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五早晨七点，林墨走进省发改委食堂时，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了报道带来的涟漪。
她端着餐盘寻找座位，经过政策研究室那一桌时，几个年轻科员的谈话声低了下去。当她走过，背后传来压低的议论：“就是她吧？”“综合一处的，以前是咱们室的。”“那篇报道写得挺有意思……”
林墨面不改色地找了个角落位置坐下。小米粥还烫着，她慢慢吹着气，余光观察着四周。机关食堂的清晨永远是这样——秩序井然，轻声细语，每个人都穿着得体，举止克制。但今天，空气里多了一些微妙的东西。
“林姐，这儿有人吗？”一个声音在对面响起。
林墨抬头，是政策研究三科的科员小王，赵小曼手下的年轻人，曾经在她还是副科长时跟过她做课题。
“没人，坐吧。”林墨点头。
小王放下餐盘，左右看了看，压低声音：“林姐，看了昨天的《城市先锋报》，写得真好。赵科长早上还拿着报纸跟我们讨论呢。”
“讨论什么？”林墨不动声色地问。
“说这个案例很有代表性，居民自发性强，切入点小但效果好。”小王顿了顿，“不过赵科长也问，这种微更新会不会只是表面文章，解决不了深层问题。”
这话里有话。林墨喝了口粥：“基层工作就是这样，先从能做的做起。深层问题需要时间，也需要更多资源。”
“是啊。”小王点点头，迟疑了一下，“林姐，赵科长让我整理一份社区治理的国内外案例对比，您之前做过类似研究，有没有什么资料推荐？”
工作上的正常请教，但在这个时间点，显得意味深长。林墨想了想：“我U盘里有一些过去的资料，回头找找发你。”
“太谢谢了！”小王松了口气，快速吃完早饭，“那我先上去了，赵科长今天要开组会。”
看着小王匆匆离开的背影，林墨慢慢吃完早餐。她知道，赵小曼已经开始行动了——收集信息，评估案例，准备应对。
八点半，综合一处办公室。
刘大姐比平时来得早，正在擦桌子。看见林墨进来，她放下抹布，从抽屉里拿出今天的《城市先锋报》——第三版被仔细折在外面。
“小林啊，报道我看了。”刘大姐的语气比平时正式，“写得是挺好，不过……”
她顿了顿，似乎在斟酌用词：“不过咱们综合一处的工作性质你也知道，主要是协调服务。这种基层创新的案例，按理说应该是政策研究室那边主抓。你现在这么一弄，别人会不会觉得我们越位了？”
这话说得委婉，但意思明确：你做得不错，但不该是你来做。
林墨放下包：“大姐，我明白。这次是记者自己找上来的，而且我全程用的是志愿者身份，没提单位和职务。”
“我知道你注意分寸。”刘大姐叹了口气，“不过机关里的事情，有时候不是你注意就能避免误会的。政策研究室陈主任那边，据说对这篇报道很重视。赵小曼又是他亲自点的将，你这等于是在人家的地盘上先开了一枪。”
这个比喻很形象。林墨沉默了几秒：“那我应该怎么办？”
“该怎么做还怎么做，但要多汇报，多沟通。”刘大姐难得地推心置腹，“特别是跟秦处长，她经验丰富，知道怎么把握分寸。另外，政策研究室那边如果有什么动作，你要及时跟处里说，别自己扛着。”
“谢谢大姐，我记住了。”
九点整，秦处长内线电话打来：“林墨，来一下。政策研究室那边发了个函。”
林墨心里一紧，快步走向处长办公室。走廊里，她再次遇见了赵小曼——这次不是偶遇，赵小曼显然在等她。
“林姐，正好找你。”赵小曼笑容依旧标准，但眼神里多了些审视，“陈主任看了报道，很感兴趣，让我们课题组跟你们对接一下。我刚给秦处发了函，正式邀请你作为课题组的社区实践顾问。”
正式函件。这意味着从非正式沟通升级为正式工作对接。
“赵科长动作真快。”林墨说。
“基层治理是当前重点，陈主任要求我们抓紧推进。”赵小曼递过一份文件，“这是顾问的职责说明，你看一下。主要就是协助我们理解社区实际情况，提供实践建议。当然，会有相应的顾问费，虽然不多，是个心意。”
