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欣的爷爷是接到电话后，第二天一早又来的。这次他没拎空瓶子，手里攥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一把旧牙刷和一个发黄的枕头套。
“这个是嘉欣之前用过的牙刷，枕头套也是她的，我一直没舍得扔。”他把东西放在桌上，手微微发抖，“电视上说，这个能验什么—DN什么—”
“DNA。”蔡星澜接了一句，声音放得很轻。
“对，就这个。”爷爷点点头，又往口袋里摸了摸，掏出一张叠得整整齐齐的纸条，“还有这个，嘉欣的电话号码。我打过好多次，打不通。后来欠费了，就再也打不通了。”
蔡星澜接过纸条，纸已经磨得发软，边角都起了毛。上面用圆珠笔写着一串数字，字迹歪歪扭扭，但每个数字都写得格外用力，像是怕自己看不清。
“爷爷，别着急走。”蔡星澜拉过一把椅子，“电话留给我们一个，好联系。总归要有个结果，您也好安心。”
“好好好。”爷爷连说了三个好，又报了串数字，这次是他家里座机的号码，“我跟你奶奶都在家，哪儿都不去。你们打这个就能找到我。”
他说完站起来，脚步比上次稳当了些，走到门口又回头：“那个……嘉欣的事，麻烦你们了。”
蔡星澜送他到门口，看着他佝偻的背影慢慢走远。
韩墨是下午来的，文件夹往桌上一搁，表情比平时还要严肃：“那具没有对应的尸体，确认了，是陈嘉欣。”
齐雨欣从电脑后面探出头来：“我这边和韩墨那边结合过了，通过颅面复原技术重建的样貌，跟陈嘉欣生前的照片比对，百分之九十重叠。”她顿了顿，又补了一句，“爷爷拿来的牙刷和枕头套，DNA也完全吻合。”
“还有，”韩墨翻开文件夹，“陈嘉欣右侧膝盖髌骨有一处陈旧性骨折愈合痕迹，应该是小时候摔的。家属那边确认了，她初中时摔过一跤，膝盖磕在台阶上，从此以后走路稍微有点跛，不太明显，但仔细看能看出来。尸检结果完全符合。”
办公室里安静了一会儿。
蔡星澜和邓婉仪第二天一早就去了爷爷家。巷子很窄，两边是老式的居民楼，楼道的灯坏了，她们摸着扶手上了三楼，敲开那扇掉漆的防盗门。
爷爷开的门。他今天穿了一件干净的衬衫，领口扣得整整齐齐，像是知道有人要来。他手里还攥着两个空塑料瓶—他大概随时都在捡瓶子。
“进来坐，进来坐。”他把门推开，朝屋里喊了一声，“老婆子，来人了。”
奶奶从里屋出来，头发全白了，走路慢慢悠悠的，一只手扶着墙。她看着蔡星澜和邓婉仪，嘴唇动了动，什么也没说出来。
客厅很小，一张旧藤椅，一张方桌，几把塑料凳子。墙上挂着两个相框，一个黑白的老照片，是一对年轻男女，大概是他俩年轻时候的照片；另一个是彩色的，一个二十出头的女孩，短头发，笑得很开心—是陈嘉欣。
蔡星澜坐下来，用了最慢的语速，把事情一点一点地说清楚。哪些是已经确认的，哪些是还在查的，哪些可能永远都不会有答案了。
爷爷坐在那张旧藤椅上，一直没说话。
蔡星澜说完之后，屋子里安静了很久。奶奶站在旁边，眼泪顺着脸上的皱纹往下流淌，一滴一滴的，她也不擦。
过了很久，爷爷问了一句：“她疼不疼？”
声音很轻，像是怕吵醒什么人。
蔡星澜没有回答。她张了张嘴，发现自己说不出话。
邓婉仪在旁边别过脸去。
爷爷没有再问。他低下头，看着手里的两个空瓶子，过了好一会儿，才又说了一句：“我那天去派出所，就是想问问有没有人见过她。我在家里坐了好多天，坐不住了，就想出去问问。后来我糊涂了，到了那儿忘了自己要说什么。”他顿了顿，声音更低了，“我要是没糊涂就好了。”
蔡星澜想说这不是您的错。但她知道，说了没有用。他会一直这样想。会想一辈子。
