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罪魁祸首”的儿子，就成了现成的、无法反抗的泄愤出口。

打！狠狠地打！

藤条抽在皮肉上的脆响，儿子的哭嚎求饶，似乎能暂时宣泄掉一点那灼烧心肺的失败感和**感。

这顿打，既是惩罚，也是刘海忠对自己无能狂怒的一种扭曲的自我安慰——看，我不是什么都没做，我“管教”儿子了！

至于两个挨打的孩子，刘光福和刘光天？十来岁的年纪，懵懵懂懂。

他们或许记得那晚尿床的失控，可能是紧张、喝水太多，也可能是身体发育问题。

但更刻骨铭心的，必然是父亲那狰狞的面孔、呼啸而下的藤条和身上火辣辣的剧痛。

具体的“罪过”（尿床导致父亲哥哥生病考试失败）反而在恐惧和疼痛中变得模糊，最终只留下一个笼统而深刻的印记：

爸爸因为一件可怕的事情，极其愤怒地毒打了我们。

时间的尘埃会慢慢掩埋细节。

几年、十几年后，当刘光福刘光天长大成人，回忆起童年，那晚尿床的具体缘由和连锁反应可能早已模糊不清。

但父亲那暴怒的身影、无情的毒打带来的身心创伤，却如同烙印般清晰。

他们或许会用后世流行起来的一个词，带着怨恨和不解，来概括这段经历：

“来自原生家庭的伤痛”。

他们不会记得（或者刻意回避）那泡尿是如何浇熄了父亲和兄长的前途之火，只记得父亲毫无理由的、残酷的暴力。

历史的真相被个体的痛苦记忆悄然改写。

破案了……

党建国心里一片雪亮。

难怪啊，原著里那个刘海忠，后来一沾酒就控制不住地打孩子！

酒是穿肠毒，更是记忆的钥匙。

几杯黄汤下肚，理智的闸门松动，那些被刻意压抑的失败记忆——考

场上昏沉的头脑、落榜的耻辱、被易中海压一头的憋闷、还有那晚冰凉的、带着骚味的被褥……

就会如同挣脱锁链的恶鬼，伴随着酒气翻涌上来，烧得他眼睛发红。

打孩子，就成了他缓解这种痛苦、找回一点扭曲掌控感的本能反应。

每一次醉后的暴力，都是对当年那场“尿床**”及其连锁失败的痛苦回响。

这事儿，在刘海忠心里，果然没完！

它像一根毒刺，深深扎进了这个父亲扭曲的自尊心里，随着每一次现实的失意，

比如工作上始终无法超越易中海，比如始终当不了官。而被反复触碰、发炎、化脓，最终将暴力的毒素，持续不断地注入这个家庭的之中。

党建国仿佛已经看到了未来那令人窒息的循环：

失意→醉酒→忆起失败→迁怒打子→短暂发泄→更深失意……

一个用暴力编织的无解的死结。

时光荏苒，转眼又到了寒风凛冽的寒假。

1955年的新篇章悄然开启。

这一年，对刘飞而言，是仕途上的一个重要节点。

春节的喜庆气氛还未完全散去，一纸调令便落在了刘飞的案头。

他被提升一级，正式调入科工委工作，继续追随种苹果部长。

明面上看，这是对刘飞在基层出色工作，尤其是平稳推动街道办改革的认可与提拔。

但党建国心里门儿清，这调动的背后，未尝没有几分“保护性安排”的意味。

毕竟，刘飞经手了太多敏感事务（包括那封神秘的“人民来信”），也无意中触碰过一些微妙的边界。

将他调离基层这个是非旋涡中心，放到部委更高但也更规范、更注重程序的平台上，在种苹果部长的羽翼下工作，无疑是一种稳妥的安置。

这既是对刘飞能力的肯定，也是对他的一种无形庇护。

作为刘飞用着极为顺手的“老”部下，党建国连同其他十来名原区公所的精干人员，也同步被调入了部里。

这既是工作需要，新单位需要熟悉刘飞工作风格的人，也是刘飞念旧情、愿意拉一把旧部的体现。

对于党建国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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