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几天，杰森·陶德几乎每天都出现在圣加尔瓦尼慈善之家。
他不需要找借口——看守墓地、维持发放救济时的秩序，虽然艾拉不开口，但这些已经成为他的“工作”。艾拉每天会给他两块夹花生酱的烤饼，偶尔还会有一碗简单的汤。作为交换，杰森坐在窗边的长椅上，观察码头，偶尔驱赶一两个试图溜进墓地的瘾君子。
两人之间的交流很少，但形成了一种奇妙的默契。
艾拉不问杰森为什么每天都来，也不问他靠什么维生——在东区，每个人都有不想说的。杰森也不问艾拉为什么一个年轻女孩会独自驻守在这片危险区域，为什么她处理事情的方式如此务实。
他在观察她。
每天清晨六点半，艾拉会准时起床。杰森知道这一点，因为他有时会在清晨就来教堂——那是码头最安静、最适合观察的时间。透过窗户，他能看见教堂后隔间里亮起昏黄的灯光，然后艾拉的身影出现在主厅。
她会先进行简单的晨间清洁：扫地，擦拭长椅，检查药品柜的锁。然后——这分两种情况，如果他在，艾拉的姿势就是非常标准的神职人员式祈祷。如果他不在教堂内，她则会用一种....类似怀念什么的姿势，微微仰着头，双手交叠在身前。
那不是标准的祈祷姿势，更像是静默。杰森注意到，她闭眼静默的时间远比念诵祷词的时间长。
上午通常是外出时间。艾拉会换上那身改良的修女服，麻花辫扎得一丝不苟。背上那个简陋的布包出门。杰森从窗边能看到她走向不同的方向：有时是码头深处的贫民区，有时是更偏远的废弃仓库区，有时是去老约翰的工棚。
她总是准时在中午前回来，布包有时会鼓一些，有时会瘪一些。杰森猜测里面可能是药品、食物，或者是她从那些家庭带回来的需要缝补的衣物——他见过她在午后空闲时缝补衣服，针线活很熟练。
下午两点，艾拉开始准备救济。和面，生火，烤饼。她做这些事时动作流畅得像机械，没有多余的表情，也没有疲惫的迹象。杰森注意到她的食量很小——每天只吃很少的东西，通常是半块烤饼和一碗清汤。但她烤饼时从不偷工减料，每一块都分量十足。
三点准时开门。
来领救济的人渐渐多了些。最初只是几个常客：老约翰带着两个手受伤暂时不能干重活的工人；一个带着三个孩子的单身母亲，丈夫去年在码头事故中去世；还有几个年纪太大无法工作的老人。
后来，消息传开，又来了些新人：一个腿脚不便的退伍老兵，一个在帮派斗殴中失去一只眼睛的年轻人，还有几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
艾拉分发食物时没有多余的话，也不会传教。她会问一句“家里还好吗”，得到回答后点点头，递上烤饼。如果对方提到有孩子生病，她会从药品柜里拿出一点退烧药，用纸包好递过去。
“去找汤普金斯医生看过吗？”她总是这样问。
大多数人会摇头。去诊所需要钱，即使汤普金斯医生收费很低。
“这个只能应急，”艾拉会说，语气平淡但清晰，“如果明天还发烧，带他去找医生。诊所在老仓库街拐角，医生周二和周四下午免费看诊。”
杰森坐在窗边，看着这一切。
他发现艾拉有个习惯——每次发完救济，她都会站在门口，看着领到食物的人离开，直到最后一个人的背影消失在街角。然后她会轻轻关上门，靠在门板上，闭上眼睛站一会儿，大概十几秒。
第四天下午，发生了一点小插曲。
那天来领救济的人比平时多，队伍排到了教堂门外。一个眼生的年轻人排在中间，穿着脏兮兮的连帽衫，眼神飘忽不定，手指不自觉地抽搐——典型的戒断症状。
他领到烤饼后没有立刻离开，而是盯着艾拉放在桌上那箱备用的药品，眼神里透出贪婪。突然，他伸手去抓箱子——
杰森甚至没从椅子上站起来，只是抬了抬眼，身体微微前倾。
但艾拉的反应更快。
在对方手指触碰到药箱边缘的瞬间，她侧身挡住箱子，同时右手抓起旁边那张小木椅——就是她每天坐的那张——没有任何犹豫地直接朝对方肩颈处砸过去。
动作快、狠、准。
椅子腿结结实实地撞在锁骨位置，力道控制得刚好——足够让对方痛得失去平衡，踉跄后退，但不会造成永久性伤害。年轻人惨叫一声，手里的烤饼掉在地上。
周围的人立刻散开，形成一个小圈。一个常来领救济的十岁男孩——他母亲在码头做清洁工——乘机从侧面踹了年轻人一脚，正好踹在膝弯处。对方失去平衡，直接摔倒在地。
整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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