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舆论发酵
女王大厅的经理找上门来的时候，他正在书房里整理麦里屯的账目。贝茨上楼通报，说有一位先生要见他，自称是女王大厅的经理，姓卡特。西奥多想了想，让贝茨把人领了上来。
卡特先生五十多岁，圆脸，秃顶，穿着一件深棕色的外套，领结打得规规矩矩。他手里拿着一份文件，进门的时候先环顾了一圈书房，目光在那些堆满纸张的书桌上停了一下，然后才转向西奥多。
“菲利普斯先生，”他说，“冒昧打扰，请您见谅。”
西奥多请他坐下，让贝茨上了茶。
卡特先生接过茶杯，放在桌上，没有喝。他坐在椅子边上，身体微微前倾，双手交叉放在膝盖上。
“菲利普斯先生，我今天是代表女王大厅来的。您的《The Mass》在我们这里演出之后，反响非常好。很多观众写信来问，什么时候能再听到这首曲子。”
西奥多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没有说话。
“我们想在下一季的演出中，把《The Mass》列入常规曲目。不是一次两次，是每季都演。但您也知道，我们不可能每次都请您来指挥——您是一位医生，有自己的事业，不可能把所有时间都花在指挥上。”
西奥多点了点头。“所以呢？”
“所以我想跟您谈一个授权。我们把《The Mass》的演奏权买下来，每季演出若干场，由我们的常任指挥来执棒。您不需要亲自到场，只需要同意我们使用您的作品。”
西奥多放下茶杯，靠在椅背上，看着卡特先生。
“卡特先生，授权可以谈。但我有一个条件。”
“您请说。”
“演奏授权的收入，我不收一分钱。全部捐给伦敦公共卫生改良信托。”
卡特先生愣了一下。“全部捐掉？”
“全部捐掉。”西奥多说，“这首曲子写出来，本来就不是为了给我自己赚钱。慈善晚宴上募捐的钱已经进了信托账户，乐谱义卖的钱也进了信托账户。演奏授权的收入，同样进信托账户。”
卡特先生看着他，沉默了几秒钟，然后点了点头。“行。按您说的办。”
他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文件，放在桌上，推给西奥多。“这是授权协议。您看看。按照您的条件，授权费直接支付到信托账户。”
西奥多拿起那份协议，从头到尾看了一遍。他看得很慢，每一个条款都看了好几遍。看到“授权期限为一年，到期后可续签”这一条的时候，他停了一下，想了想，然后继续往下看。看到“甲方不得将本授权转让给第三方”这一条的时候，他点了点头。
看完之后，他在最后一页签了名。
“还有一件事。”西奥多说，“协议里要加一条——贵厅在演出《The Mass》时，需在节目单上注明：‘本曲演奏之全部收入，捐赠予伦敦公共卫生改良信托。’”
卡特先生看了他一眼，拿起笔，在协议上加了这一条。
卡特先生走后，西奥多给朗曼先生写了一封信。
朗曼先生就是之前帮他印制限量版乐谱的那位出版商。西奥多在信中说，他想正式出版《The Mass》的乐谱，面向大众销售，不需要限量，不需要签名，普通的版本就行。他还说，如果朗曼先生感兴趣，可以来布鲁克街面谈。
信送出去之后不到半天，朗曼先生就亲自来了。
他坐在西奥多对面，手里拿着一本之前印制的限量版乐谱，翻来覆去地看。
“菲利普斯先生，您这本乐谱，我印了五十本，不到一个小时就卖完了。您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意味着有人喜欢。”西奥多说。
“不。”朗曼先生说，“意味着市场有需求。而且需求很大。”
他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合同，放在桌上。“我想正式出版《The Mass》的乐谱。普通版本，价格便宜一些，让普通人家也能买得起。另外再加一个精装版本，供贵族和收藏家购买。”
西奥多拿起那份合同，看了一遍，然后拿起笔，在最后一页签了名。
“版税按销售额的百分之十一。每半年结算一次。”朗曼先生说。
西奥多点了点头。“还有一件事。乐谱的扉页上，印一行字——‘作者将演奏授权之全部收入捐赠予伦敦公共卫生改良信托。’”
朗曼先生看了他一眼，拿起笔，把这句话记了下来。他没有问为什么版税不捐——生意场上，不该问的不问。
那天晚上，西奥多坐在书房里，把今天的收获整理了一遍。
女王大厅的年度演奏许可，收入全部进入信托账户。乐谱出版的版税，收入归他自己。
他需要这笔明面上的收入。系统里的财富虽然足够他做任何事，但那笔钱见不得光。乐谱版税是干干净净的、谁都说不了什么的钱。他写了一首曲子，伦敦的人喜欢，愿意花钱买乐谱回家弹奏。这笔钱是他应得的，每一分都经得起查。
他拿起笔，给巴林顿爵士写了一封信，告知演奏授权收入将进入信托账户，请监督委员会注意查收。又给霍尔先生写了一封信，请他留意女王大厅的付款是否按时到账。
写完之后，他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
报纸上的账目公告，比西奥多预想的发酵得更快。
《泰晤士报》的那篇文章本来只占了第三版的一个角落，但其他报纸很快跟进。《纪事晨报》转载了全文，还加了一段编者按：“一位年轻医生，将义演所得全部捐出，分文不取。此事之新鲜，不在金额之大，而在其人之诚。”《伦敦公报》则把焦点放在了信托制度上，称这是“民间人士推动公共卫生之创举”。
消息从报纸流向街头，从伦敦流向乡间。有人在酒馆里读报，有人在咖啡馆里议论，有人在马车里传阅剪报。西奥多·菲利普斯这个名字，从一个只在音乐圈和医学圈里流传的名字，变成了一个公众人物。
不是因为他多有钱，不是因为他多有才华，是因为他做了一件所有人都看得见、听得懂、不需要解释的事情——他把别人捐的钱，一笔一笔地写在报纸上，告诉全英国的人：你们的钱在这里，没有被挪用，没有被私吞，一分一毫都在账上。
麦里屯的疫情、伤寒、封死的窗户、四岁女孩玛丽·卡特的故事，也在报纸的转载中被反复提及。有人写成了长文，有人缩成了短讯，有人在布道时当成了例子，有人在酒馆里当成了谈资。
“你听说了吗？赫特福德郡那个小镇，死了三十一个人。一个年轻医生自掏腰包，把全村的卫生搞好了，还替穷人交了窗户税。”
“听说了。叫什么来着？”
“菲利普斯。西奥多·菲利普斯。布鲁克街的。”
“就是写《The Mass》那个？”
“就是他。”
信开始涌来。
不是一封两封，是一天几十封。贝茨每天早晨从信箱里抱出一摞信，放在书房的桌上，堆得像一座小山。有捐款的，有求助的，有请教的，有邀请的。有从伦敦寄来的，有从乡间寄来的，有从苏格兰和爱尔兰寄来的。有一封信的地址只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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