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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说：“秦陇道巡抚许孟容尽管没有参与此事，但是也有失察之责，灵州官员守卫灵州有功，但是对那些参与张仲方压迫党项人的官员，必须要予以处理，那些参与叛乱，手上沾有汉人鲜血的党项人必须予以严惩，但是对于大多数受到叛乱波及的无辜群众，臣请朝廷拨出专款进行善后。”
李纯道：“韩爱卿的意见与朕意相合，你可以先去调查处理，朕前面让财税部攒钱本是为了远征用的，现在灵州既然有事，就先拿出五十万贯一些给那里的百姓善后，不够的就由秦陇道来补，为了快速处理此事，韩爱卿今天挑选几个得力助手，明天就出发。”
韩愈接旨以后，不敢耽搁，挑了几个得力干将，又从财税部支取了五十万贯资金，带上一队护卫，乘坐火车直奔长安。
韩愈到了长安以后，先是调查秦陇道官员是否参与此事，了解灵州叛乱的具体情况，然后又赶赴灵州，会同张茂昭对整个事件进一步调查了解。
前后大概花了一个月，韩愈对整个事件有了一个基本的判断，觉得整个事件，以张仲方为首的灵州官员错误在先，一些激进的党项首领在里面推波助澜，各自裹挟着两族对抗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韩愈认为，解决问题首先要拨乱反正，对犯有错误的秦陇道和灵州官员进行惩戒，对一些汉人强占党项人土地的情况进行厘清纠正，该退出的退出。
对于参与叛乱的党项人，分四种情况进行处置：
一是把野利重荣等十几个罪行较大的党项叛军首领在长安斩首示众；
二是对于其他有杀死汉人俘虏或者无故杀死汉人百姓的党项叛军，由张茂昭带人审查后，集中在灵州集中处决；
三是筛查出叛军的骨干分子，没收所有财产，全部流放到肃慎的漠州；
四是对被煽动、裹挟的普通党项人从宽处理，责令这些人当众承认错误，发誓忠于朝廷，永不再叛，返回部族。
对于被此次叛乱波及致死的无辜群众，不管是汉人还是党项人，每个死者发三十贯的抚慰金，其他伤者和财产受到损失的也给予适当补偿。
对于强占党项人土地的汉人豪强，无偿退出所占土地，对于占了党项土地的汉人普通百姓，韩愈命人找到合适的地点进行重新安置，并发放一定的补助资金，让他们重建家园。
韩愈根据这个意见，拟定了一个详细的处置方案，上报给朝廷，李纯看后，觉得比较合理，予以批准，具体的处理为：
秦陇道巡抚许孟容负有失察之责，罚俸半年，灵州刺史张仲方犯有重大过错，导致灵州发生叛乱，死有余辜，朝廷不予抚恤，其他负有责任的秦陇道和灵州等地官员，根据情节的严重分别给予撤职、降职的处分。
对侵占党项人土地的汉人，责令其无偿退回土地，确属于无地农民的，由秦陇道重新安置。
将野利重荣等十几个党项叛军首领在长安斩首示众，把五百多罪行严重的党项叛军在灵州就地处决，把两千多叛军骨干成员终身流放漠州。
对于受战乱波及，并未参加叛乱的党项人，允许其返回自己的土地，并合法占据，划清汉襄土地的界限，双方不得越界。
作为人事部尚书，韩愈非常清楚官员队伍的情况，挑选了一批认真执行朝廷政策、能力突出的官员，补充到灵州等地的空缺职位。
韩愈还深入察访，纠正当地的一些错误政策和做法，对官员进行严格约束，尽量贯彻朝廷华襄和睦相处的政策。
元和十四年的灵州党项叛乱事件的处理，对汉襄双方都造成了极大的震慑，都认识到华襄和睦的重要性，各地按照朝廷规定的内容落实政策，不敢再打折扣。
在几个月后，秦陇道一带逐渐恢复了平静，对其他各地的襄人也没有产生不良影响，华襄关系基本保持融洽。
通过灵州事件，李纯认为，华襄分治还应贯彻的更彻底，以后发动远征以后，有了新的空间，朝廷宁愿多花点代价，也要把这些襄人分批全部转移出去，让境内以华人为主，境外以襄人为主，让襄人治理夷人，省的再起摩擦。
李纯觉得，秦陇道出了这些事，华襄之间多少还有些隔阂，第一批的对外征服，就不让秦陇道的襄人参加了，晋并道北部的契胡人治理较为成功，汉襄关系更好些，可以将其作为第一批参与西征的襄人。
在处理灵州事件的同时，李纯也在关注第二个矛盾，贫富分化，为了防患于未然，也必须要及时处理。
元和年间，由于朝廷采取了很多促进工商业发展的措施，工商业发展迅速，同时也涌现了一批靠着工商业暴富的人群，纺织、冶金、建筑、采矿、贸易、零售等行业产生了相当数量的巨商大贾。
