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十五章｜八万元的价码
八月来得很快。
快到妳甚至来不及意识到，夏天已经走到后段。
天气还是热的，却不再是那种刚入夏时明亮、张扬的热，而是一种闷在皮肤底下、怎么都散不掉的黏腻。
窗外的日光变得刺眼，照进室内时却没有带来任何清爽，只是让人更清楚地感觉到时间正在流动，而妳的身体却还停在某一个尚未完全离开的地方。
妳的伤已经不像最初那样剧烈。肋骨不再每一次呼吸都痛到让人发抖，脸上的瘀青也早已退去，牙齿的缺口被暂时处理，看起来不再那么明显。
表面上，妳已经是「好起来」的样子。至少在外人眼里是这样。
可妳自己很清楚，那些消失的不是伤，而是伤最外层的痕迹。真正留下来的，是一种深埋在身体里的警觉感——只要稍微回想，只要稍微靠近那段记忆，整个人还是会不自觉地绷紧。
就在这样的状态里，第二次开庭的时间到了。
性质写得很清楚：调解庭。
那三个字出现在通知上时，妳的心里没有太大的波动。
不是因为不在乎，而是因为妳已经理解，那意味着什么。
调解不是要厘清发生了什么事，也不是要确认谁对谁错，它只是把一切重新包装成一个「可以谈」的问题。
可以谈条件、可以谈金额、可以谈怎么结束。
它不需要妳把那天晚上的细节再说一次，也不需要妳解释为什么会活下来，它只在意——事情能不能被处理掉。
妳看着那个时间，心里浮现的第一个念头不是紧张，也不是期待，而是一种非常清楚的拒绝。
妳知道自己不想去。
不是因为害怕见到他，也不是因为没有勇气。
相反地，正是因为妳太清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才不想再坐进那个空间。
妳不想再听一次他如何用轻描淡写的语气，重新讲述那个几乎要了妳命的夜晚；不想再看着别人用「理性」的口吻，把妳的痛拆解、衡量、讨论；更不想让自己再次成为那个被迫坐在现场、必须保持冷静、必须证明自己「合理」的角色。
这一次，妳不想再承担那个位置。
妳很清楚，如果妳出现在调解庭里，妳会做的事情只有一件——听。听他说、听对方的律师说、听制度怎么说。
而妳的身体、妳的伤、妳那段被切割成碎片的经验，只会再次被放在桌上，变成谈判的素材。
妳已经做过一次那样的事情，也付出了足够的代价。妳不想再让自己坐在那里，用完整的自己，换取一个可能毫无重量的结果。
所以妳做了一个很清楚的决定。
调解庭，妳不到场。
这不是临时起意，也不是逃避。
妳没有犹豫太久，因为答案几乎是立刻出现的。
妳知道自己已经没有必要再亲自出面，去承受那一整套早已设计好的流程。妳不需要再用自己的身体，证明自己愿意配合。这一次，妳选择把自己抽离现场。
那个决定并没有带来轻松，却带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清楚。
妳第一次意识到，原来「不到场」也可以是一种选择。
不是放弃，而是拒绝。拒绝再坐在那里，听他把一切重新讲成对自己有利的版本；拒绝再让自己的存在，成为别人谈判时可以随意调度的筹码。
妳不是不在乎结果，而是不愿意再用自己去换一个结果。
八月的空气依旧沉重。
妳坐在房间里，看着窗外亮得过分的天空，心里很平静。
妳知道，调解庭那一天，事情仍然会继续进行。
制度不会因为妳不到场就停下来。可至少这一次，妳不再站在那个最前线的位置上，让所有人的目光、语言与计算，直接落在妳身上。
这一次，妳把自己留在了场外。
而这个选择，本身，就已经改变了事情的方向。
调解庭在妳不到场的情况下照常开始。
书记官点名时，妳的名字被念出来，随即补上一句「由辩护人出席」，语气平稳、没有停顿，像是在确认一个早就被安排好的状态。
桌面上整齐放着资料夹与笔记，所有该出现的人都已经就位，程序没有因为妳的缺席而产生任何迟疑。对这个空间来说，重要的不是妳是否在场，而是流程能否继续推进。
调解一开始，语言就迅速切换成制度惯用的节奏。
没有人回顾案情，也没有人要求重新说明发生经过。
那一整段本该属于「叙事」的位置，在这里被直接跳过。
调解庭不处理记忆，也不处理创伤，它只关心一件事：现在能不能谈。于是话题很快被拉到条件、可能性与处理方式，所有对话都围绕着「如何结束」展开，而不是「为什么会发生」。
邱律依序说明妳提出的主张。
语气冷静、结构清楚，没有形容词，也没有情绪铺陈。
每一项内容都被拆解成制度可以接收的单位：已发生的医疗支出、复原期间无法工作的实际损失、后续仍需承担的治疗与调整成本。
那些本来属于妳人生的一部分，被转换成可以被记录、被讨论、被计算的项目，依序摆放在调解桌上。
在这个过程中，妳的名字被不断提及。
却只是作为一个标记、一个指称、一个需要被处理的对象，而不是一个需要被理解的人。