姜磊在医院里昏迷了三天才醒过来。他浑身缠着绷带，脸上也有伤，说话断断续续的，像是一个字一个字往外挤。杨光辉和从文杰去看他的时候，他断断续续地把能说的都说了—陈明浩怎么让他“帮忙”，怎么教他说话，怎么让他去那些便利店附近蹲着，怎么让他“不要告诉任何人”。
他什么都不知道。他以为自己在帮朋友的忙，以为陈明浩总有一天会帮他澄清工厂的事。
他什么都不知道，但却成为了朋友的助手。
姜洁是第二天来的。她在病房门口站了很久。护士经过的时候看了她一眼，她才深吸一口气，推门进去。
姜磊躺在床上，脸上缠着绷带，只露出一双眼睛。那双眼睛看见她的时候，眨了一下，然后就不动了。
姜洁在床边坐下，把带来的水果放在床头柜上。她没有说话，姜磊也没有说话。病房里只有心电监护仪滴滴的声音。
临走的时候，她站起来，走到门口，停下来，没有回头。
“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声音不大，但在这间安静的病房里，每个字都清清楚楚。
姜磊没有回答。
他的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流进绷带里。绷带湿了一块，又湿了一块。他还是没有说话。
姜洁走出医院，站在门口的台阶上，蹲下来，把脸埋在膝盖里，哭了很久。有人经过的时候看了她一眼，脚步顿了顿，又走了。
她想起表哥以前的样子。帮她拎重东西，从六楼拎到一楼，气都不喘。给她钱让她寄回家，说“等以后挣大钱了请你吃好的”。过年的时候给她发短信，错别字一大堆，但每一句后面都加个感叹号，好像什么事都值得高兴。
这样的哥哥却成了帮凶，哥哥变了。
或者说，哥哥早就被利用完了。
周敏的父母是第三天来的。周敏的母亲坐在派出所门口的水泥台阶上，谁劝都不走。邓婉仪给她端了杯水，她接过来，没有喝，就捧在手里。
“我就是想坐一会儿。”她说，眼睛看着对面的路口，“她以前下班就从这条路回来。我在这儿等过她很多次。夏天的时候我们经常一起去买冰淇淋吃，冬天的时候我给她带热豆浆。”
她说这些的时候没有哭，声音很平，像是在说一件每天都会发生的事。
周敏的父亲站在旁边，一直没有说话。过了很久，他抬起头，问了一句：“那个人—陈明浩—会判死刑吗？”
杨光辉站在旁边，沉默了一会儿：“这个要等法院判。”
周敏的父亲点了点头，没有再问。
吴曦的母亲没有来。从文杰去送通知的时候，是她丈夫开的门。客厅里很暗，窗帘拉得严严实实，电视机开着，声音调得很低。他指了指卧室的门，压低声音说：“她自从知道消息后，就没出过那个门。”
从文杰把文件放在茶几上，站了一会儿，不知道该说什么。最后只说了一句：“节哀。”
丈夫点了点头，送他到门口，说：“她以前最爱热闹，现在连窗帘都不让拉开。”
戚嘉茵的家人是从外地赶来的。她一个人在这个城市打工，已经好几年没回家过年了。她母亲在派出所里哭得站不住，被两个女警扶着坐到椅子上。她父亲站在旁边，眼眶红红的，但没哭。他只是一遍一遍地重复说着：“她说过年就回来的。她说今年一定回来的。”
那些还没有找到的女孩，搜救犬还在工作。每天天一亮就出发，天黑透了才回来。
卡布奇诺也被借调来帮忙了。葛星格每天一早牵着它到集合点，天黑才回家。金毛的鼻子比任何仪器都灵，但它不会说话。它只能蹲下来，用呜咽告诉人：这里有东西。
葛星格说，它回家之后总是很累，趴在阳台上不动，但第二天一早又会站在门口等她，尾巴摇得飞快。
案件结束后，专案组开了最后一次总结会。
会议室不大，白板上还贴着那些照片、地图、时间线，没有来得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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