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无忧和大家一起将拔出的秧苗用柔韧的稻草仔细捆好，小心地放入竹背篓。一位邻家大哥正拿着自制的长柄小推板，在水田边打捞着过于密集、仿若一片片翠绿浮毯的浮萍和红萍，嘴里念叨着：“这东西一多可不行，尽跟秧苗抢养分！”
明，徐光启的弹幕适时飘过：“浮萍避水面，碍禾苗。宜勤捞之，所获亦可沤作绿肥。”
杜无忧将背篓里的秧苗均匀地抛撒到犁耙平整、泥浆细腻的水田中，接口道：“说的没错。其实这浮萍、红萍，适量时是宝，盖着水面能保墒遮阳，烂在地里更是好肥料，还能固住水里养分。”
“可一旦疯长过了头，就成了祸害。它们遮挡秧苗的光照，消耗水中的氧气，缠绕苗根还滋生虫子。”
接着，她指向不远处另一块稻田，几只麻鸭正悠闲地游弋觅食，“瞧，像那片稻田一样，可以在养些鱼或者鸭子等水禽吃掉漂浮植物，既能控制数量，又能增加养殖收益。形成生态循环，两全其美。”
…
武则天、吕雉和马皇后早已利落地挽起裤脚，跟着杜无忧踏入清凉而微陷的泥水中。泥浆沾染衣裤，她们面上却寻不出半分不豫之色。这几位深谙世事的人物，很快便神态自若地融入了邻家妇女们热烈的劳作与闲谈中。
她们口中笑语不停，手上活计不停，一边与邻家妇们拉着家常，一边敏锐地捕捉着话语间可能透露的后世讯息。只见她们左手娴熟地分出三五株秧苗，右手拇、食、中三指稳稳捏住秧根，垂直或稍斜，利落地插入泥中，深浅合度。
武则天状似不经意间问起身旁健谈的婶子：“婶子，你可知道咱们这地方，搁以前的朝代叫什么？”
婶子直起腰，抹了把汗笑道：“你说的是咱们村子还是咱们省？咱村儿老名我也不晓得，倒是早些年看那电视里，管咱这一片叫过什么...南诏？”
“妈！这我知道！”旁边一个扎着马尾、戴着草帽的年轻姑娘，正是婶子那大学历史系毕业、返乡创业的女儿，叫郑香盈。
她清脆地接过了话茬：“秦汉那会儿啊，咱滇南这块儿叫‘百濮之国’、‘滇国’。到了三国，归蜀汉管，诸葛丞相南征平定后设了建宁郡，后世常笼统叫‘南中’。唐朝前期设姚州都督府，后期便自立为南诏国。宋朝时更迭为大理国。直至元朝，才正式设立‘云南行省’，‘云南’之名，自此沿用至今。”
蜀地，丞相府内。诸葛亮执卷的手蓦然一顿，“南征？”
“莫非南中再生变故？”他霍然起身，声音沉稳中透着一丝紧迫：“速去禀报主公，亮有要事相商！”必须早做绸缪。
长安城中，李世民盯着天幕上那山清水秀、人丁兴旺的“南诏”之地，心中剧震，南诏？那自古以来便是群蛮杂处之域，重峦叠嶂，瘴疠横行，乃流徙重犯的绝地！
是重罪之人流放之地。去者十不还一绝非虚言！可如今后世竟在此等天险隔绝、疫病肆虐、物产贫瘠之地开山铺路，广建医馆？
更令其不解的是，观此地百姓，面色红润，体魄健壮，显然受惠于朝廷经略日久。后世之君，何以对这等曾裂土称王、拥险自重的多族边陲之地，倾注如此心力，施以如此厚待？
他们就不惧养虎为患，再酿藩镇割据、边将坐大之祸吗？
他紧锁的眉宇间，充斥着难以消解的困惑与一丝隐隐的不安：身为帝王，竟能倾举国之力，信之任之至此？这其中的治世之道，已远远超出了他所能理解的范畴。
插下一把秧苗，杜无忧抹了把额角的汗，“说到稻谷啊，就想起北宋那会儿从越南，也就是秦汉时期的交趾郡，引入的占城稻，生长期短，一年两熟甚至三熟。耐旱、耐贫瘠，产量更高、更稳定。”
三熟！
占城稻！几位帝王眼中闪过势在必得的光芒。得到确切的消息便立即派人前往，暗中探寻占城稻的踪迹。
“说起来，咱们这也是少数民族聚居区，还是没有经过民主改革洗礼，直接从非常落后的社会形态一步跨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少数民族。真是难以想象，要是没有党和国家，我们现在还过着游耕游牧、刀耕火种的日子。”杜无忧接话。
这些话对刘邦、朱元璋、赵匡胤几人的冲击力无疑是巨大的。他们毕生所追求的，便是建立并巩固一个强大且能掌控一切的王朝。而杜无忧口中的‘党’和‘国家’的凝聚力和执行力远超他们想象。
按捺不住的刘邦，干脆也挽起袖子走下田埂，凑近那群妇女堆，捏着秧苗故作随意地搭话道：“小杜啊，你再多讲讲！”
民主改革？社会主义？
这些词对他们来说极其陌生又充满了吸引力，刘邦想问又不敢问，生怕在众人面前暴露身份。
想了半天该从何讲起的杜无忧思绪被出声的婶子打断，她瞬间就忘了要说什么。
“是啊，想想以前的老百姓那些农业税有多重啊？要不是国家打地主、分土地，我们可能都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这话的意思是你们没有农业税？”朱元璋急切的问道。
婶子狐疑的瞥了他一眼：“一看你就是不关注民生的城里大少爷，连这都不知道？姑娘，你来跟他讲讲。”
杜无忧忙打掩护，“他们就是城里人来体验乡下生活的，什么都不知道，婶子您多担待。”
几人霎时瞪向朱元璋，马皇后拧着他的胳膊肉拖至人后，心中无奈，这个马虎人…
“是啊，我们平时都不关注这些的，郑姑娘你多讲讲。”武则天挡住郑香盈探究的目光。
郑香盈思虑片刻后，以专业的知识回答道：“农业税在中国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是曾经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对于百姓来说，利弊兼具，总体上负担较多。”
“战乱或朝代更迭时，统治者不断增加农业税，导致百姓生活困苦。遇到灾荒还要照常纳税，百姓常陷入饥饿和贫穷，甚至买卖儿卖女、流离失所。高额的农业税使百姓用于农业生产的资金有限，难以改进生产技术、扩大生产规模，限制经济发展。农业税征收过程中，基层官吏利用职权贪污受贿、中饱私囊、或者随意增加税额、勒索百姓。”
“纵使统治者下达了一系列惠民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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