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哲和布复虑交底自己的想法，他指出，当前仅存两种逻辑推演——第一种，王天明系案件行为人，需待其苏醒后固定口供；第二种，王天明并非行为人，仍需待其苏醒后排除或确认嫌疑。两种假设的交汇点一致——真相的厘清必须以王天明恢复意识为前提。
四日后，王天明生命体征趋于平稳苏醒指日可待，转出重症监护，转入外科普通病房。同日，许君竹作为关键关联人员入住明州市局安全屋，配合调查。核心对象既已受控，市局按程序撤除此前部署于医院的专项安保力量。
夜里十点刚过，外科病区，那个下午因“小腿外伤”被急诊收进来的男人，此刻正独自坐在轮椅上，手指推动轮辐的力道均匀得像在丈量什么。
值班护士正被一台刚推回来的术后病人缠住手脚，处置室的门开着，碘伏气味散出来，遮住了走廊里其他气息。走廊尽头，王天明躺在病房里，护士帮他翻成左侧卧，他右腹的刀伤不能受压，轮椅在王天明门口停住。男人站起来，闪身挤入那道虚掩的门缝。
男人抽出匕首，一步跨到床沿。就在他左手即将捂住“王天明”口鼻、右手刀刃刺向左肋的瞬间，侧卧的人突然动了。
“王天明”原本蜷缩的左肩猛地一沉，身体以腰为轴向右翻转。压在身下的左手如铁钩般向后抡出，精准扣住男人持刀的手腕。“王天明”借着翻身拧腰的力道，将那只手向反关节方向狠狠一撅，腕骨断裂的脆响在深夜格外清晰，匕首脱手砸在地上。
“王天明”顺势将男人向自己怀里一拽——不是拉拽，是近身控制中破坏重心的杀招。男人失去平衡扑向床沿的刹那，“王天明”曲在胸前的右拳暴起，拳面直接砸在男人面门。男人的后脑勺撞上身后的白墙，发出一声闷响。
“王天明”翻身坐起，右腿从被子里抽出，一记侧踢蹬在男人右肩。男人被踹得向后仰倒，脊背重重砸在地板上，抽搐了两下，彻底瘫软。
病房顶灯啪地亮起，灯光下哪里是王天明，竟是明州市局刑警队队长——警界比武大会冠军文哲。
文哲走过去，鞋尖将那人的下巴挑向灯光，血糊了半张脸，但认得出来——谭公村副村长，谭卫民。
明州市局经研究决定，将王天明遇刺案与谭伟案并案调查。两案证据链表面闭合，但各方指出的疑点尚未得到解释。市局决定反向操作——撤除医院专项安保，以留置王天明为明棋，如果存在真凶，一定会千方百计补刀，这几天布复虑与文哲轮流假扮王天明卧于病床上——姜太公钓鱼。
下午，谭卫民持他人医保卡在急诊登记入院。文哲从大厅监控里认出了他，在这种时刻，冒用医保卡就医本身即构成重大异常，市局随即启动对其社会关系的背景核查。
户籍系统全面电子化是近十年的事，谭公村地处偏远，基层档案仍以纸质为主，未能完全接入省级人口信息系统。目前能从乡镇派出所调取的底档里，关于谭卫民的信息极其有限——男，四十一岁，谭公村原住民，现任副村长，婚姻状况未婚，父母一栏标注“已故”，社会关系几乎空白。
文哲决定先将谭卫民留置二十四小时，暂不讯问。利用密闭空间与信息隔绝持续施压，待其心理阈值出现松动后再行突破，效果通常优于直接强攻。
他拎着一篮明州本地的枇杷走进安全屋，枇杷的绒毛在灯光下泛着淡金。文哲挑了整篮最饱满的，所谓问案情不过是顺嘴的借口，他只是想看看她。门推开的瞬间，布复虑正坐在房间和许君竹说笑。他们两人目光在空气中撞了一下，都愣在那里。
“你怎么来了？”布复虑问，“哟，大枇杷。”
“我怎么不能来？谭卫民的事，你怎么看？”文哲很明显在问许君竹。
许君竹剥了一个枇杷放进嘴里，牙齿咬破的刹那，汁水在舌尖炸开，甜而不腻。
“这枇杷真好吃！”许君竹一边吐核一边称赞，“击昏我的人大概率不是谭卫民，我仔细回忆了下时间轴，总感觉击昏我的人，是提前潜伏在那里的，等我跑过去，他从后面跟上我。谭卫民不具备作案时间，但这仅限于我的感觉，没有证据支撑。”
许君竹穿着粉色屁桃睡衣盘腿坐在沙发上，脸上的痂结了层褐色的壳，东一条西一条，像只花脸猫。小盆搁在膝头，她已经剥了半盆枇杷，拈起一个朝文哲一递，“慰劳一下警界的颜值代表！”
布复虑正咽下嘴里的枇杷，听见许君竹这句话，汁水呛进气管，偏头闷咳了两声，“明天贺收可就到了啊——”
文哲手插在兜里，脸上看不出波澜，犹豫了两秒，他还是走过来接了，指尖擦过她沾着汁水的指腹，他把那颗光溜溜的枇杷放进嘴里，面无表情地嚼着，耳尖却慢慢红了。
翌日，文哲走进审讯室，他没翻材料，没说话，只是盯着谭卫民，他的眼神不凶，像暴雨将至的海平面，平静但暗潮涌动，沉默在空气里越压越实，看谁先绷断这根绳——文哲特色，无声胜有声。
谭卫民在铁椅子上蜷了一夜，眼眶陷进两团青黑，眼球上爬满血丝，“是我做的。”
文哲没讲话，依然看着他。
“谭伟是我杀的，王天明也是我刺伤的。”谭卫民继续说。
“为什么？”文哲终于开口，“你的动机是什么？”