林墨接过文件，快速浏览。职责写得很清楚：参与课题组社区调研，提供实践案例，协助设计居民参与方案。顾问费每月八百，周期六个月。
“我需要跟秦处长汇报一下。”她没有立即答应。
“理解。”赵小曼点头，“函件里也说了，请你下周一前回复。另外，下周三我们计划开第一次课题推进会，如果你同意担任顾问，希望能参加。”
秦处长办公室里，气氛比昨天更加凝重。
“函件我看了，很正式。”秦处长把那份红头文件推到林墨面前，“陈主任亲自签批的，规格不低。”
林墨拿起文件，右下角确实有陈主任龙飞凤舞的签字。在机关里，领导签字意味着这件事进入了正式流程，有了某种程度的“官方背书”。
“处长，您的意见是？”她问。
秦处长沉默了一会儿，起身走到窗边。窗外是省城的天际线，高楼林立，车流如织。
“林墨，你知道为什么很多基层创新最后都不了了吗？”她没有直接回答，而是问了另一个问题。
林墨摇头。
“因为创新需要空间，而体制最擅长的是规范化。”秦处长转过身，“一旦某个创新被认为‘有价值’，就会立刻被纳入某个体系、某个课题、某个项目。然后，它就不再是创新了，而变成了工作。”
她走回办公桌：“赵小曼的课题组，就是来‘规范化’你的实践的。这不是坏事——规范化意味着资源、关注、可持续性。但也是挑战——你的节奏、你的方法、你的理念，都可能被调整，以适应课题的需要。”
“那我该接受吗？”林墨问。
“接受，但有条件。”秦处长说得很清晰，“第一，顾问身份是‘特邀’，不是‘全职’，确保你的主要工作还在综合一处。第二，所有参与课题的活动，都要提前跟我报备。第三，你要争取在课题组里有实质性话语权，不仅仅是提供素材。”
她顿了顿：“更重要的是，你要想清楚，你想通过这次合作得到什么？只是让项目继续？还是希望它被看见、被认可、甚至被推广？”
这个问题让林墨陷入了沉思。她最初只是想解决那片空地的问题，给孩子们一个安全玩耍的地方。但现在，事情已经超出了她的预想。
“我想让它被看见。”她最终说，“不是为我个人，而是为了证明，在体制内，普通人也可以通过微小行动带来改变。这种改变也许很小，但真实。”
秦处长眼里闪过一丝赞许：“那就去谈。把你的条件提出来，看看赵小曼能接受多少。记住，合作是双向选择，不是单向给予。”
上午十点，林墨敲响了政策研究室318办公室的门。
赵小曼正在打电话，看见她进来，快速结束了通话：“好的主任，我明白。林姐来了，我先跟她谈。”
挂断电话，她转向林墨：“是陈主任，他很关心这个合作进展。”
“赵科长，关于顾问的事，我有几个想法。”林墨开门见山。
“请讲。”赵小曼拿出笔记本，做好记录姿态。
“第一，我的主要工作还在综合一处，参与课题组活动需要兼顾两边安排，可能无法保证所有会议都到场。”
“理解，我们可以把重要会议时间提前协调。”赵小曼点头。
“第二，我希望在课题组里能有实质性的参与，不仅仅是提供案例素材。比如方案设计、居民动员方法这些环节，我想有发言权。”
赵小曼笔尖顿了顿，抬起头：“林姐，课题有课题的规范，方案设计需要基于理论框架和数据分析……”
“我明白。”林墨接过话，“但理论需要实践检验，数据需要现场感知。我在幸福家园待了三个月，了解那里的居民、那里的问题、那里的可能性。这些经验，不是几份报告能代替的。”
这话说得很直接，甚至有些强硬。赵小曼沉默了几秒，重新露出笑容：“林姐说得对。那这样，方案设计环节你全程参与，我们充分听取你的建议。”
“第三，”林墨继续，“关于居民联系，我希望所有接触都经过我。不是不信任课题组，而是居民对突然出现的‘官方人员’会有戒备。有我在中间过渡，效果会更好。”
这是最关键的一条——保留对居民网络的主导权。
赵小曼的笑容淡了些：“林姐，课题组需要独立的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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