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阚部长、米娜
来《小坛》的第二年，我负责稿二阶段了，我们又调换了办公室。这回，办公室里的人员很多，各个组的人混杂在一起，制造了很多的垃圾。垃圾桶就摆在门后头，垃圾桶里的垃圾总是像雪球一样从垃圾桶里滚出来，滚落了一地。她们都在那里嘻嘻哈哈地说笑，没有人看到这些垃圾。只有我看到了。我把那些垃圾扫起来，倒进垃圾篓子里，再把垃圾篓子拿起来，倒到楼下的大垃圾桶里。
我为什么去干呢？因为我觉得就是应该我去干。办公室里，她们的资格都比我老。米娜比我小，又是娇娇弱弱的城里小公主，你说，这么脏的活儿，我不去干，谁干？
她们在嘻嘻哈哈说笑的时候，我总是伏案埋头，审稿、校稿，忙个不休。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也不觉得我有什么要说，更不知道我有什么要当众说。所以，我总是伏案低头。有时候，我也觉得自己这样很别扭。是的，我是一个别扭的人。我不太合群。不对，这话说地太委婉，应该说，我就是不合群。我总是第一个来，最后一个走。同样经常最后一个走的是米娜的师父，他姓阚，是我们的分管部长，他才三十几岁，年富力强。他很忙，他总是在专注地忙他的工作，不怎么跟别人闲话。此刻，他难得地停下手头的工作，往手上涂了一些护手霜。
“你也用护手霜啊？”他邻桌的张雪芬编辑笑着说。
“我的手特别容易起皮。天冷了，不涂点护手霜真地不行。”阚部长说。
“你看人家米娜的皮肤多嫩。”张编辑说。
“我就涂了点百雀羚，我妈给我买的。”米娜说。
“我就不能涂东西，我皮肤过敏。” 郝跃说。
“手上也是有学问的，我来给你们看看手相。”张编辑跟我们说。
“好啊！先来给我看看！”郝跃把手伸过去说。
“你这个人啊，看上去安静，其实内心很狂野！”张编辑说。
“你说的太对了！我喜欢蹦极！我喜欢刺激！”郝跃说。
“啊？你敢去蹦极？你太厉害了！”我说。
“来！宋编辑，我也给你看看！”张编辑说。
“谢谢！”我说着把手伸过去。
张编辑托着我的手说：“你吧，表面上看着风风火火的，其实你的内心很安静。你以后老了会有福气的。”
“谢谢！我老了还有福气呢？”我说。
“你看你，长得肥头大脸的，一脸福相。”张编辑说。
“小时候，人家夸我肥头大脸，我还觉得骄傲。长大了才知道，一个女的肥头大脸，简直就是天大的缺点。”我笑着说。
“女的还是小脸好看。我就羡慕人家那些锥子脸。”郝跃说。
“我同学从陕西运了一些红枣来，你们谁要？二十块钱一袋。”阚部长说。
“师父，我要两袋！”米娜说。
“也给我两袋吧。” 张编辑说。
“我也要两袋！” 郝跃说，“还有多的吗！再给我两袋，我寄给我同学。”
“有的。”阚部长说。
“你说你还费这个事干嘛？直接让阚部长的同学把枣子寄到你同学那里去吧。” 张编辑说。
“那也行！”郝跃说，“哈哈哈哈！”
“阚部长，听说你这儿发红枣啊。我们都来了。”四五个高高大大的男男女女堵在门口儿说。
“我同学的，我帮着他销售的。” 阚部长说。
“那必须帮忙啊。我要两袋！”其中一个说。
“我要两袋！”“我要两袋！”另外几个也涌上去说。
“好的！都别抢！我来一个个地分！”阚部长说，“一个包裹还不够，我还得来拆第二个包裹。”
阚部长蹲在地上拆分他的红枣。我不爱吃甜的，可是我也得弄两袋吧。但是，我当众又知道该怎么开口。
阚部长在一个个地分发红枣。就我还岿然不动。
我尴尬地煎熬地坐着，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终于，我鼓足了勇气：“阚部长，红枣还有吗？给我两袋吧。”我说。
阚部长看了我一眼，说：“好的。”他拿着小刀去拆捆绑快递袋子的绳子。那把小刀是我小时候用的那种削铅笔的小刀，银白色的刀片儿紧贴着黄色的刀鞘。阚部长一使劲儿，那刀片儿挣脱了束缚它的刀鞘，“噌”地一下从他的头顶上飞了起来，那刀片掠过他的脑袋，像是一把飞刀掠过一个西瓜一样，落到他脑袋旁边的地上。
