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铛——铛——铛——”
神都标准钟浑厚的报时声，准时在卯正时分穿透洛阳城的晨霭。这规律、精确、不容置疑的声响，日复一日地渗入街巷坊市，校准着官吏点卯、市肆开张、作坊上工的节奏，也隐隐叩击着许多士人心中那套建立在“观象授时”、“顺天应时”之上的传统秩序。滴答的齿轮与悠扬的钟鸣，仿佛是新时代清晰而固执的足音，一步步走近，终于在一个风雅的场合，与旧时代的雍容气度迎面撞个满怀。
上巳节，洛水之滨，一年一度的“流觞曲水”文会正酣。碧水潺湲，羽觞飘荡，一众文士衣冠楚楚，吟咏唱和，俨然盛世气象。太子太师李瑾作为特邀宾客在座，与几位致仕元老谈笑风生。气氛原本和乐融融，直到那漆耳杯顺着曲水，稳稳停在了国子监司业孔颖的坐席前。
须发已见斑白的孔颖并未如惯例赋诗，他肃然起身，向主位与李瑾方向长揖，清癯的面容上忧色深重：“今日良辰，群贤雅集。然老朽胸中块垒，不吐不快。近来都中风气，颇有诡谲。或高谈地转，动摇乾坤纲常；或操刀解尸，骇人听闻，有悖圣人‘身体发肤’之训；更将匠作机巧之术，与圣贤经典并列于所谓《宝典》。敢问诸公，此等‘新知’，究于明礼义、正人心、育贤才有何裨益？长此以往，士子恐竞逐奇技而荒废经史，人心慕利而淡泊仁义。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此非杞忧，实关圣学道统、世道人心之根本！”
话音甫落，满场寂然。暖风似乎凝滞，流水之音也显得突兀。所有目光，明里暗里，都聚焦于李瑾身上。这不是朝堂奏对，却是更凶险的战场——士林清议。在此发难，既能避过政事堂的程式，又能将争议扩散于天下士人之口，其用心不可谓不深。这无疑是旧学阵营积蓄良久的一次总攻，矛头直指格物院及其背后所代表的、那套日渐清晰却迥异于传统治学路径的价值体系。
李瑾放下手中羽觞，面上无波。他等待这一刻已久。这远非“日心说”与“地心说”孰是孰非的学理之争，亦非“解不解剖”的伦理辩难，而是两种认知世界的方式、两种定义“学问”与“价值”的体系，在根本处的碰撞。他徐徐起身，还以一礼，声音平缓却清晰，足以让曲水两岸皆闻：
“孔司业心系道统，其情可感。瑾亦常思，学问之本末，道器之先后。然瑾有一惑，愿就教于司业并诸位贤达：何谓本？何谓末？道在经中，抑或在天下？”
他目光扫过神色各异的众人，继续道：“《大学》言‘致知在格物’，朱子注‘即物而穷其理’。格物院所行，不外乎循此古训，于天地万物、人伦日用中，格其理、穷其道。地动之说，非为骇俗，乃为推算躔次、厘定历法，以授农时，此非厚生利民？人体之探，非为褒渎，乃为洞悉经络、明晰腧穴，以疗沉疴，此非仁心仁术？百工之研，造巨舰以通绝域，制水车以溉膏腴，作钟表以定时辰，省民力而增货殖，此非经世实学？《开元宝典》包罗万象，旨在博采众长，以资治国，岂是独崇机巧？”
“至于圣贤经传，修身齐家治国之宏纲大纪，自当尊奉，拳拳服膺。然圣人垂教，意在‘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若不能明万物之理以利生民，何以‘亲民’？若无实学实政以致太平，何以‘至善’？夫子有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器利而后事善，事善而民生遂，民生遂而后教化行，天下安。此‘器’中，岂无‘道’存？若匠作之术，果能使国强民富，又何尝非大道之一端？”
