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二十一日，周四上午十点，冬至。
林墨正在纺缘社区看老人们给新砌的石凳刷最后一道清漆。冬日的阳光很薄，照在水泥地上像一层淡金色的糖霜。王师傅蹲在凳子旁，用小刷子仔细地刷着侧面那些碎瓷砖拼出的梅花图案，嘴里还哼着不成调的《红梅赞》。维修工张师傅在调试工具共享站的雨棚，刘阿姨正把几盆耐寒的茶花搬进刚搭好的简易暖棚里。
社区里的变化不大，但处处透着被精心照料过的痕迹——坑洼的地方垫平了，杂物分类归置了，几处角落摆上了居民自己做的简易长椅。最显眼的是那面儿童涂鸦墙，已经画上了第一幅画：歪歪扭扭的太阳，几个手拉手的小人，还有一行稚嫩的字：“我们的院子”。
赵小曼在旁边做记录，张弛用改良后的平台终端拍摄视频素材，刘斌和陈芳在跟几个新加入的居民讨论开春后花坛的规划。一切都按部就班，像冬日里缓慢流淌的溪水。
直到林墨的手机响起。
来电显示是杨副秘书长办公室的座机。林墨走到一旁接听，手机贴在耳边时，能听见自己心跳的声音。
“小林，在社区吗？”杨副秘书长的声音听起来比平时严肃。
“在的，领导。”
“明天上午九点，省委第三会议室，有个紧急会议需要你参加。”电话那头顿了顿，“关于纺缘社区试点的事。”
林墨的心提了起来：“领导，是有什么问题吗？”
“恰恰相反。”杨副秘书长的语气缓和了些，“许薇那篇报道，□□看到了，做了批示。书记说，这个‘三方协同’的思路很有价值，要求总结经验，准备在全省推广。”
电话里有纸张翻动的声音：“所以明天开会，就是研究怎么开现场经验交流会。初步定在一月初，全省各市分管副市长、民政局长、街道办主任，还有省直相关部门都要参加。规模……不小。”
林墨握着手机的手指微微收紧。冬日的风吹过来，带着刺骨的寒意。
“小林，”杨副秘书长的声音压低了些，“这次是机会，也是考验。书记特别提到，要重点介绍‘如何克服传统工作模式的阻力’。你……准备一下。”
挂了电话，林墨在原地站了很久。阳光照在身上，却感觉不到暖意。她看着眼前这个刚刚有点生机的社区，看着那些专注做事的老人，看着团队成员忙碌的身影，心里涌起一种复杂的情绪——欣慰、忐忑，还有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担忧。
“林老师，怎么了？”赵小曼走过来，小心翼翼地问。
林墨深吸一口气，让冷空气充满胸腔：“明天去省委开会。试点……要开全省现场会了。”
消息像石子投入平静水面。王师傅放下刷子，张师傅停下手中的活，刘阿姨抱着花盆愣住了。连在远处讨论的刘斌和陈芳都停下话头，看了过来。
短暂的沉默后，王师傅先开口，声音很平静：“好事啊。咱们这点事，还能上省里的台面？”
“王师傅，”林墨走到老人面前，蹲下身，让自己的视线和他持平，“如果……如果到时候很多领导来看，你们紧张吗？”
老人笑了，皱纹堆叠在眼角：“我们砌我们的凳子，种我们的花，有什么好紧张的？倒是你们，”他看向林墨，“你们得想好怎么说。可别像以前那样，把活生生的事，说得干巴巴的。”
这话说得朴素，却像一记警钟。林墨忽然想起秦处长资料里的一段记录——1987年示范点挂牌后，上级组织过参观学习，当时的汇报材料写得花团锦簇，但参观者走了之后，那个地方就冷清了。
“您放心，”她郑重地说，“我们一定说实话。”
十二月二十二日，周五上午八点五十，省委第三会议室。
林墨提前十分钟到。会议室比她想象的大——椭圆形的红木会议桌能坐三十人，四周还有两排旁听席。深红色的地毯吸走了脚步声，墙上的电子屏已经打开，显示着“全省社区治理创新工作研讨会”的标题。
她选了靠门的位置坐下，从包里拿出笔记本、笔，还有秦处长给的那封信的复印件。皮质箱子太重没带，但她把里面最关键的资料都扫描进了平板电脑。
九点整，人陆续到了。林墨认出了几个面孔——省民政厅厅长、省住建厅分管副厅长、省财政厅副厅长，还有南城区区长、市民政局局长……都是平时在文件上看到的名字。每个人进来时都看她一眼，眼神里有好奇，有审视，也有善意的点头。
杨副秘书长最后一个进来，在主位坐下。他今天穿了深色西装，打了暗红色领带，看起来比平时正式。
“人都齐了，咱们开始。”他没有过多寒暄，“今天会议只有一个议题：研究纺缘社区试点的经验总结和推广问题。先请林墨同志介绍一下情况。”
所有人的目光集中在林墨身上。她站起身，走到发言席，没有用PPT，只打开了平板电脑。
“各位领导，我是省基层治理创新实验中心筹备组的林墨。”她的声音很稳，但手心在出汗，“首先想请大家看几张照片。”
她切换出三张图片：第一张是1986年棉纺厂家属院的旧凉亭，第二张是2000年锅炉房改造前的破败景象，第三张是现在的纺缘社区——工具共享站、正在砌的石凳、刚搭的涂鸦墙。
“这三张照片，时间跨度三十七年，但发生在同一个地方。”林墨的声音在安静的会议室里很清晰，“第一张照片里的凉亭，是当时十九岁的社区工作者秦海月带着居民一起建的。第二张照片，是那个凉亭被改造成‘示范点’后逐渐荒废的样子。第三张，是我们正在做的尝试。”