“好险啊！”大家惊叹道。
年后，开工了，米娜还没有到。张编辑说：“米娜去泰国旅游还没有回来啊？”
阚部长说：“还没有呢。她说机票不好订。过几天才能回来。”
没几天，米娜回来了，她梳着漂亮的马尾，头上是一顶咖啡色带白花儿的女仆式的头巾，肚子上系着一个同色系的女仆的小围裙，看起来娇俏可爱。她站在自己的办公桌前头整理着她桌面上的小东西。她的桌面也被她装饰的精致可爱。
“米娜回来了？”张编辑踱过去问。
“回来了，张编辑。”米娜朝她甜甜地笑着说。
“泰国好玩吗？”张编辑问她。
“好玩，就是蛮热的。”米娜娇娇弱弱地说。
“你们在哪里玩的？”张编辑问她。
“我们去了普吉岛。我们自己租的烧烤架子，自己买食材做烧烤吃。”米娜又文文弱弱地说。
“那你们还蛮会玩的。”张编辑说。
“大省去哪里玩的？”张编辑问我。
“我哪也没去，我就回了一趟老家。”我说。
“年轻嘛，多出去玩玩。”张编辑说。
“嗯，现在刚工作，没什么钱。等以后有钱了再去。”我说。
“你一个月好几千呢，出去玩一趟足够了。”张编辑说。
“我现在是月光族。”米娜笑着说，“我出去旅游还是我爸妈赞助的呢。我上次还借了我妈十万块钱，我妈说不要还了。”
我说：“我跟你不一样。我父母不能赞助我，我还得孝敬我父母呢。就我那点钱，我哪敢出去玩。”
米娜笑着说：“我现在都是啃老的。”
我说：“我也想啃，我是没得肯。”
张编辑笑着说：“有则啃之，无则忍之。”
又过了几天，我的对面的办公桌是空着的。
张编辑说：“米娜请假了？”
阚部长说：“是的。
张编辑说：“她家里有事？”
阚部长说：“也不是什么大事儿。米娜睡前，跟她老公开玩笑，说她会□□功。她老公就说他也会□□功。他老公练□□功的时候，把米娜的脚踝给踩着了。米娜脚踝受伤了，走不了路了，要休息几天。”
张编辑说：“哦。那米娜的值班怎么办啊？”
阚部长说：“她的值班回头让宋大省顶一下吧。宋大省，你回头帮米娜值几天的班哈。”
我说：“哦。我知道了。”
“米娜跟着你好啊，有你这个师父罩着她。”张编辑说。
“米娜是小女孩儿，也别难为她。” 阚部长说。
我听到这话，远远地自觉地低下了头。是的，人家是小女孩，我大她四岁，我是老妇女了。人家是城里的，我是农村的。所以，我干些脏活儿、累活儿，也是应该的。
阚部长说完出去了。
“我去开会去了。要是有人来找我，你就跟他说一声，让他到行政楼找我。”阚部长叮嘱张编辑说。
张编辑说：“好的。”
阚部长手里拿着个本子走了。
张编辑说：“宋大省，你自己不是有值班吗？你再去帮米娜值班，你吃地消啊？”
我说：“阚部长让我帮米娜值班，我哪敢不答应。我要是不答应，我怕他又说我不关心同事，不尊重领导。”
张编辑说：“你这样会把自己累坏的。你要懂得拒绝。人不能太老实。”
我说：“我要是不答应，米娜的值班怎么办呢？”
张编辑说：“地球离开谁都能转。领导不会为你着想的。你这样不懂得拒绝，领导就会觉得你能干，什么活儿都往你身上推，你累不累啊？你最后把身体累垮了，谁会心疼你呢？别把单位看地那么重，就是一份工作而已。会哭的孩子有糖吃。你看人家米娜，今天请假，明天请假，领导反而觉得她娇弱，不仅准她的假，还跟着心疼她。”
我说：“谢谢你张姐姐。你说的我也知道。但是我不能跟米娜比。她师父是阚部长，人家是皇亲国戚。她年龄比我小，家境又好。我一个农村来的，我多多地干活儿都怕领导不高兴了。我要是再推辞不干，领导不是更看不上我了吗？”
张编辑说：“你也不要妄自菲薄，农村的怎么了？我们大家都是平等的。都是自己努力考进来的，凭本事吃饭，又不靠谁活着。”
我说：“说是这样说，我原本也以为大家都一样，我也是后来才知道，农村来的，人家对你到底是不一样。人家就是瞧不起农村的。人家家境好，从小就娇生惯养的，到了单位里，同事也高看她，领导也照顾她。像我这样的农村里出来的，同事和领导都觉得你就是吃苦的料。再说了，我也是真能吃苦。让我多干点活儿，我也觉得没什么。”
张编辑说：“米娜家里怎么了？她爸爸不就是跑工程的嘛，听说原来是什么环保局的，后来下海经商了。”
