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合院:早穿20年》
开学不过月余,刘飞那双操持“集体事业”的手,就把党建国所有的周末时光攥得死死的。
偏巧这时节,全国上下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开天辟地头一遭的人口普查,人口登记、信息确认与核查的重担,沉沉地压在了基层。
党建国被这突如其来的任务卷了进去,忙得脚不沾地。
后世那些言之凿凿,说1949年或1950年就有精确人口数字的论调,党建国每每听闻,嘴角总会挂上一丝苦笑——
纯粹是扯淡!他可是亲历者,那混乱与摸索中的艰难,他作证。
在昏黄的煤油灯下,或是走街串巷的登记中,党建国对户口簿上的每一个字都格外审慎。
他清楚地确认了:贾张氏,白纸黑字,是农村户口;秦淮茹,眼下也是。
城里失业的人乌泱泱一片,虽说上头已经开始给农村人进城套上“笼头”,但“一五计划”这架巨大的建设机器刚刚轰鸣启动,各处工地都缺人手,这“笼头”勒得还不算死紧。
党建国心里明镜似的,这种身份归属的差异,牵涉到实实在在的生存根基——一年几百斤的粮食定量呢!
他自然紧闭着嘴,绝不在这上头多置一词。
这潭水太深,多说一个字,都可能溅起意想不到的麻烦事儿,还是少说为妙。
就在这忙乱与谨慎交织的日子里,四九城周边的乡村也在悄然蜕变。
互助组那套简单协作的模式正悄然退场,取而代之的是更高级些的“初级社”。
土地,农民安身立命的命根子,被小心翼翼地折算成股份,入了社。
地界模糊了,牲口农具归了集体统一调配使唤,田垄间插上了合作社的旗子。
但私有的名分还保留着,年底按股分红——这是当时摸索着走向集体化道路上的一个鲜明注脚。
日子在学习和奔波中滑到三月初。
第二套新人民币像一阵春风般吹进了市场。
崭新的“分”、“角”、“元”票面取代了旧币,新旧兑换的告示贴满了街巷。
可党建国捏着手里那叠厚厚的第一套人民币——动辄就是几千、几万的票面,心里竟生出几分不舍。
他掂量着,小声嘀咕:
“啧,这一分两分的花起来,哪有咱这‘几万块’揣在兜里有气势?先不急着换,等等看。”
那旧币上巨大的面额数字,如今却要退出历史舞台,这感觉,有点微妙。
就这样,白天在人口登记的表格里穿梭,晚上在课本和文件堆里打滚,忙忙碌碌中,暑热又一次笼罩了四九城。
党建国的“打工生涯”也再一次如期重启。
如今的刘飞,早已把“临时工”和“义务劳动”这两张牌玩得出神入化。
他的触角不再仅限于大学生,连高中、甚至初中那些半大孩子,都被他那套“锻炼思想”、“服务建设”的说辞网罗进来。
什么扫盲班助教、工地义务宣传、爱国卫生运动、支援夏收……名目繁多,花样翻新。
组织里“人才济济”,点子层出不穷,总能找到最“合适”的理由,把年轻人的精力和时间,最大限度地填充进这轰轰烈烈的时代洪流之中。
七月的热浪席卷四九城,一个消息却像一股强劲的凉风,吹遍了机关大院:
7月1日,东北水州,一座规模空前的机械化露天煤矿正式投产了!
报纸上赫然印着“亚洲第一”的醒目标题。
刘飞捏着那份还散发着油墨香的报纸,手指微微颤抖,眼眶瞬间就红了。
他猛地背过身去,肩膀无声地耸动了几下。
当党建国走进办公室时,正看到这位平日里雷厉风行的主任,正用袖子狠狠抹着脸,试图擦掉那汹涌而出的泪水,却微笑着看着今日头条。
党建国先是一愣,随即嘴角勾起一丝揶揄的笑意,故意拖长了调子:
“我说刘大主任——您现在可是正经八百的高级干部了,就为这么个‘亚洲第一’的煤矿,值当激动成这样儿?眼泪鼻涕的,多影响形象。”
刘飞猛地转过身,眼睛还是红的,但眼神却异常明亮,带着一种近乎执拗的激动:
“你懂什么!党建国!我们……我们被人看不起太久了!
洋人看不起我们,连自己人都快没了信心!
今天!就今天!我们有了亚洲最大的机械化露天矿!
这证明什么?证明我们中国人,一点也不比别人差!我们能干成!”
看着刘飞那混杂着狂喜、委屈和扬眉吐气的复杂神情,党建国那句带着后世优越感的调侃话几乎是脱口而出:
“啧,当咱们一门心思想着要向别人证明‘我们不差’的时候,骨子里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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