定和他个人**地位的稳固。他担心若支持李瑾、狄仁杰等人的激进方案，会彻底得罪天下大部分拥有田产的官僚、士族、勋贵，将自己置于孤立无援的境地，甚至可能引发朝堂**和地方**，届时他将首当其冲。因此，他更倾向于一种“稳健”的，或者说“和稀泥”的度田方案。
“相王殿下，”裴炎转向一直沉默聆听的李瑾，语气凝重，“度田之事，关乎国脉，诚宜慎重。老臣非是阻挠，实是忧虑。若依王郎中之议，遣酷吏，许告讦，穷究田产来源，则天下州县，必是诬告横行，人人自危，良善士绅，亦难幸免。胥吏借此勒索，地方借此生事，恐兼并未抑，而天下先乱！且田产经年，买卖多次，契约真伪、有无逼迫，时隔久远，如何查得清？若强要追索，翻几十年旧账，则狱讼盈庭，永无宁日！此非治国之道，实乃取乱之道也！”
他顿了顿，继续道：“老臣以为，当以核定现有田亩、清理隐户、均平赋税为主。承认永业田、口分田现有占有事实，重点核查有无新近非法侵夺、及田亩隐匿以逃赋税者，对此类，严惩不贷。对过往积年形成的田产格局，除非证据确凿、民愤极大之恶性兼并，否则宜暂不深究。同时，严禁今后非法买卖、侵占官民田产。如此，既安士绅之心，又增国库之入，亦可稍抑兼并之风，徐徐图之，方为上策。”
这几乎是公开为既得利益集团张目，将清查范围限定在“新近”和“恶性”，实际上保护了绝大部分通过多年“合法”手段（其中不乏巧取豪夺）积累起庞大田产的豪强。李瑾心中冷笑，裴炎这是想把“度田”变成一场不痛不痒的“财税检查”，回避最根本的土地所有权重新分配问题。
“裴相所言‘徐徐图之’，固然是老成谋国。”李瑾缓缓开口，声音平静，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然则，病入膏肓，岂容再缓？城外流民，每日皆有冻饿而死；城中工坊，童工血泪未干。其根源，十之**，在于失地。若度田只触及皮**，不伤筋骨，则兼并之根不除，流民之源不断，童工之泣不止。今日‘徐徐’，明日便是‘积重难返’！”
他站起身，走到悬挂的巨幅大唐疆域图前，手指划过河南、河北、关内诸道：“此三省，乃帝国腹心，赋税重地，亦是兼并最剧、流民最多之处。朝廷新政，推广农具，兴修水利，所增之产，大半入了谁家仓廪？是那些田无立锥、沦为佃户或流民的小农吗？不！是田连阡陌，坐享其成的豪强地主！他们利用新政带来的地力提升、交通便利，反而更有资本去兼并、去放贷、去扩张！新政之利，未普惠于民，反加速了财富与土地向少数人集中！此非新政之过，乃执行之弊，制度之漏也！”
他转身，目光锐利地扫过在场诸人：“裴相担心‘天下汹汹’、‘人人自危’。然则，不度田，不抑兼并，则失地之民汹汹，冻饿之骨枕藉，难道就不动摇国本了吗？究竟是让兼并者‘自危’，还是让天下百姓‘绝望’，哪一个对朝廷的威胁更大？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道理，诸位不会不懂。”
“至于‘旧账难清’、‘法不责众’，”李瑾语气转冷，“这确是难点。然，难，便不做了吗？朝廷可以设立‘陈年田产申诉核查司’，专门受理百姓对历年非法占田的申诉，设定年限（如仪凤元年以前），区别情况。对证据确凿、民愤极大的，坚决清退；对年代久远、情况复杂、双方各有说辞的，可酌情以赎买、置换、或承认部分既成事实但加征税赋等方式处理；对确属合法买卖、无欺压情节的，予以确认。关键是要有这个态度，这个渠道，让百姓看到朝廷抑制兼并、为民做主的决心！若因‘难’而‘不为’，则兼并永无止境，民心永无归附！”
李瑾这番论述，既有对现状的尖锐剖析，也提出了相对具体的操作思路，既坚持了原则，也考虑了策略上的灵活性。殿中支持“严查”的官员精神一振。而裴炎等人，脸色则更加难看。
“相王殿下心系黎民，老臣感佩。”裴炎沉默片刻，缓缓道，“然殿下所虑，过于理想。天下田产关系，盘根错节，牵一发而动全身。纵有‘申诉核查司’，亦难免为刁·民猾吏所乘，诬陷良善，搅乱乡里。且清退田产，涉及无数钱粮、人口安置，谈何容易？稍有不慎，便是**！老臣愚见，还是当以稳妥为要。不若……将此争议，奏请天后、陛下圣裁？”
他将皮球踢给了武则天和皇帝。李瑾知道，这是裴炎以退为进。天后固然有抑制兼并之心，但也必然要考虑朝局稳定和执行难度。最终裁决，很可能是折中，而这“折中”，在裴炎的操作下，极有可能偏向“温和”方案。
“可。便依裴相所言，将两种方略，各自利弊，详陈奏报，请天后、陛下圣断。”李瑾不再多言。他知道，真正的较量，在朝堂之外，在那些兼并愈演愈烈的广袤乡村。
二、河南道，汴州，中牟县。兼并的血泪图景
就在洛阳朝堂为“度田”方针争论不休之际，千里之外的汴州中牟县，一场无声的惨剧，正在为这场争论提供最残酷、也最真实的注脚。
中牟县有个村庄叫李家庄，庄中大半人家姓李，多是自耕农。庄东头有户人家，户主叫李老四，五十来岁，勤快本分，守着祖传的二十亩永业田，加上租种村里的十亩公廨田，日子原本还算过得去。前年，李老四的老伴得了急病，为请郎中、抓药，欠下了庄里大户、同时也是里正的李有财三贯钱的“青苗钱”（**）。约定秋后本息还清。
不料前年秋收时遭遇雹灾，收成大减。李老四将全部收成变卖，也只凑够两贯。李有财带着家丁上门，言道“契约在此，本息共四贯，秋后不还，以田抵债”。李老四苦苦哀求，言明灾情，请求宽限。李有财假意答应，却暗中指使胥吏，在次年征收“义仓税”和“代役钱”时，故意将李老四家应缴数额提高数倍。李老四无力缴纳，李有财又“好心”提出，可以再借给他钱粮完税，但需将家中二十亩永业田的“田契”押给他，并签下“如到期不还，田产归债权人所有”的“典贴”。
走投无路的李老四，只得签字画押。去年，李老四起早贪黑，盼着好年景还债赎田。谁知夏天其子下河捞鱼，不慎溺亡，家中又添丧事。秋收时，李有财再次上门，拿出典贴，言本息已滚至十贯，李老四绝无可能还清。不由分说，便让家丁强行将李家二十亩田里即将成熟的庄稼收割一空，抵作部分利息，并宣布田产归他所有。李老四气急攻心，吐血倒地。李有财还倒打一耙，告到县衙，说李老四“拖欠债务，抗拒还田”。县中主簿（李有财的妻弟）判李老四“败诉”，限期搬离田庄，所欠余债，以其宅院、耕牛抵偿。
一夜之间，李老四田产、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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