我说：“这不就结了吗？你知道我家是什么样的嘛？我家三代贫农。而且不是你以为的那种很小康的农民。是很底层的农民。我从小吃的苦，人家爷爷辈可能都没吃过。我是到了三十岁工作以后，才开始接触现代化的生活。我的现代化进程跟人家比，少说也得晚三十年。”
张编辑说：“那又怎么样。就因为你是农村的，所以那些脏活儿累活儿，你就都抢着干啊？就像门口儿那些垃圾。你为什么老是主动去清理？你就放在那儿不管。谁看不过去，谁去管。”
我笑着说：“我看不下去。太多了，都溢出来了。那些纸球儿都滚在地上了。”
张编辑说：“那你就去抢着干？凭什么？”
我说：“我不干谁干？阚部长干？人家是领导。你们这些人干？你们比我资格老。米娜干？人家是娇小姐，人家又比我小。我自己掂量掂量，还得是我来干。我觉得我要是不去干，大家都得觉得是我太懒。”
张编辑说：“你就是太勤快了。我也是农村的，我就不像你那样。你现在还小，你还不懂得。工作不是生活的全部，你要有自己的生活。你看人家米娜。人家一有空就去酒吧，跟朋友聚会，玩游戏，交换物品。人家多会玩。”
我说：“我是农村的，我从小没接触过那些，我对灯红酒绿的生活也不感兴趣。我顶多也就是逛逛街，买件衣服。”
她说：“南山也可以去玩玩的，那里环境也不错。你周末可以去那里走走。”
我说：“好的。我喜欢大自然。”
我看到我师父在工作群里发了一条信息，他布置大家写一篇文稿。我很快写好了，打印出来，拿着去他办公室交给他。
“聂老师，您布置的文章我写好了。”我跟他说，同时把我完成的稿件放在他的办公桌上。
我师父聂编辑看了很惊讶。
“那么快！”他说。
“我一看到你的通知就开始写了。”我说。
“小宋，以后领导布置的工作不要完成地那么快。你看，你师父布置的任务你一会儿就完成了。你师父多没有成就感啊。他现在直后悔没给你多布置一点呢。”坐在我师父对面的吴编辑说。
“早晚都得写，我就尽早不尽晚了。反正都是自己的事儿。”我说。
“你看，小宋这个人就是实诚。哪像小吴，你太狡诈。你别把小宋这样的好同志给教坏了。”聂编辑跟吴编辑说。
他说完，转头儿跟我说：“小宋啊，这次网络知识竞赛，你帮我考考吧。这是杨编辑的。我们俩儿的账号和密码都在这儿呢。你回头随便考考就行了哈，我回家了。”他说着，点上一支烟，吐出一个烟圈儿，优哉游哉地回家去了。
我迟疑了一下，望着他的背影说：“好。”
聂编辑走了以后，我开始忙碌起来。我先登录了自己的账号和密码，再进行考试。我电脑技术很差，在规定的时间内，老是不能通过。我提交了两次，两次都失败了。还剩下最后一次机会，我开始着急了。我捧着电脑去了米娜那里。
我说：“米娜，你的网络知识竞赛通过了吗？”
她说：“通过了。”
我说：“我的提交了两次，还是没有通过，我都急死了。我电脑技术太差，你能帮我做一下吗？”
米娜说：“我已经帮别人做了好几份了，我师父的都是我做的。我做不动了。不想做了。”
我说：“哎呀，看在我帮你值班的份儿上，你帮我做一下吧。”
“我真的做不动了。”米娜说。她说完，拿起包，起身儿走了。
“来！过来！姐姐帮你！你怎么不跟姐姐说呢？”张编辑说。
我说：“我不知道你愿意帮我，我还不好意思麻烦你呢。”
张编辑说：“不难，你看，不是有题库吗？我帮你找答案。”
我说：“那太感谢你了。耽误你时间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我出去买点水果给你吧。”
张编辑说：“不用不用。很快就好了。不费事。”
我说：“那哪好意思呢。我出去一下就来，你等着我哈。”
我出去买了一大包橘子，放到张编辑桌上。
“谢谢你，张姐姐。”我跟她说。
“真的不用，你说小宋，你太客气了。”张编辑说。
我说：“你帮我做好了是吗？那太感谢你了哈。我师父还让我帮他跟他老婆做呢，我是做不成了。他电脑技术比我好，我马上跟他说说，让他自己做吧。”
张编辑说：“老聂也是的。他明明可以自己做，非要让你做。你看把你给难为的。”
我说：“米娜不是也帮她师父做的嘛，帮师父做也正常。就是我电脑技术太差了。我上了班才买的电脑。”
