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价格的暴跌，如同在干涸的大地上降下甘霖，催生了无数渴望知识的幼苗。然而，对于大多数升斗小民乃至寻常寒门士子而言，即便书价降至数百文，要系统性地获取、阅读、乃至借阅一系列书籍，尤其是那些并非必备但能开阔眼界、增进学识的“杂书”、“要籍”，仍然存在一道无形的门槛——购买力固然是其一，但书籍的持有、储存、流转，同样是个难题。并非所有人都有余钱购置一个像样的书架，更遑论建立起自己的藏书体系。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古训，在武则天与李瑾主导的新政中，正在被悄然修正。知识的下移与普及，被视为巩固统治、开发民智、选拔真才的长期国策。在利用“神机印”大规模、低成本印制“正典”、“正书”以占领市场、引导**的同时，一项更具制度性、普惠性的配套工程，也随之提上日程，并以惊人的速度和力度推行开来——建立覆盖各州县的“公立图书馆”体系，时称“官立书库”或“公藏阁”。
这项计划的提出，在朝堂上引发了比“机器印刷”更为复杂的争论。支持者认为，这是彰显朝廷崇文重教、泽被天下的德政，能让更多寒俊有机会读书明理，有利于教化百姓、选拔人才。反对者则忧心忡忡：其一，耗资巨大，需在各州郡县治所修建馆舍、购置书籍、配备管理人员，是一笔持续的财政负担；其二，书籍公开陈列，任人翻阅，尤其是那些“杂书”、“子集”，若被无知小民甚至心怀叵测之徒随意观览，恐生是非，淆乱人心；其三，此举将进一步打破世家大族凭借丰厚藏书而形成的文化优势，动摇“诗书传家”的根本。
然而，武则天乾纲独断，李瑾极力推动，狄仁杰等务实派大臣亦看出此举对长远文教、稳固基层的益处，最终力排众议。朝廷颁下明诏：于天下诸州治所，设立“州立公藏阁”，由朝廷拨付专款，地方筹措部分钱粮，限期一年内建成；于各紧要、富庶之大县，设“县立公藏阁”，其余县治，亦需辟出固定官舍，设立“公阅书室”，规模可稍小。所有公藏阁、书室，对本地有功名的士子、州县学的生徒、乃至有本地户籍、身家清白、有保人作保的良民开放，准许其在规定时间内入内阅览，部分常用经典、蒙学读物，在严格担保下，可短期外借。书籍来源，主要由朝廷“官营印书馆”统一调拨配发，也鼓励地方官员、士绅捐赠。
诏令一下，天下震动。尤其是那些渴望读书却苦于无书的寒门子弟，闻之无不欢欣鼓舞，视若甘霖。而许多地方官员，则感到压力与机遇并存——这既是彰显政绩的机会，也是个耗神费力的新差事。
长安，作为天子脚下、首善之区，自然要率先垂范，树立样板。
位于皇城东南隅，原本是一处前朝废弃官署的旧址上，一座崭新、朴拙而宏大的建筑拔地而起。这便是全国第一座，也是规模最大、规制最全的“长安公立图书馆”，又称“崇文阁”。建筑风格并不追求华丽，而是注重实用与防火。主体为砖石结构，木构件均经过防火处理，屋顶铺瓦，院内设有数口大缸储水。内部空间高大开阔，以容纳书籍和读者。
图书馆分为数区：
“正经正史阁”：收藏朝廷钦定的儒家经典、历代正史、重要律令格式。这里环境最为肃穆，书架高大，典籍多为“官营印书馆”新印的精装本，也有部分募捐或抄录的旧本、善本。阅览者需衣冠整洁，保持安静。
“百家子集阁”：收藏诸子百家、诗文总集、名家别集、地理方志、医药算学等“杂书”。此处书籍种类最杂，数量也最多，既有新印的廉价本，也有各地收集或捐赠的旧籍。气氛相对宽松一些。
“时文新学阁”：这是一个颇具争议但也最具活力的区域。收藏近年的科举优秀试卷汇编、时政策论选集、“格物院”刊印的《格物入门》《算术新编》《农器图说》等实用新学书籍，甚至包括“天下译馆”翻译的部分外邦地理、算学著作摘要。这里的书籍更新最快，也最受准备科举的年轻士子和对新学感兴趣的人欢迎。
“蒙学阅览室”：专为孩童和初识文字者设置，陈列《千字文》《百家姓》《孝经》等启蒙读物，以及配有简单图画的识字卡片、道德故事小册。允许低声诵读，常有私塾先生带着学童前来。
“抄录堂”：为那些无力购买但又急需某些书籍的贫寒士子设立。提供纸笔（需支付低廉成本费），允许他们在馆内抄录所需篇章，但严禁抄录全本（以防冲击书市），且抄录内容需经管理人员过目。
图书馆设“阁丞”总管，下设“书吏”、“司阍”、“洒扫”等若干员役。入馆阅览需登记姓名、籍贯、事由，但无需任何费用。外借书籍则需有本地有身份之人担保，并缴纳少量押金，限期归还，损坏遗失需赔偿。
