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峥嵘，男，二十五岁，本地人，房子是父母买给他的，在便利店上夜班。

齐雨欣把查到的基本情况念了一遍，把打印出来的户籍信息递过来，上面有一张证件照。照片里程峥嵘长得很普通，单眼皮，脸型偏瘦，嘴唇抿得很紧，眼神有些躲闪，像是拍照的时候不太自在。

“就这些？”杨光辉接过纸看了一眼。

“就这些。没有前科，没有案底，连交通违章都没有。”齐雨欣耸了耸肩，“干净得像张白纸。”

杨光辉把纸折好放进兜里，站起来整了整外套：“走吧。”

蔡星澜拎着车钥匙跟上来，邓婉仪也放下手里的活，三个人一起出了门。

二楼，二零三。

楼道很窄，堆着几辆落灰的自行车和一堆旧纸箱。墙上贴着通下水道、搬家、维修家电的小广告，电话号码被撕掉了一半。

蔡星澜站在二零三门口，抬手敲了三下。

没人应。

她又敲了三下，力道比刚才重一点。

里面终于传来一阵很轻的动静，像是有人从椅子上站起来，又像是拖鞋蹭着地板在犹豫要不要过来。过了好几秒，门锁咔嗒一声，拉开了一条缝。

那条缝窄得只能看见一只眼睛。

外面阳光正好，门缝里却黑洞洞的，一点光都没有。那只眼睛在门缝里眨了眨，瞳孔缩得很小，像是不太适应突然照进去的光线。

“你好，我们是云海市局的。”蔡星澜把证件举到门缝前，“有些情况想找你了解一下。”

门缝里那只眼睛看了看证件，又看了看她，最后扫了一眼她身后的杨光辉和邓婉仪。沉默了五六秒，门终于往后退了退。

“哦……好，进来吧。”声音很轻。

门开大了些，蔡星澜侧身进去。

一进屋她就愣了一下。

屋子不大，两室一厅，窗帘拉得严严实实—不是普通的窗帘，是专门加厚的遮光布。整个房间黑得像地下室，唯一的光源是一台电脑显示器，屏幕上暂停着一个游戏画面。

墙上什么都没有，没有海报，没有照片，白墙一片空。

程峥嵘站在客厅中间，手足无措地看了看他们，像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愣了几秒，他快步走到窗边，把遮光布取下来一块。

他被光刺得偏过头去，眯着眼睛，然后又去拉另一边的窗帘。

窗帘全部拉开之后，屋子亮堂了不少。蔡星澜这才看清他的样子—比照片上更瘦，颧骨都突出来了，穿着一套灰色居家服，领口松松垮垮的，头发有些长，像很久没打理过。

“坐，坐吧。”他指了指沙发，声音还是不大。说完自己先拉了一把椅子坐下来，坐得很靠边，随时准备站起来似的。

杨光辉看出他紧张，开口说：“我们就是正常走访，了解一下情况。你不用紧张，有什么说什么就行。”

“嗯。”程峥嵘点了点头，眼睛看着茶几上的泡面桶，又看看自己的手，就是不抬头看人。

蔡星澜在他侧面的椅子上坐下。这个角度不用跟他对视，也能看清他的表情。她没急着问话，先打量了一圈屋子。目光扫过电脑桌的时候，注意到桌角放着几盒药。盒子被显示器挡了大半，只露出一个角，白色包装，上面印着蓝色的字，看不清药名。

“程先生，你在便利店上班？”蔡星澜问。

“嗯。夜班。”

“晚上几点到几点？”

“十点到早上六点。”

“白天就在家睡觉？”

他点了点头。

蔡星澜把声音放轻了些：“楼下的邻居说很少见到你，原来是作息跟大家都反着。”

程峥嵘没接话，两只手交叉在一起，握得很紧。

杨光辉接过话头：“你住这儿多久了？”

“快两年了。”

“那楼下那个蓝色的桶，你知道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吗？”蔡星澜问。

程峥嵘想了想，眉头皱了一下，像在很努力地回忆：“好像……很早之前就在了。具体时间，记不太清了。”他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小，最后几个字几乎听不清。

“那你有没有注意过，那个桶是谁放的？或者看到过有人在桶旁边停留？”