我就跟聂编辑打了电话，我说：“聂老师，那个知识竞答的题目我没办法帮你做了，我电脑技术太差了，我自己的做了两遍都没有通过，最后还是请别人帮我完成的。你跟杨编辑的，我不敢帮你们做了。我搞半天，不仅不能过关，还会把你们的三次机会给浪费了。”
聂编辑也没有再难为我，他用他一向大大咧咧的口气说：“行行行！我回头自己做吧！你的电脑技术啊，跟五十岁的似的！”
2.杨杨、阿杨
杨编辑是老聂的婆娘，又常常是稿三阶段的成员，我对她崇敬有加。因为她是我的师娘，我就叫她杨老师。
那些跟杨编辑相熟的人都叫她“杨杨，阿杨。”我自觉自己阶层太低，还没有跟她同辈叫她“杨杨”或是“阿杨”的底气和勇气。何况，我是北方人，阿杨这种叫法，在我的印象里是南方人甚至是台湾人的叫法，因此，我实在是叫不出来。
我就恭恭敬敬叫她“杨老师”。
“杨老师！”我说。
哪知杨编辑非常拒绝“杨老师”这个称呼。
“不要叫我‘杨老师’！”她沉着脸说，“‘杨老师’！‘杨老师’！都把人给叫老了。她们都叫我‘杨杨’，或是‘阿杨’。连小潘的几岁的孩子，都叫我‘杨杨阿姨’。”
我当时不知道这个规矩，也改变不了我心中蹩脚的想法。
我说：“我是觉得，因为聂老师是我师父嘛，我就跟着叫你‘杨老师’了。就是出于恭敬，跟年龄没有关系啊。”
杨编辑沉着脸说：“你们该怎么论就怎么论。不要扯上我。我们还是同事。你就叫我‘杨杨’，或是‘阿杨’。”
“杨老师”只是一个称呼而已，跟年龄有什么关系呢？何以杨编辑对“老”字如此忌讳呢。我大大地不解了，同时也是大大地不能更改了。
我每次见到杨编辑都是硬生生地叫她“杨老师”。而杨编辑也越发不高兴，到底是怒形于色了。继而是直接警告了。
“不要叫我杨老师，叫我阿杨！”她怒气冲冲地命令着，“我喜欢这样叫，这样叫显得亲切。”
“哦！”我讪讪地答应着，心中升腾起一种畏惧、威压，恼怒和疑惑：叫“杨杨”，叫“阿杨”，那是需要同等地位的轻松和宽松的，可是，我连一个“杨老师”都不能称呼，我叫她“杨老师”她都生气，我哪里又有那么轻松的心态再去叫她“杨杨”呢。我一开始工作就得罪了《小坛》中文组的头号人物，更加拘谨而惶恐了。“杨杨”二字也就更加叫不出口了。
杨编辑也经常借着对小潘说话的空儿敲打我。
一次，大家都在伏案工作，她突然莫名其妙地跟小潘说：“你刚才叫我杨老师的？”
“没有啊？”小潘说，“我叫你杨杨啊。”
“就是的，我还说呢，你叫我什么杨老师，神经病啊！”杨编辑的“神经病”三个字当然是说我了，因为就我叫她“杨老师”。
组里要集体审稿件了。老聂开始分配任务。
“我们这几天要集中修改稿件，我现在把人员安排一下。杨婵和吴悠悠一组，林大师和我一组，郝跃和乌编辑一组。宋大省和陈编辑一组。好了，大家抓紧时间改稿，争取明天把这批稿件修改完成。”
大家开始修改稿件了。
过了一会儿，林大师说：“老陈呢？他去哪儿了？他怎么到现在都没有现身？”
“陈公公啊？他忙啊！他要在御前行走，他哪有时间改稿子啊。”老聂说。
“那他的任务全落到小宋头上了？”林大师说。
“那没办法，谁让小宋是个快手儿呢。”老聂说。
过了一会儿，陈编辑从外面进来了。
“你们都在改稿的？”他看着大家说。
“嗯，你忙完了？”老聂问他。
“哪有啊！今天，社里来了一棵榕树，老任说要把它种在大门口儿，他让我去看着。”
“我今天上班来的时候看到一个吊车拉着一棵大树，你们就在弄它啊？”乌编辑说。
“就是它！搞到现在还没有把它放下来！我还得去看着去！尼玛！”陈编辑说，“我走了！小聂！”
陈编辑说着走了出去。
“你看！说走就走了。该改的稿件一份也不改。”乌编辑说。
“陈公公反正是，天天忙得很！”老聂笑着说。
“他光忙公务去了，本职工作就不管了？他的稿件全给小宋改了？那他的那份工资能让小宋拿吗？”林大师说。
“他的工资谁能拿的了？直接打卡！”老聂笑着说。
“哦，活儿给年轻人干，工资他来拿。这不地道。”乌编辑说，“像我嘛，我虽然年纪大了，眼睛也花了，但是改稿子的事情我都是亲力亲为。是吧？”