这些人资产千万、财富巨大，养成了豪奢的习惯，挥金如土、妻妾成群，成为人人羡慕的对象。
与此同时，社会底层的农民、工人虽然生活有一定的改善，但是整体相对贫穷，虽辛苦劳作，却只有微薄的收入，贫富差距不断拉大。
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的总财富在不断增加，让人感受到了唐朝的富强，但是贫富分化的现象，导致大多数财富被一些工商巨头所占有，很多底层人民所得不多，对人们的思想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媚富、仇富的心理并存，成为社会一种潜在的不稳定因素。
李纯知道，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都有不同的矛盾，在穷困时，大家就渴望着发展经济，经济发展起来后，有人擅长赚钱，有人不擅长赚钱，造成了两极分化。
前朝重农抑商的政策，压制了经济的发展，必须进行适当的松绑，鼓励大家从事工商业，把盘子做大。
现在经济有了一定的规模，就必须根据新的情况，对那些暴富的人群适时出台一些压制政策，对穷人采取一些扶持政策，维持一个新的均衡。
为了稳妥起见，李纯鼓励朝臣和地方的官员积极上书，对如何解决贫富分化建言献策。
各地官员很积极，有的直接上书，有的还跟百姓探讨以后，再汇总意见上书，朝廷一个月就收到一百多个奏书。
李纯花了大量的时间阅读这些奏书，这些人想法各异，提出的意见也大不相同。
有些人认为，社会涌现很多暴富之人，带坏了社会风气，甚至影响了官员的心态，助长了贪腐问题，要对富人征收更重的税收，采取压制政策，对穷人采取更多的帮扶措施。
另有一些人人则认为，欲望是天生的，有钱就消费无可厚非，对富人征税过多、打击过狠，可能会引发经济衰退，全民受穷，反而使国家受损，主张采取相对宽松的政策。
李纯觉得两边说的都有道理，反复考虑了很久，也难以定下决心，最后决定召开一次朝会讨论。
在朝会上，武元衡首先发言：
“近年来，朝廷出台了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政策，才给了很多人赚钱的机会，但是有些人投机倒把、为富不仁，挣到大钱以后不思反哺社会，而是穷奢极欲、比拼享受，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负面作用，臣建议朝廷对他们征收重税，严厉打击奢靡行为，豁免穷人的赋税，甚至要给予一定的补贴，改变贫富不均的情况。”
程异则说道：“臣以为，国家通过发展工商业，经济繁荣、税收增加，这些富人都是依靠能力、合法经营，通过纳税为国家作了贡献，不宜打击太狠。贫富差距自古有之，如果以此为由打击工商业者，可能会对经济产生不利影响，既会影响朝廷收入，也会造成工人失业问题，应该现有基础上，适当增加富人的税收即可。”
李纯道：“两位爱卿各有各的道理，朝廷鼓励发展工商业，鼓励人们致富，虽然朝廷的收入增加了，但是贫富差距如果太大，会引发社会矛盾，还是需要有个妥善解决的办法，其他臣子也可以畅所欲言。”
柳晟说：“贫富差距也应该客观看待，比如有些穷人确实是辛苦劳动挣的少，但是也有很多是好吃懒做、游手好闲之辈，就甚至还有一些是**输光的，如果要补贴这些人，谁还愿意奋斗？”
葛元礼说：“柳大人不能拿少数人的行为否定多数穷人的处境，既然都是大唐的子民，朝廷就要综合考虑，不能厚此薄彼，古人云：均贫富、天下安，那些富人的财富来自于社会，就应当反馈给社会，对富人增加税收，对穷人进行补贴，符合圣人的治国理想。”
没想到李纯突然恼了，怒道：“什么”均贫富、天下安”，那是农民起义用的口号，古往今来每每出现农民起义都是以”均贫富、不纳粮”或者”杀富济贫”为口号，那些起义领袖对有钱人掠夺以后，实际上都是自己分肥了，短暂的掠夺之后，留下一地鸡毛，最后还是按照老的一套进行统治，甚至是变本加厉。作为朝廷官员，要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己任，怎么拿那些不切实际的口号作为施政的依据？”
葛元礼被李纯呛了一通后，红着脸不敢说话了。这时财税部尚书颜庆明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