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芝龙以金门大胜之威，纵横捭阖，迫使澳门臣服，与荷兰人重新划定谈判框架，俨然已成为南中国海的无冕之王。然而，表面的平静之下，潜流愈发汹涌。旧的矛盾并未消失，新的野心仍在滋生，一场更大规模的风暴，正在各方势力的算计、恐惧与野心的交织中，不可避免地酝酿着。
澳门虽然签署了城下之盟，暂时获得了生存物资，但**感和不安全感如同毒蛇，啃噬着每一个葡萄牙人的心。安东尼奥总督表面遵从与郑芝龙的协议，按时缴纳高昂的“报水”，限制与荷兰的公开往来，但他内心深处从未真正接受这种附庸地位。
“我们是在与魔鬼做交易，”他在密室中对最信任的几名军官和耶稣会士说道，“郑芝龙今天可以给我们粮食，明天就可以断供。他现在需要我们的白银和技术，一旦他学够了，掌握了，我们的价值何在？届时，澳门将如同被榨干的橘子，被他随手丢弃。”
这种危机感驱使安东尼奥进行着双重游戏。他明面上对郑氏唯唯诺诺，暗地里却加紧了三项秘密工作：
1.技术壁垒：他下令将最核心的火炮铸造、舰船设计图纸和工艺严格保密，派往福建的工匠都是二流人员，只传授一些过时或无关紧要的技术。同时，他秘密资助耶稣会学院的研究，试图在冶金和爆破技术上取得新的突破，保持微弱的技术优势。
2.外交突围：他更加频繁地派遣密使前往马尼拉，甚至尝试通过果阿向里斯本求援。他向西班牙人描绘了一幅可怕的图景：一旦郑芝龙彻底消化了胜利果实，下一个目标可能就是马尼拉的白银航线。他竭力劝说西班牙人联合起来，共同对抗这个东亚的“新蒙古人”。然而，马尼拉的回应依旧冷淡，西班牙人更关心自己的利益，不愿为澳门火中取栗。
3.情报收集：他利用澳门依然存在的、与各地商人的联系网络，疯狂收集关于郑芝龙舰队动向、内部管理、以及其与明朝官府关系的情报，试图找出这个巨人的弱点或缝隙。
澳门，就像一个被捆住手脚的囚徒，表面上顺从，眼中却时刻闪烁着不甘与复仇的火焰，默默积蓄着力量，等待着或许永远也不会到来的翻身机会。
热兰遮城的荷兰人，则在失败的痛苦中变得更加冷静和狡猾。总督范·迪门深知，目前与郑芝龙进行正面冲突是极不明智的。他采纳了“长期蛰伏，等待时机”的策略。
一方面，他命令VOC的商务员继续与郑氏代表进行艰苦的贸易谈判，甚至在价格和条件上做出一些让步，以维持必要的生丝和瓷器供应，避免贸易完全中断。他们像精明的商人一样，斤斤计较，试图摸清郑芝龙的底线。
另一方面，范·迪门的目光投向了更深远的地方：
1.强化台湾基地：他下令加速热兰遮城的扩建和加固，增加驻军和火炮，将其建设成一个更加坚固不摧的堡垒和前进基地。同时，加强对台湾岛上资源的掠夺和开发，减少对大陆物资的依赖。
2.寻找新的代理人：他并未完全放弃“以华制华”的策略。刘香虽灭，但东南沿海仍有其他小股海盗势力或对郑芝龙不满的地方豪强。VOC的秘密使者像幽灵一样活动，试图物色和扶植新的、更谨慎的代理人，哪怕只能给郑芝龙制造一些麻烦。
3.探索替代路线：他鼓励探险船队向北大平洋和日本海方向进行探索，绘制更精确的海图，寻找可能绕过郑芝龙控制区、直接与日本或朝鲜贸易的新航线，哪怕希望渺茫。
4.等待郑氏内乱：范·迪门和VOC高层深入研究了中国历史和**，他们寄希望于郑芝龙集团的内部矛盾。这样一个庞大的、建立在个人威望和武力之上的帝国，其稳定性往往系于一人。他们密切关注着郑芝龙与其部下、与其他明朝将领、乃至与其家族内部（如他年轻的儿子郑成功）的关系，期盼着从内部崩裂的那一天。
荷兰人像一条盘踞在台湾的毒蛇，暂时收起了毒牙，却始终冰冷地注视着大陆，计算着再次出击的最佳时机。
马尼拉的西班牙人，对澳门的求援和郑芝龙的崛起抱有一种复杂的幸灾乐祸的心态。他们乐见葡萄牙人的倒霉，但也切实感到了郑芝龙带来的压力。他们加紧了对马尼拉大帆船航线的保护，同时更加严厉地控制甚至**帕里安的华人社区，既是为了防止可能的里应外合，也是一种神经质的恐惧发泄。他们暂时选择置身事外，紧守自己的白银堡垒，但不安的阴影始终存在。
而刚刚败退的英国人，则并未像外界想象的那样一蹶不振。约翰·韦德尔船长带着惨痛的教训和宝贵的水文资料回到了印度苏拉特。
他的失败报告在东印度公司内部引发了震动，但也激起了更强硬的回应。公司董事会认为，打开中国市场的重要性前所未有地突出，下一次行动必须准备得更加充分。
他们开始筹划组建一支规模更大的远征舰队，并认真研究如何与中国的实权人物——包括那个刚刚听闻的、强大的郑芝龙——打交道，试图找到比炮击虎门更有效的办法。不列颠的狮爪，只是在缩回，等待着下一次更猛烈的挥出。
而在这场风暴的中心——大明王朝，反应却显得异常迟钝和**。崇祯皇帝和他的内阁深陷于北方李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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