“就是的，师父。”我说，“不行，你下次分配任务就不要把陈编辑分给我了。他也就是挂个名儿。你让他跟我一个组，表面上看起来是两个人，搞地还很公平似的。他又不干活儿。你还不如就直接让我一个人一组呢。这样赤裸裸地，我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儿，反而痛快！”
老聂笑着说：“小宋是快手嘛，不把他安排给你，把他安排给谁？给郝跃啊？让他们两个改地慢的一个组啊？”
我也笑着说：“就因为我是个快手，所以就给我安排一个挂名儿的？”
杨编辑说：“是的哎，今年安排给中文组的人手太少了。稿二阶段本来就忙。丁丁不是任务少嘛，她今年负责稿一阶段，怎么不让她来帮忙啊？”
我说：“丁丁？你是说小丁丁吗？她不是只有四五岁吗？”
杨编辑说：“谁说她呀？我说的是中文组的丁编辑！”
我说：“哦，我还以为你说的是信息组的丁编辑家的小丁丁呢！信息组的丁编辑也叫丁丁，她家的孩子也叫丁丁。我都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个丁丁了。”
杨编辑说：“我说的当然是我们中文组的丁丁了！”
我大笑着说：“中文组的丁编辑都快五十了！你还给她叫丁丁！”
杨编辑说：“我喜欢这样叫，这样叫着亲切嘛。”
我说：“我可不敢这样叫她，像你们这样的老员工才敢这样叫她！”
我的话还没说完，老聂就打断我了：“你不要叫人家老员工，把人家叫老了。”
杨编辑在旁边也登时阴沉了脸色。
完了！我又提“老”字了！我又一次没心没肺地把杨编辑给得罪了！
我非常苦恼，非常无奈，非常苦闷，以至于我回到家跟久未谈心的黄林军说起了这件事儿。
我说：“我师父的老婆，姓杨，我应该称呼她师娘的。可她非要别人叫她‘杨杨’、‘阿杨’，我实在叫不出口。为什么就不能叫她‘杨老师’呢。大大方方地叫‘杨老师’不好吗？”
哪知道，黄林军非常理解阿杨的心情。
他沉着脸来断然批评我说：“她让你叫她‘杨杨’、‘阿杨’，你就叫她‘杨杨’、‘阿杨’呗。”
我说：“她是我师娘，又是《小坛》的大姐大，高高在上的。叫她‘杨杨’‘阿杨’，我叫不出口啊！”
黄林军说：“对于她来说，叫她‘杨老师’，就像叫她猪、叫她狗一样难听。人家都不能接受了，你干嘛还非要那样叫人家呢！”黄林军言之凿凿，我更加头疼了，我是不愿意得罪这个高级人物的，可是我实在叫不出口啊。很长一段时间，我困惑不已，惶惑不安。
适者生存，我要生存。于是我也试着叫她“阿杨”。
“阿杨！”我说。
“哎！”她听了很舒适。这以后我就叫她“阿杨”。我们之间的气氛也果然缓和了很多。我也松了一口气。
有一天，我去菜场买菜。有人在背后轻轻拍了一下我的肩膀。我猛地一回头，见是杨编辑。我本能且欢快地喊了一声：“杨老师！”杨编辑的脸色刷地暗淡了下来。天阴了，完了，我又叫“杨老师”了！
我这个该死的不争气的嘴啊！
于是我又改邪归正，下次见了她，又叫她“阿杨”。我小心翼翼地看着杨编辑的脸色，杨编辑也大大方方地没有阴沉她的脸色。
但是，这件事让我给她留下了很坏的印象，我在她心目中大概是个别扭的人。同时，在我心里，我也觉得杨编辑是个很别扭的女人。所以，我跟杨编辑的感觉一直是咯咯吱吱的不太对付。
3.结婚
他带着我回他家了。他的父母筑庐在离他们的村庄还有半里路的地方，距离他二叔、三叔家还有一段坟场。几间带帽檐儿的瓦房，坐落在昏黄的田野间，像是隐士居住的地方。我提着买的东西，他费劲儿地推着他的摩托车，沿着长满黄草的田间小道，深一脚浅一脚地往他家里赶去。
回到他老家，他父母就一样样地洗菜、配菜，翻炒，一盘子一盘子地端上桌。他妹子、妹夫、六岁的小外甥，一大家子围坐在一起。我家基本上没有这种盛况。我回娘家我妈妈从来不给我做饭，炒菜也还是只炒一个。我妹妹虽然结婚了，但是她家跟娘家很近，她们几乎不在娘家吃饭，我妈妈嘴上说着“恁在这吃饭吧”，其实她根本就没有为女儿、女婿准备任何饭菜，她也乐得她们不在娘家吃饭。
我跟他结婚之前，跟我妈妈打了电话，把他的情况简单说了一下。那时，我就站在《小坛》正对南大门的主楼底下。我知道，我的事，我妈妈不会管，想管也管不到。