三十五年前的一九九一年，深川市夏天格外闷热，谭卫民记得那台十四寸黑白电视机的屏幕总在闪，雪花点混着《黑猫警长》的主题曲，父亲谭达盘腿坐在工棚的竹床上，汗珠子顺着脊梁往下淌，在腰际勒出一道深色的盐渍。工棚是竹子和石棉瓦搭的，隔壁住着同村来的几户，女人骂孩子的声音、男人打呼噜的声音，隔着一层纤维板彼此渗透。
那天晚上，父亲给他扇扇子，用的是半张旧报纸。六岁的谭卫民盯着电视里的黑猫警长抓老鼠，眼睛瞪得像铜铃，父亲说，“卫民，爹明天带你去海边捡贝壳。”话音没落，工棚外传来脚步声，不是一个人的，是很多人的胶鞋摩擦沙地的声音。门帘被掀开，几个穿制服的人，最前面那个年轻民警的帽檐压得很低，脸藏在阴影里，后来谭卫民才知道，那人叫王天明。
“谭达，出来！”
谭卫民抓住了父亲的手，那只手上全是老茧，直到王天明走进来，把他从床上拎起来放到一边，那双手很有力，掐着他的腋下，像拎一只小鸡，谭卫民看着父亲被带走，父亲的背影在工棚门口顿了一下，似乎想回头，但王天明的手推在他背上，背影就消失在深川的夜色里。
第二天，谭卫民被带到一间屋子里，有人问他昨晚父亲在哪儿，他说在家，一起看动画片，问父亲有没有出去过，他说没有，父亲一直陪着他，还说一起捡贝壳，问他有没有听到隔壁工棚的动静，他说没有，电视声音很大。
二十天后，谭卫民和母亲从警察口中得知，同村来的女人死在了东侧工棚里，脖子上有紫黑色的掐痕。法医从她体内提取到精斑，送省厅做了DNA比对，认定与谭达同一，死者是谭伟伯的妻子。
精斑、DNA，这些词谭卫民和母亲听不懂，他们只知道，父亲做了见不得人的事，很下作。
不知过了多久，谭达招供了，他说他和那女人是情人关系，做过很多次，熟到不需要商量。这次女人忽然反抗，挣得很厉害，他怕她喊出声，伸手去捂，捂不住，就掐住了她脖子。等他松手，人已经没气了。
他请求政府看在他主动交代、又是失手的情况下，从轻发落。
那年年底，谭达还是被判处死刑，执行那天，谭卫民没有见到父亲最后一面，他只收到一个搪瓷缸子，是父亲在工棚里喝水的，缸子底印着“安全生产”四个字，红漆磨掉了大半。
他们被送回谭公村时，没有一户人家开门。
母亲的死是一个缓慢的进程，最初几个月，她还能下地干活，只是不再去村口乘凉，不再赶集。后来她开始整夜整夜地睁着眼睛，谭卫民半夜醒来，总能看见堂屋的灯亮着，单薄的母亲瞪着眼睛躺在床上，像个纸扎人。
第二年春天，母亲买了两瓶敌敌畏，她没有在屋里喝，而是走到无人经过的那条土路上，坐在路边，把两瓶都灌了下去，谭卫民找到她时，她蜷缩在路边的野草里，手指抠进泥土，指甲缝里全是黑泥，眼睛睁着，看着深川的方向。
谭伟是在母亲死后的第三天出现的，他站在谭卫民家的门槛外，手里拎着一捆纸钱和半袋白面，他是被掐死女人的丈夫，村里辈分最高的谭姓人之一。谭伟看着院子里那口没漆的薄皮棺材说，“娃是娃，大人是大人。”
村里人起初不同意，谭伟的老婆死在谭达手里，谭伟却收养“凶手”的儿子，这在谭公村的老理里是倒反天罡。但谭伟不在乎，他很坚持，说死者已矣，活人要紧。第二天，谭卫民被领进了谭伟家的东厢房，那间屋子有玻璃窗，有刷过漆的床，比他自己家的土坯房亮堂得多，谭伟送他去镇上读书，交学费时把一卷毛票按在校长桌上。
谭卫民就这样活到了四十一岁，他当了副村长，管着村里的水利和宅基地纠纷。
每年清明，谭卫民都去海边烧纸，谭家宗族嫌他父亲丢人，骨灰不准入祖坟，他便将父亲撒进了大海。母亲也不能孤坟入祖坟，谭公村老话讲，一代出孤坟，代代出孤坟，他便把母亲也撒进了同一片海里。
去年腊月二十八，谭卫民从镇上办年货回来。谭伟喝了酒，拉着他不让走，说着说着就哭了，说自己查出胃癌，没几天了。突然他跪下去，额头抵着水泥地，说对不起他们全家，这是报应——当年他听见风言风语，偷偷跟去深川市，等谭达完事离开，他进了工棚，掐死了自己的老婆。他求谭卫民看在他养了这么多年的份上，原谅他，让他死后能解脱。又说当年他找过王天明，想求个轻判，王天明只说正在严打抓典型，没有余地。
谭卫民没有扶起跪在地上的谭伟伯，就像当年没有人理会跪在地上苦苦哀求的母亲一样。
他花了很长时间想这件事，不是想该不该原谅谭伟，而是想怎么杀了他。
谭公村往东三里，有个废弃养殖场，涨潮时四面环水，退潮后露出一条滩涂小路。谭卫民提前两个月踩点，每天算好时间驾船过去，记下水位，谭伟的修船仓库由他打理，船就泊在养殖场后头，他打算在这儿动手，完事直接驾船到沙滩，等潮水涨上来，滩涂一淹，所有痕迹都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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