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零年，三月。
辽东半岛的春天来得晚，山坡上的雪还没化尽，但向阳的坡地已经冒出了零星的草芽。
沈擎苍放下锄头，直起腰，擦了擦额头的汗。他的农场刚开垦第二年，五十亩地，种玉米、大豆，还有一小片苹果树苗。远处，几个年轻人在帮忙平整土地——都是他收留的孤儿和退伍伤员。
“沈场长，歇会儿吧！”一个缺了只胳膊的小伙子喊道。
“好，歇会儿。”
沈擎苍走到田边的木屋前，倒了碗水喝。木屋很简陋，但收拾得干净。墙上挂着一把老旧的驳壳枪——已经退役了，还有一张照片：是他和林晏在延安宝塔山下的合影，一九四五年秋天拍的，两人都穿着洗得发白的军装，脸上带着胜利的笑容。
照片旁边，贴着一封信。信纸已经泛黄，但字迹清晰：
“沈团长：见字如面。学校已经开学，收了三百多个孩子，大多是烈士遗孤和贫苦农家子弟。教材用你寄来的那一套，加了我新编的《新生活常识》。学生们学得很认真，有个孩子说，长大要当农学家，让全国人都吃饱饭。我想，你会喜欢他的。
最近在学种菜，收成不好，但总算能自给自足。延安的同志们常来信，问你的情况。我都说：沈场长在东北种地，种得很好。
盼来信。保重。
林晏一九四九年十月”
沈擎苍看着信，嘴角微微上扬。他走到桌边，铺开信纸，开始写回信：
“林校长：信收到。苹果树苗活了三十七棵，明年应该能开花。玉米长势不错，今年收成估计够吃还能卖些。
前几天，县里来人，说要办识字班，请我去当老师。我推了，说只会种地不会教书。但想起你编的教材，借给他们用了。
那个想当农学家的孩子，好好培养。等我的苹果结果了，寄些给你，给学生尝尝。
保重身体，别太累。
沈擎苍一九五零年三月”
写完信，他封好信封，贴上邮票。窗外，阳光正好，照在新翻的土地上，一片金黄。
远处传来火车的汽笛声——是新修的铁路，从沈阳通到大连。新时代的脉搏，在这片曾经饱受战火蹂躏的土地上，有力地跳动着。
沈擎苍走出木屋，站在山坡上，望向西南方向。
那里是北京的方向，是林晏所在的方向。
一千二百里，很远。
但又很近。
因为他们知道，在同一个国家，同一片天空下，对方在好好地活着，在做着有意义的事。
这就够了。
风吹过，带来泥土解冻的气息。
沈擎苍深吸一口气，拿起锄头，继续翻地。
一锄，一锄，坚实而平稳。
像这个刚刚站立起来的民族，一步，一步，走向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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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北京西郊
林晏放下粉笔，拍了拍手上的灰。黑板上写着今天的课文题目：《我们的新生活》。
教室里坐着四十多个孩子，从七八岁到十三四岁不等，都穿着朴素的衣服，但眼睛很亮。
“同学们，”林晏说，“今天我们继续学这篇课文。谁来读第一段？”
一个瘦小的男孩举手：“老师，我读！”
“好，王铁柱同学，你读。”
男孩站起来，大声朗读：“新华夏成立了，我们有了自己的国家。我们要好好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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