我妈妈说：“只要你好，我没有任何意见。咱家的情况你也知道，恁弟弟还没结婚。虽说手心手背都是肉。可是恁妈是没那个能力再给你嫁妆钱了。妈妈对不起你！”
我妈妈说着还哭了。
我赶紧制止她：“没事儿的妈妈，我不要什么嫁妆了。我读研的时候，俺那些同学都说了。我的学历就是我的嫁妆。”
我对我妈妈的那两句带着哭腔的歉意并没有多么感动。我知道我妈妈的哭腔里头有几分对女儿的歉意也有几分逃避。如果能够用几声儿哭泣来换取一笔款项，那这几声哭泣还是很划算的。何况，我的答复让我妈妈也比较满意。我妈妈也没要什么条件，我当时也不知道管他要什么条件，不知道要工资卡，不知道要求婚后管钱，他也没提。
“彩礼你要多少？”他问我。我心里一动，他还要给我彩礼呢。我那时候可真傻。
“你们这边彩礼都是多少？”我问他。
“我们这边彩礼有的三四万，有的六七万。我妹妹结婚要了三万八。我家还陪送了嫁妆。塞了满满一卡车。”他说。
我说：“那我要四万吧。”
“我没有四万。三万可以吗？直接给你，我不要了。” 他说。
“行吧。”我说。
其实，我现在才想明白，他那时候不是没有那么多钱，而是出于他的一番高明的计算。这个高明的计算好像在民国初期一些大师身上就有过先例：那即是，如果别人向你借钱，你实在不好意思不借的话，那就打个极低的折扣给他。这样一来，即使借钱的人家以后不还，那么，借钱出去的人家也没有多少亏损。他在我们结婚这件事上，是盘算胜过了诚意的。
“家里的窗帘、灯还没装呢？餐桌、沙发、电视也没买。”他说。
“我来买。” 我很大方地说，“你买房，我装修。”
“床也要买个新的。”他说。
“床也要女方买啊？”我不解地问他。
“当然了。我们这边有说法的。女方家买的床，睡着生儿子。”他说。
“我都买那么多了，床我就不买了。结个婚，男方连个床都不准备啊，还得女方买啊。”我说。
“你看你。你买的那些能值多少钱，也就万把块钱。你说地你装修的，才花万把块钱你就不想出钱了？”
“我才工作几年啊，我哪有那么多钱啊。”我说。
“你说你要装修，我还以为你多有钱呢。”他说。
“婚期定在哪一天呢？”他问我。
我说：“我今年负责稿二阶段，比稿一阶段忙多了。我要是请假了，还得找人顶班。人家都那么累，我不想麻烦他们。六月份，我们的工作稍微轻松一点，我们就订在六月七八九吧。”
他说：“阳历六月份正好是农历四月。农村讲嫁四不嫁三。也行。”
“我们结婚，还得给你买几件饰品吧。这个我家里有，可以拿去换。这周末我们就去换吧。”他说。
“好。”我又满足地同意了。
“你看我对你多好，又给你彩礼又给你首饰。”他说。
周末，他带着我去市里换首饰。
我们走在路上，我问他：“我们这是去哪里啊？”
他走在头里说：“先去周大福，把金手链换了。再去通灵珠宝，把那个戒指换了。咦，这条路是这样走的吗？我都要忘记了。”
他在前头边走边说：“我妈妈还不想让我拿来换的，她让我重新买。”
我在后头跟着说：“她为什么不让你换啊？”
他有些悻悻地说：“她怕你不跟我呗！”你看，他就是这样。只要是谈及他妈妈，我还没有发表任何意见呢，他就莫名地开始恨我了。
“你说，这些首饰不换的话，留在家里干什么？”他说。显然，他觉得自己的决定很英明，很伟大，简直是棒极了，妙极了。后来，我们离婚的事实证明，他的英明的决定果然是非常伟大非常正确的。是的，他的盘算是对的。他胜利了。一个从一开始就被老谋深算的婚姻注定会失败的。
“换换又是新的，跟新买的有什么区别。”他昂扬地说。他从来不觉得我应该有什么委屈。我心里虽然觉得不大痛快，但还是逆来顺受了。我那时候怎么那么好说话呢？我现在想想他的样子，什么是亏妻者百财不入，真是活该他孤家寡人啊。
婚期定在六月七号。一天，我正在办公桌前忙碌着，张小倩给我打电话说：“宋编辑！这周末社里派我去出差，我家里有点事，走不开，你能代我去吗？”
我说：“张姐，这周末我结婚！”
她说：“啊！那恭喜你啊！不好意思啊！”
我说：“没事！”
临近婚期的前几天，天气预报一直是大暴雨。我非常着急，怕到时候，他家的亲戚朋友往返不方便，给人添麻烦，遭人抱怨。
我们结婚的那天早上，下了一点小雨，后来，雨停了。常律师跟秦师娘来了。一位六十多岁的摄像师也来了。