李瑾的回应，沉稳地将“新知”锚定在“格物致知”、“经世致用”的儒家传统框架内，试图为这些“异端”披上合法的外衣。然而孔颖寸步不让，他向前一步，宽袖微颤，语带激愤：
“谬矣！太子太师此言，似是而非！‘格物’所格，乃人伦日用之物；‘穷理’所穷，乃心性天理之奥。岂是那星辰运转之机巧、血肉皮**之琐屑？圣学大道，根柢在于正心诚意，在于仁义礼智。尔等所务，尽是外物末技，纵有微利，于变化气质、涵养德性何益？更甚者，尔等动辄标榜‘实测’、‘实证’，以此质疑经典，非议先贤，此风若长，学者将无所敬畏，经典权威必然扫地，此乃动摇人极、祸乱纲常之端！譬如地动邪说，直犯‘天尊地卑’之经义，淆乱乾坤，其心可诛！”
争论的火焰被彻底点燃。支持革新的年轻官员、与格物院往来密切的实务派、以及一些对新学心向往之的士子，纷纷引据反驳。一位年轻的监察御史扬声道：“孔公！下官浅陋，稍通算学。敢问若无精確历算，何以定农时、征赋役？若无準確舆图，舟师何以越重洋、通有无？此皆实学，关乎国计民生，岂可轻以‘末技’斥之？经典所言，乃万世常经，然时移世易，若遇经典未载之事物，后人究察其实，补阙拾遗，正是继往开来，岂可谓泥古不化？”
曾亲眼见过医学院救治重伤士卒的太医署官员也接口道：“下官曾见疡医以沸水蒸酒处置金创，伤者愈合之速，远胜旧法。此活人性命之术，纵涉‘操割’，亦是仁心所寄。若因‘身体发肤’之训，便坐视伤者溃烂而亡，岂是圣贤倡仁之本意？”
旧学派诸人则愤然反击：“尔等只见刀圭之效，不见礼崩之危！重利轻义，乃衰世之兆！”“技艺可求精，然岂可毁伤遗体，悖逆人伦？此与禽兽何异！”“天文地理，自有天道，妄加窥测，必干天和！”
曲水之畔，风雅尽去。双方从具体知识之辩，迅速上升到“义利之辨”、“道器之辨”、“理气之辨”、“古今之辨”的根本层面。旧学派高举道德理想主义大旗，将内心的道德修养、社会的伦理秩序奉为至高无上的“本”，而一切外在的、实用的知识与技术，若非直接服务于这个“本”，便是可疑的、甚至有害的“末”。新学派则秉持一种萌芽中的实用理性精神，认为探究客观规律、解决实际问题的“实学”，同样是实现“治国平天下”理想不可或缺的途径，对经典的阐释，亦不应抵触确凿的事实与严密的推理。
场面激烈，声浪渐高。李瑾冷眼观察，见在座许多年高德劭、学风正统的耆宿，虽未必全然赞同孔颖的激烈，但眉宇间对新学的疏离与疑虑显而易见。而年轻一辈中，不少人眼中则闪烁着求索与兴奋的光芒。这正是时代裂痕的缩影，旧日的庞大身影与新时代的躁动脉搏在此交锋。
就在双方僵持不下、气氛近乎凝滞之际，一位始终**旁观、银发矍铄的老者缓缓开了口。他是前太子宾客杨炯，学问渊博，德高望重，虽已致仕，一言仍可影响清议风向。他声音不高，却带着奇异的穿透力，让嘈杂的现场为之一静。
“诸君之论，老夫听之良久。”杨炯抚须，目光平和地扫过众人，“孔颖之忧，在于道统之正；三郎之求，在于实利之兴。二者看似冰炭，然则，岂无相济相成之道？”
他转向孔颖：“仲达，你重义守道，此士人风骨，无可指摘。然《易》有云：‘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又云：‘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圣人亦不讳言‘利’，所利者，天下万民之公利也。若格物之学，果能厚生利民、强固国本，此非‘义’之彰显、‘道’之践行乎？”
他又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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