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十四章｜第一次开庭：他没有出现
那天早上，妳比任何一次都准时。
不是因为期待，也不是因为紧张，而是妳不想再被任何人说一句「妳迟到」。
妳知道这个地方不看情绪、不看伤势，只看时间、程序、是否到场。于是妳把闹钟调得很早，忍着肋骨在翻身时拉扯出的闷痛，慢慢坐起来，再慢慢把身体塞进那件为了开庭特地准备的衣服里。
镜子里的妳脸色仍旧苍白，下腭的瘀青已经淡了，但一低头呼吸，胸腔深处还是会浮起那种熟悉的刺痛感，提醒妳——妳不是来旁听的，妳是来作为被打的人坐在这里。
法院外的空气很冷，早晨的人行道还带着一点湿气。妳站在入口前深吸了一口气，又因为痛而不得不把那口气吞回去。
进门时，金属探测门发出短促的声响，像是在替这个地方宣告某种界线：从这里开始，所有事情都要被规范、被记录、被简化成可处理的形式。
妳把证件交出去，被指引往里走，鞋底在地板上发出规律而空洞的声音，一步一步，没有退路。
妳走进法庭时，第一眼就看向那个位置。
那个应该坐着他的地方。
空的。
椅子整齐地推在桌下，桌面干干净净。那不是临时离席的样子，而是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出现的空白。
妳站在原地看了两秒，脑袋里有一瞬间是完全静止的，像是有人把声音全部关掉，只留下视觉。
妳没有立刻坐下，只是站着确认了一次——没有错，那个位置真的没有人。
检查官低头翻着资料，像是在确认什么流程，然后用一种近乎例行公事的声音说了一句：「被告未到庭。」
那句话落下的时候，没有任何情绪起伏，没有迟疑，也没有意外，彷佛这只是今天众多案件中的其中一件。
妳却在那一瞬间感到一种很奇怪的重量压了下来，不是愤怒，也不是失望，而是一种说不出口的荒谬感——妳来了，带着伤、带着还没完全愈合的身体、带着三个月躺在床上留下来的后遗症；而他，打了人、留下这一切的人，没有来。
妳慢慢坐下，椅子发出轻微的声响。
妳的律师已经在位置上，向妳点了一下头，像是在确认「我们到了」。
妳点回去，却突然不知道该把视线放在哪里。
看桌面，太空；看前方，又会不自觉地扫到那个空位。那个空位像一个无声的存在，提醒妳：他不在，但他的影子还在。
妳开始意识到，这不是单纯的缺席，这是一种选择。
选择不面对，选择让程序替他说话，选择让妳一个人坐在这里，被看、被问、被评估，而他连被看一眼都不需要。
妳突然想起过去无数次，他在做完事情之后转身就睡，留下妳一个人醒着、痛着、想着要怎么收拾残局。
现在只是换了一个场景——房间变成法庭，床变成座位，而那个永远缺席的人，依旧缺席。
过了一会儿，门被推开，一名穿着律师袍的男人快步走进来，动作明显带着迟到的急促，连坐定的时间都没有。
检察官抬头看了他一眼，确认身分。
那名男人站在原地，语速很快，像是在补一个已经延误的流程：「辩护人报告，被告今日临时有事，无法出庭。」
临时有事。
那四个字被说得很轻，却足以替那张空着的椅子完成所有交代。
那四个字在妳脑袋里慢慢转了一圈，没有激起任何波澜，却让妳忍不住在心里笑了一下。
不是因为好笑，而是因为太熟悉了。
妳太清楚他所谓的「有事」是什么样子——打电动到天亮、睡到下午、把现实搁在一旁不处理。
妳曾经替他圆过多少次场、替他解释过多少次「他不是故意的」、「他只是太累了」，而现在，连这个地方，都接受了那样的说法。
妳没有说话，只是坐着。
在那个瞬间，妳第一次清楚地感觉到一件事：这场开庭，从一开始就不是公平的。
不是因为结果，而是因为位置。
妳必须在场，因为妳是被要求说明的人；而他可以不在场，因为制度会替他留下空白。妳坐在那里，背脊挺直，胸口却一下一下抽痛着，像是在提醒妳——妳之所以坐在这里，不是因为妳选择了正义，而是因为妳活了下来。
而他没有来。
法庭并没有因为他的缺席而出现任何停滞。
程序继续往下推进，语句被一条一条念出来，像早就排好的流程。检察官的声音平稳而克制，没有情绪，也没有多余的停顿，书记官的键盘声在短暂的静默后重新响起，清脆而规律。
没有人再提起那张空着的椅子，也没有人询问他为什么不在。妳坐在那里，看着眼前的一切慢慢展开，忽然明白了一件事——在这个空间里，「不到」本身并不是问题，只要理由被说出口，缺席就能被转化成一种合理状态。
妳开始意识到，这里对「在场」的要求并不是对等的。
妳必须到场，因为妳是被要求说明的人；而他可以不到场，因为制度允许有人替他完成解释。
这个差异没有被写在任何条文里，却在实际运作中清楚得不能再清楚。妳坐在那里，背脊挺直，双脚稳稳踩在地上，却感觉自己像被什么无形的东西固定住了——不是椅子，也不是空间，而是一种被要求「必须存在」的状态。
妳忽然回想起自己这一路走到这里的每一个环节。
从第一次走进医院开始，从第一次被要求把伤口摊开、被拍照、被记录开始，妳没有缺席过任何一次。
即使身体还在痛，即使呼吸会牵动肋骨，即使每一次描述都像把那个夜晚重新拉回眼前，妳都在场。因为妳知道，只要妳不在，事情就会被写成另一个版本——一个没有妳声音的版本。
而现在，妳坐在这里，看着那张始终空着的椅子，第一次清楚地感觉到：不到场，本身就是一种被保护的权利。
那不是逃跑，也不是违规，而是一种被默许的选择。只要有人替他说完理由，只要程序没有被卡住，他就不需要承担任何「缺席」带来的后果。
没有人要求他解释，也没有人追问他的去向。时间照样往前走，案件照样被处理，而妳，则必须坐在这里，承担所有被观看、被记录、被评估的重量。
妳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手。
那双手曾经在某个夜里失去力气，也曾经在事后颤抖着抓住任何可以支撑自己的东西。它们曾经被消毒水反覆擦拭，也曾经在文件上一次又一次签下自己的名字。
现在，它们只是安静地放在膝上，却仍然紧绷着，像是在提醒妳不要松懈。妳很清楚，在这个地方，只要妳一放松，就可能被解读成不够稳定、不够可信。
妳听见检察官继续往下询问，语气平稳而中性，像是在处理任何一件例行案件。
妳也听见自己的名字被叫到，那声音在空间里显得特别清楚。
妳应了一声，声音没有颤抖，却觉得胸腔里那股熟悉的闷痛又慢慢浮了上来。
那不是恐惧，也不是委屈，而是一种很清楚的感觉——妳正在一个要求「完整到场」的制度里，替一个选择「不在场」的人承担全部后果。
妳突然明白，这场开庭真正的不对等，并不是谁说了什么，而是谁被要求承受。
妳必须坐在这里，必须回答，必须维持清醒、维持稳定、维持一个「看起来可信」的样子；而他，只需要缺席，就能把自己安放在一个不必被检视的位置上。这不是偶然，而是这个制度在运作时自然形成的倾斜。
那一刻，妳没有再抬头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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