我娘家没有一个人来。他坐着跟常律师一起说话。我自己骑着自行车跑到菜场外面一家小店里去化了妆。为了回来换婚纱穿脱方便，我穿了一件白色带纽扣的衬衣，和一条黑色的裙子。
我化完妆，又穿着白色的衬衣、黑色的裙子，顶着一个英国女王似的王冠回来了。
常律师双手合十，做祝福状：“今天早上下雨了，这是喜雨啊！宋编辑！”
我说：“嗯，谢谢常律师金口玉言。”
我换上了租来的白色婚纱，穿着自己网购来的粗笨的红色高跟鞋，接过摄像师递给我的捧花，在房间里笨拙地扭转了几下，摄像师跟着拍摄。我觉得我自己挽起头发的样子像个地主婆。
我们很快就出发了，他在网上约了六辆红色的马自达。秦师娘作为女傧相，坐在我身后的座位上。
一路无话，很快就到了他们村上。车子开到了石灰路的尽头，停在一户人家门前，前面，一条两边排列着荒坟的黄土小路的北面，就是他家了。马自达师傅们都停了下来，不愿意再往前开了。说是前头路况太差，地上有不少大大小小的石子，两边还有不少伸展出来的树枝，那些车子都是崭新的，马自达师傅怕弄坏了他们的车子。
“哪是路况不好啊，可以开的，他们是调皮，不想开过去。”秦师娘说。
婚车还没有走到头就停下来了，这个说起来是不吉利的。黄林军心里肯定也是着急，可是他不说话，他就木木地杵在那里，眼睛看着他家的房屋。他不说话。他不去跟马自达师傅理论，也想不出任何办法。最后，还是他二舅家的二表哥回家开来了他的枣红色的小汽车。我被他搬到他二表哥的车上，秦师娘让二表哥把马自达上的那盘花也给挪过去。枣红色的小汽车开动了。我们就沿着小路歪歪倒倒地到了他家。
他笨拙地把我抱了下来，他的妹夫，站在屋门口儿拿着喷花等着制造氛围的，可是他抱着我等了他妹夫几秒钟，他妹夫也还没有把花给喷出来。我到了里间屋里，秦师娘帮着我，换上了自己网购的大红色的裙子。
他家正堂屋的桌子上，摆了好多甜甜蜜蜜的吃的。一碗糕，一碗红枣，一碗鸡蛋。
“你吃吧？”我问他。
“我有高血压，不能吃，你吃吧。”他说。
“好吧。我多吃一点。图个吉利。”我吃了红枣，又吃鸡蛋。
他家天井里，支起了一口大锅。年纪大的男厨师在烟雾里忙活着，几个婆子在旁边帮着。他家的西屋里头，堂屋里头，还有走廊上，都摆好了桌子，一共摆了七八桌。全都是他家的亲眷。我娘家人一个也没来。
该吃饭了，我和他，还有秦师娘、摄像师坐在一桌。他的爸爸，脸上被人家给抹了锅灰，笑着从外头走了进来。他妈妈也进来了，进门儿的时候，她看到我，脸上飘过一丝不快，我知道，他妈妈不高兴，因为我娘家没有来人。
我悄悄跟他说：“你妈妈好像不高兴嘛。”
他说：“因为你娘家没来人啊，是不同意呢，还是不高兴呢。”
我说：“我不是跟你说了嘛。我家姊妹几个结婚都不办。我妈妈来了，又要接待又要安排住宿的，我们上班那么忙，也麻烦。”
摄影师边吃边说：“我给人家拍过很多婚纱录像。这个时候，麦子已经割完了，地里光秃秃的。要是在春天，地里全是绿油油的麦子，那才叫壮观！”
我抬眼往窗外一看，地里，已经剩下新鲜的麦茬了。就像我们这些剩男剩女一样，确实没有什么好风景了。
他家的婚礼结束以后，他跟我说：“我们找个时间再请请同事吧。”
我说：“好啊。我们就挑个周五晚上吧。我周五下午正好没事儿，我忙完就回来，这样不耽误功夫。也不要专门请假了。请假还得找别人代班。”
“好。那我也不请假了。”他说。
“我们到时候，要请个人上去讲两句吧。”他说。
“请人讲干什么？你也可以讲啊？”我说。
“我哪好意思讲。”他说。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你就上去大大方方地讲呗。你还是编辑呢。实在不行，你就打个草稿。上去对着稿子读呗。”
“不行，我要请个人帮我去讲。”他说。
他开始打电话请人了。
“喂！何主任！这周五晚上，我想请同事参加我的婚礼。你看看，到时候，你能上去帮我讲两句吧？”他点头哈腰地对着电话那头说。
“哎呀！这个，你结婚嘛，对吧，我怎么好上去帮你讲呢。你要么请个司仪，要么自己上去讲嘛。”电话另一端的大概五十多岁的男人说。
