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院的保险柜蹲在楼梯拐角，灰头土脸的，像口铁棺材。管理员是个胖女人，裤腰带上拴一大串钥匙，走起路来哗啦哗啦，跟赶骡子似的。她接过姚华的身份证，对着光瞅了又瞅，仿佛那照片是假的，才慢吞吞捅开锁。“三〇七格子，自己拿。”
柜门一开，一股旧纸头混着樟脑丸的味儿扑面而来。格里就一个蓝布袋，瘪的，像饿了好几天的肚皮。
姚华捏着布袋回屋。张玉芬正用她那不大利索的左手摆弄扑克牌，牌老往下溜，她就用胳膊肘压着，压不住，再一张张捡起来——这牌局，从开局就透着勉强。
“拿来了？”她没抬头。
“拿来了。”姚华把布袋搁床头柜上，“妈，这里头是金条吧？”
张玉芬总算把四张A码齐了，嘴角扯了扯：“金条？穷骨头倒有几根。你自己瞅。”
姚华解开抽绳。先滑出来一本存折，深红皮儿，农业银行的，四个角都磨白了，卷了毛边。翻到最后一页，打印的数字是：37,286.14。墨水淡得快没了，像这笔钱自己也觉得没脸见人。
“三万七，”张玉芬瞟了一眼，“你爸下岗那年，觉着够花一辈子了。”她停了停，鼻子里哼出一股短促的气，“后来他才琢磨过来，他那脑子，算得清进项，算不清出项。一辈子就聪明了那一回，还使错了地方。”
最后是个硬塑料皮的小本。红彤彤的，印着金字：三好学生证书。姚华翻开，里头贴着一张一寸黑白照片。小男孩穿着件大一号的白衬衫，头发用水抹得过于服帖，嘴角使劲往上咧，眼睛却怯生生地瞟向镜头外边，好像在等谁发颗糖。评定栏里写着：姚华同学，在一九九二至一九九三学年度，被评为三好学生。底下是校长签名，龙飞凤舞，谁也认不得，只认得那个圆圆的红章。
塑料皮早已裂了缝，照片边儿也蜷了起来。
“你二年级得的。”张玉芬不知何时转过了脸，目光落在那小脸上，“拿回家那天，你爸破天荒没喝醉。捧着看了半晌，蹦出一句：‘像你姥爷，卖果子的命，偏要充读书人。’”
姚华用指头抹了抹照片上那张小脸。凉的，没一点热乎气。
“我跟他吵，”张玉芬说得很淡，像在说隔壁老王家的事，“我说我儿子将来坐办公室，风吹不着雨淋不着。他说：‘办公室？他得有那命。’”
“后来呢？”姚华听见自己问。话一出口，就觉得多余。
“后来他就喝酒去了。我把这证书塞箱底，想着等你真坐上办公室了，再拿出来臊他。”张玉芬叹了口气，那口气很长，很轻，像要把这些年的什么东西彻底吐出来，“结果，办公室你是坐上了，头发也坐白了。”
姚华看着证书，忽然觉得有点滑稽。他这辈子得的第一个奖，也是最后一个，像个早早埋下的伏笔——预示着他后来得学会给母亲打流食，得学会跟殡仪馆讨价还价，得学会在招聘网站上年齡栏里填上数字然后发呆。
“妈，”他把证书合上，塑料皮“啪”地轻轻一响，“您留这干啥，占地方。”
“占啥地方？一个本子能占多大地方。”张玉芬用左手把扑克牌拢到一块，又开始笨拙地洗，牌哗啦哗啦，像在诉说什么，“我就是想留个念想。念想你小时候，还挺爱笑。”
姚华愣住了。他使劲往回找，记忆里的自己总是在怕，在躲，在算计明天会不会更糟。笑？那太奢侈了，像存折上那个永远羞涩的数字。
“我爱笑吗？”他喃喃地，像问自己，也像问那本证书。
“爱笑。”张玉芬很肯定，抽出一张大王，小丑的脸笑得没心没肺，“后来就不爱笑了。大概是你爸把电视机砸了那回之后？记不清了。人老了，坏事儿记得门儿清，好事儿……就像这牌，洗着洗着，就掺和乱了，分不清哪张是先，哪张是后。”
屋里静下来，只有扑克牌单调的窸窣声。窗户外头，干槐树枝划拉着玻璃，吱嘎吱嘎，听着都剌耳朵。
“钱，你拿走。”张玉芬朝存折努努嘴，“证书……”她顿了一下，像在掂量这个词的分量，“证书你想留就留，不想留，扔了也行。就是个纸片子。”
“妈，”他系好抽绳，抬起头，“您说，我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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