她顿了顿：“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不是我们做出了什么成绩，而是我们试图回答一个问题：三十七年前失败的事，今天怎么能做成？”
这个问题抛出来，会议室里的气氛变了。有人坐直了身体，有人翻开了笔记本。
林墨用了二十分钟，简要介绍了试点的情况：团队的组建、蹲点的发现、三方协同模式的诞生、居民自主行动的过程。她没有用华丽的辞藻，只讲事实——讲王师傅如何指导砌石凳，讲张师傅如何捐出工具，讲李阿姨那二十块钱，讲孩子们在涂鸦墙上画的第一幅画。
讲到工具共享站的登记本上那句“谢谢张师傅”时，她停下来，看向众人：“这就是我们理解的‘社区治理’——不是政府做了多少事，是居民之间重新建立了多少连接。”
省民政厅厅长第一个提问：“林墨同志，你刚才提到‘三方协同’，这个模式在操作中最大的难点是什么？”
“难点在于位置的调整。”林墨回答，“政府要从‘主导者’变成‘支持者’，专家要从‘设计者’变成‘协作者’，居民要从‘接受者’变成‘行动者’。这个转变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需要克制——克制住总想‘替’居民做决定的冲动，克制住总想‘规范化’‘标准化’的惯性。”
省财政厅副厅长问：“资金使用呢？我看了报道，你们用的‘社区治理创新支持资金’，单笔额度很小，操作起来效率会不会太低？”
“效率有两种理解。”林墨说，“一种是花钱的效率——同样的钱，能不能做更多的事。另一种是做事的效率——做的事，能不能真正解决问题。我们追求的是后一种。而小额、持续的资金支持，恰恰能让居民有主人感，因为他们知道，这钱‘不多’，但‘是给我们用的’。”
会议进行了两个小时。问题一个接一个，从理论到实践，从资金到技术，从推广可行性到风险防控。林墨大部分时间对答如流，偶尔遇到专业性强的问题，她会坦诚地说：“这个我需要请教我们团队的财政专家孙悦老师”，或者说“这个问题我们的技术骨干张弛更有发言权”。
她发现，当她越是不试图扮演“全知全能”的角色，越是坦诚团队的多元构成和分工协作，领导们反而越认可。
十一点半，杨副秘书长做了总结发言：“刚才的讨论很充分。书记的批示很明确：这个试点有价值，要总结经验，要推广。我提议，元旦后第一周，在纺缘社区召开全省现场经验交流会。林墨同志，你们准备一下。”
他看向林墨：“书记特别提到，要重点介绍‘克服阻力’的经验。你们在推进中，遇到了哪些阻力？是怎么克服的？这部分要讲实、讲透。”
林墨的心猛地一跳。她明白这句话的分量——在体制内，“克服阻力”往往被理解为“排除万难取得胜利”的英雄叙事。但她要讲的阻力，可能恰恰来自体制自身。
“领导，”她斟酌着词句，“我们遇到的阻力，有些……有些可能和常规理解不太一样。”
“哦？说说看。”杨副秘书长来了兴趣。
林墨深吸一口气：“最大的阻力，不是来自居民不配合，不是来自资金不足，甚至不是来自技术难题。而是来自我们自己的思维惯性——那种总想把事情‘规范化’‘标准化’‘亮点化’的惯性。”
她举了个例子：“比如石凳的高度。按照适老化设施标准，凳面高度应该在45公分左右。但社区老人实际需要的是35公分——因为他们腰不好，坐下站起省力。如果我们坚持‘标准’，就背离了实际需求。这个‘坚持标准’的惯性，就是阻力。”
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
“再比如，”林墨继续说，“按照项目管理制度，我们应该先出完整设计方案，再做预算，再招标采购。但居民的需求是在过程中慢慢浮现的，今天说想要工具站，明天说花坛要加护栏，后天说涂鸦墙材料要防水。如果我们死守‘先设计后实施’的流程，就堵死了居民参与的通道。这个‘死守流程’的惯性，也是阻力。”
她看向在座的领导：“这些阻力，不是哪个部门、哪个人设置的障碍，是我们几十年形成的工作习惯、思维模式、评价体系。克服这些阻力，不是要突破什么，是要在理解规则的基础上，找到更灵活、更贴近实际的工作方式。”
这番话说完，会议室里久久沉默。有人在思考，有人在记录，有人皱起了眉头。
杨副秘书长最终打破沉默：“你这些思考……很深刻。写进汇报材料里，但表述上要注意方式方法。重点是‘创新工作方法’，是‘在现有框架内寻找更优解’。”
林墨听懂了领导的潜台词——可以讲问题，但要包装成“创新”；可以讲阻力，但要落脚在“突破”。这是体制内发言的艺术，也是无奈。
“明白。”她点点头。
散会后，杨副秘书长单独留下林墨。
“小林，现场会的规模初步定在一百二十人左右。除了各地市分管领导，还有省里主要媒体的记者。”他递给林墨一份文件，“这是初步方案，你看一下。”
林墨接过文件。第一页就写着：“全省社区治理创新现场经验交流会暨纺缘社区‘三方协同’模式推广会”。时间：2024
【当前章节不完整】
【阅读完整章节请前往原站】
ggdowns.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