他摇了摇头，幅度很小。

杨光辉又问了几句，关于邻居、关于这栋楼的人员往来，程峥嵘的回答都是“不知道”“没注意”“我白天都在睡觉”。他不像在撒谎—表情和语气都很平，没有撒谎时那种多余的解释和眼神乱飘。他就是真的不知道。他的生活被缩到了一个很小的范围里：晚上去便利店上班，白天拉上窗帘睡觉，不跟人来往，不出门，不观察。

走访结束的时候，杨光辉站起来跟他握了个手。程峥嵘的手冰凉，握了一下就缩回去了，像是被烫到一样。

邓婉仪一直站在门口没往里走。她看了一眼那几盒药的方向，又看了看程峥嵘的样子，像是明白了什么。

三个人走到楼道里，邓婉仪把声音压得很低：“不是他。他有社交恐惧症，窗帘拉严是怕光，不跟人来往是不敢。你看他茶几上那些泡面—他不是懒，是连下楼吃饭都害怕。”

蔡星澜回头看了一眼屋里。程峥嵘还坐在那把椅子上，双手夹在膝盖中间，肩膀缩着，整个人像要把自己折叠起来。

“你怎么看出来的？”蔡星澜问。

“我表姐就是这样。”邓婉仪的声音很轻，“他桌上那几盒药，是帕罗西汀。”

蔡星澜没再说什么。她在心里把程峥嵘的名字从怀疑名单上划掉了。

三个人下了楼。阳光照在身上暖洋洋的，跟那间乌漆嘛黑的屋子像是两个世界。

蔡星澜没说话，心里想的是另一件事—程峥嵘排除了，那桶到底是谁放的？

她站在楼下，目光扫过这栋自建房的每一层窗户。一楼空着，窗户里面堆着杂物。二楼除了程峥嵘的二零三，还有二零一和二零二。三楼住着房东周进财。四楼是田秀兰。五楼是发现尸体的任霞和另外一户。

还有一个问题—田秀兰为什么要专门把程峥嵘挑出来说？

她说程峥嵘“神出鬼没”，说他“白天见不着人，夜里才回来”。但住在同一栋楼里，就算不往来，多少也该知道这人的基本作息—便利店夜班，每天半夜回来不是很正常吗？田秀兰住了这么久，难道从来没打听过？还是她打听过，就是要挑一个看起来“奇怪”的人往外推？

蔡星澜把这个念头暂时按下，正要往外走，余光忽然扫到二楼靠东边的窗户。

那是二零一的阳台。阳台不大，摆了一张藤椅和一个小茶几，栏杆上搁了一排花盆。藤椅上坐着一个老头，六十来岁，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中山装，头发花白但梳得很整齐。他手里端着一个搪瓷茶杯，正眯着眼晒太阳，膝盖上摊着一份报纸，样子很悠闲。

“那位是？”蔡星澜问。

邓婉仪翻了翻手里的登记表：“二零一的住户，叫葛庆田，六十三岁，退休工人，一个人住。以前是纺织厂的机修工。”

蔡星澜又看了一眼那个阳台。从这个角度看过去，整个巷子都在视野里—谁进来，谁出去，谁在楼下停留，谁推着什么，从阳台上一低头就能看见。

她转身往回走。

“怎么了？”杨光辉问。

“二楼还有个住户。”蔡星澜说，“再聊一个。”

二零一的门和程峥嵘那扇门不一样。门口放着一块棕垫，上面印着“欢迎”两个字。蔡星澜敲了门。

很快就开了。葛庆田站在门口，手里还端着那个搪瓷茶杯。他看见他们，先是愣了一下，然后往蔡星澜身后看了看，大概是在找制服—看见没有，脸上反而更谨慎了。

“您好，我们是市局的。”蔡星澜把证件亮出来，“跟您了解点情况。”

“哦，哦。”葛庆田往后退了一步，把门让开，“进来说吧。”

屋子不大，但收拾得很干净。地板拖过，桌上没有杂物，沙发巾铺得平平整整。蔡星澜没有坐，直接走到阳台上。从这个角度看下去，巷子果然尽收眼底—放桶的位置就在正下方偏左一点，从藤椅上稍微歪个头就能看见。

“葛师傅，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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