妳不在场，因此不需要有人顾虑妳的反应，也不需要暂停来确认妳是否承受得住。对话可以更有效率地进行，语句可以更直接地往下推。调解庭里没有画面，只有资讯；没有情境，只有条件。
调解的语言始终保持在「理性」的范围内。
有人询问哪些项目可以列入考量，有人确认金额是否具备合理性，有人评估是否存在调整空间。每一个问题听起来都合乎程序，也都符合制度期待。
没有人提高音量，也没有人表现出不耐烦，这不是冲突现场，而是一场例行的处理会议。妳的伤不需要再被展示，它只需要被「转译」。
邱律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很明确。
不是替妳控诉，也不是替妳争辩，而是确保那些属于妳的项目，不会在讨论中被随意删减或模糊带过。
她必须把妳交付的内容，用制度听得懂的方式说出来，同时也必须接受制度回应的方式——冷静、节制、不带个人立场。
这是一场不需要情绪参与的对话，而情绪，也没有被允许出现在桌面上。
在妳缺席的情况下，整个调解过程显得格外顺畅。
没有中断，没有迟疑，没有任何需要停下来「顾虑当事人感受」的时刻。对制度来说，这样的状态是有效率的，也是理想的。
所有事情都被压缩进程序里，被处理成可以结算的形式。妳不需要坐在那里，于是妳也不必再承受那些语句一条一条落在身上的重量。
调解庭继续往下推进。
每一个步骤都精准而熟练，像是在完成一项早已知道结局的流程。妳不在场，但妳的案件正在被处理；妳没有说话，但妳的立场正在被转述。
这个空间不需要妳的存在，它只需要一个可以代表妳的位置，而那个位置，已经被妥善填补。
整场调解，在妳缺席的状态下，完成了它该完成的进度。
而妳，并没有出现在任何一个画面里。
调解进入下一个阶段时，桌面上的对话开始变得更具体。
不再是概念，也不再是方向，而是实际的项目。妳的律师把资料一页一页翻开，没有多余的说明，只按照事前准备好的顺序，逐条陈述。这个阶段不需要故事，也不需要背景，制度只接受清楚、可对照、可计算的内容。于是，妳的伤，第一次被完整地拆解成一份清单。
第一项，是已经发生的医疗支出。
牙齿的治疗费用被单独列出，金额明确，收据齐全。那不是推估，也不是概算，而是已经实际支付的数字。
它被念出来时，没有任何补充说明，不需要解释为什么需要处理，也不需要说明当时的状况。金额本身就足以构成这一项的存在，于是被直接记录。
接下来，是其他医疗相关的支出。
包含检查、诊疗、回诊与必要的复健安排。这些项目被归类在同一栏位下，依时间顺序排列，没有形容词，也没有强调严重性。
制度不询问疼痛程度，它只确认是否属于合理医疗行为，是否能被归入必要支出。妳的身体在这里不被讨论，它只是一个需要被修复的对象。
再来，是复原期间的收入损失。
三个月无法工作的时间被清楚标示出来，并附上对应的收入计算方式。这不是情绪性的主张，而是一项依据过往工作状况推算出的数字。
它被呈现为一段中断的工作期，一个被迫暂停的劳动状态。妳不需要说明那段时间怎么过，也不需要描述生活受到的影响，制度只关心：这段期间，原本可以创造多少收入。
每一个数字，都被分开处理。
没有合并，没有模糊，也没有「大概」。
调解庭要求的是清楚可核对的资讯，而不是整体感受。于是，妳的损失被切割成可以被逐项检视的单位。这样的拆解方式，让所有内容看起来都合理、有序，也让整件事显得可以被「妥善处理」。
接着，才是精神损害与心理层面的主张。
这一项被放在清单的后段，语气明显不同。它不像前面的项目那样有具体收据，也不像收入损失那样有计算基础。
它被描述为「抚慰金」，是一个制度早已熟悉、却从不真正细问内容的分类。金额被提出来时，没有搭配任何叙述，因为在这个空间里，心理创伤不需要被理解，它只需要被标价。
整个过程中，没有人打断。
调解庭听取陈述，进行记录，偶尔确认细节，语气平稳而制式。这不是对错的审理，而是一场条件整理会议。
妳的经历在这里被完全去脉络化，只留下制度需要的部分。那些原本无法被量化的东西，被迫对齐格式，才能继续留在讨论范围内。
邱律把最后一页资料放回桌上。
清单到此结束。没有总结，也没有强调。
所有项目已经完整列出，剩下的，就是等待回应。这一刻，妳的损失已经不再属于妳，而是成为桌面上的资料之一，和其他案件、其他数字并列存在。
调解庭短暂地停顿了一下。
不是因为震惊，也不是因为质疑，而是进入下一个程序前必要的空档。制度需要时间消化资讯，重新排列优先顺序，评估可行性。
这段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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