开馆之日，盛况空前。朝廷举行了简朴而庄重的仪式，由宰相狄仁杰亲自题写匾额“崇文阁”。馆门一开，早已等候在外的人群——有青衫单薄的寒门士子，有好奇的市井识文断字者，有领着孩童的家长，甚至还有几个穿着干净短褐、眼神中充满好奇的年轻工匠（得益于近年来官府和民间兴办的“夜学”、“匠铺学堂”，工匠识字率有所提升）——如潮水般涌入。他们被那高大整齐的书架、浩瀚如烟的典籍、以及可以自由取阅（在指定区域）的新奇规则所震撼。空气中弥漫着新纸、新墨、新木器的混合气味，以及一种压抑着的、兴奋的低声絮语。
一位来自剑南道的年轻士子，抚摸着一排排崭新的《十三经注疏》，眼眶泛红，对同伴低声道：“在家时，为借阅里中乡绅半部《毛诗》，需为其家抄书三月，且不得携出。如今……如今竟可随意取阅，如处宝山……”他的声音哽咽了。
在“时文新学阁”，几个国子监的生员围在一套新到的《格物院年刊（精选）》旁，激烈而压低声音地争论着里面关于“滑轮省力原理”的图示和计算。不远处，一个中年书生则对着一本新印的《海外奇物志略》（摘译自拂菻、大食游记）啧啧称奇。
“蒙学阅览室”里，几个穿着粗布但浆洗得干净的孩子，在一位老塾师的带领下，指着墙上的识字图，发出清脆的跟读声。他们的父母，可能是小贩、匠人或城郊农户，拘谨地站在门外向里张望，脸上交织着期盼与自豪。
当然，并非所有人都乐见其成。几个穿着体面、显然是世家子弟的年轻人，带着挑剔的目光在馆内逡巡。其中一人拿起一本“官营印书馆”统一印制的《论语集解》，翻了翻，撇嘴道：“字虽整齐，然匠气过重，失却笔墨神韵。且这注解，只取朱、郑几家稳妥之说，全无新意，更缺先贤精微之论。如此书籍，泛滥于世，恐使后学浅尝辄止，以为学问不过如此。”另一人则指着不远处一个正埋头抄录《史记》选篇的寒士，低声道：“阿堵物（指那寒士）倒也用功，只是这馆内鱼龙混杂，喧哗难免，实非静读深思之地。家中藏书楼，清幽雅静，方是读书所在。”
他们的议论，代表了一部分高门子弟的态度：矜持，优越，略带不屑。公立图书馆提供的，在他们看来只是“大路货”、“普及本”，真正的学问精髓、珍本善本、独家注释，依然藏于他们的高门深院之中。但他们也隐隐感到，那道将他们与“庶民”区隔开来的、由知识和文化筑起的高墙，正在被凿开一个巨大的缺口。
长安崇文阁的成功建立与火爆运行，成为一个强有力的信号和样板。朝廷政令配合着实际榜样，开始向全国推行。
在洛阳、扬州、成都、江陵、广州、汴州等大都会，规模稍小的“州立公藏阁”相继建立。它们多利用旧有官舍、寺庙余房或新建简易馆舍改造而成，藏书规模虽不及长安，但经典、正史、实用书籍大体齐备，同样对本地士民开放。尤其是在文风鼎盛的江南、蜀中，公藏阁甫一开放，便读者云集，甚至需要限制每日入馆人数。
在一些富庶的县，如苏州吴县、越州山阴、宣州宣城等地，“县立公藏阁”也艰难却坚定地建立起来。县令或许将之视为一项政绩，或许迫于上命，但无论如何，一座座拥有数千卷藏书、对本地士子开放的“书库”，开始出现在县衙、学宫旁边，成为当地新的文化地标。哪怕最初只有一两间屋舍，数百部书籍，其象征意义也非同小可。
然而，推行过程绝非一帆风顺，其中折射出的矛盾与困境，远比长安要复杂得多。
首先是经费问题。朝廷拨款有限，地方财政大多拮据。修建馆舍、购置书架桌椅、雇佣管理人员的费用，常常需要县令绞尽脑汁，从常平仓余利、地方公廨钱利息、乃至动员本地富户“乐捐”中筹措。有些地方，公藏阁建得简陋不堪，书籍也多是朝廷调拨的那一份，再无余力补充。
其次是书籍来源与质量。朝廷调拨的多是“官营印书馆”的统一印刷本，虽保证内容准确，但种类相对固定。地方士绅捐赠的书籍，则良莠不齐，多有残缺破损，或内容陈旧。如何有效管理、分类、编目、修补这些书籍，对很多地方小吏来说是全新的挑战，导致书籍流失、损坏严重。
第三是管理人员与规则。公藏阁的“阁丞”或“管书吏”，多由当地低阶文吏或年老的生员兼任，缺乏专业素养。阅览规则执行松紧不一，有的地方管得过死，将许多真心向学但身份“低微”者拒之门外；有的地方则疏于管理，导致书籍被污损、撕页、甚至偷窃。外借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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