“你是领导嘛，你帮我讲讲了喂。”他谄笑着说。
“哎呀，这个实在是爱莫能助啊。我也不知道该讲什么，是吧？要不，你看看你们组长马丽，你看看她能帮你讲两句吧。”对方的老头儿踢皮球说。
“那好，我来问问马丽。好。嗯。”他卑躬屈膝地说。
“喂！马丽！”他又眉眼挤在一起谄笑着跟对方说。
“是这样的，我不是要结婚嘛。我想请同事吃个饭。到时候，你能帮我上去讲两句吗？”他奴颜婢膝地乞求说。
“这个我怎么好上去讲呢！我哪能讲！”电话那头儿的马丽断然拒绝道。
“你帮我讲讲了喂！”他用比女人还难听的不男不女的声音谄笑着说。
“我不讲！我哪能讲！我怎么好讲呢！挂了挂了！”对方断然挂了电话。
“都不给我讲，娘希匹！”他说。
“那你就自己讲呗。本来就不要请别人讲啊。”我说。
请客的那天，天很热。我忙完工作回到家里，看见床上还盖着厚被子。我就骑上自行车，去家纺店里买了两床夏被，着急忙慌地带回家，把家里的厚被子给换了下来。
没过多大功夫，他下班回来了，他的父母也来了。我们拿着东西打车去了饭店。
宾客还没有来，我们拿着烟酒喜糖橙汁雪碧一桌一桌地摆。
“你就这样？也不去化化妆？”他抱着烟酒在大厅里走着，转过头儿不高兴地问我。
“有什么好化的？人家同事是来吃饭的，又不是来看我的。大家平时谁不知道谁啊。化了妆反而假假的。我这样扎个马尾辫蛮好的。”我说。
“哎！连个妆都不化！不知道你在忙什么！”他在前面愤愤地走着。习惯性地摇了摇头。
他的母亲跟在他后头，跟他步调一致地阴了脸色。她看了我一眼，好像一个宠臣睥睨着另一个罪臣。那时候，在我的绝对的弱势面前，他风头正劲，他的母亲也跟着信心百倍。
宾客都到齐了以后。他要前去讲话了。我也跟他一起走了过去。我昂首挺胸地站在他的左手边儿。他拿起话筒，低着头，耷拉着肩膀，歪着屁股，斜岔开腿儿，站在舞台中央。像个宣读罪己诏的罪犯一样，他开始讲话了。
“尊敬的领导！同事！大家晚上好！”他用温和的讨好的口气说，“感谢大家在百忙之中来参加我的婚礼。首先，我要感谢我的父母。是他们辛辛苦苦地把我养大。他们都是老老实实的农民，为了供我上学，他们吃苦耐劳，艰苦奋斗。他们一辈子恩恩爱爱，和和睦睦。他们的这种家风也深刻地影响着我。”
台下鸦雀无声。
一个年近四十的大龄未婚男青年，对自己父母的竭力赞颂，着实没怎么让大家感动。
“接着，我要感谢宋编辑。我几年前买了房子，简单装修以后住了进去。那时候，我的家还不叫家，那只是一个房子。宋编辑来了以后，那才叫家。”他接着说。
“好！”台下一片掌声。
宴会结束以后，众宾客都撤离了。我们又开始打包剩菜，收拾烟酒。
“你不请假，害得我也没请假，匆匆忙忙的。唉！”他又气愤又无奈地说。
“进门儿那个桌子为什么没有人坐？因为那是四号桌！我们匆匆忙忙地居然设置了一个四号桌！人家来赴宴哪有坐四号桌的？唉！”他又习惯性地无奈地摇摇头说。
既然罪过都是我的。他的母亲也不说话。我在他的习惯性的打压下也习惯性地不辩驳不说话。
我们一起把那些啤酒、饮料都搬到酒店门口儿的马路牙子上，叫了一辆车，打算把那些东西连同我们这四个人一起搬运回家。出租车还没有来。我们站在马路牙子上等着。
因为忙着搬运东西，我们都忙地浑身是汗。
“天太热了，太渴了！”我说，“要喝水的。”
我打开一瓶橙汁，跟他妈妈说：“妈，你喝水吧？”
“你先喝！你喝完我再喝！”他妈妈说。
我抱起那一大瓶橙汁哐啷哐啷喝了起来。喝完以后递给他妈妈。他妈妈也举起那瓶橙汁哐啷哐啷灌了起来。
“渴死了！”他妈妈说。
4.回家
婚后的一天，他陪我回娘家。
我说：“天气很热，你就不要穿你的皮鞋了。”
他说：“那怎么行，第一次见丈母娘，肯定要穿地规规矩矩的。”
我说：“真的没事。你到了我家就知道了。我家的环境根本不需要穿地那么整齐。”他还是不肯，非要穿上他的皮鞋。
我们坐高铁，很快到了我们镇上。我们站在街口等我妈妈。没过多大一会儿，远远的，我就看见了开着三轮车来接我的妈妈。我喊了一声“妈妈”，我妈回过头来，一头苍白的头发和一张历尽沧桑的晒地黑黄的脸。我估计我妈妈的这一身打扮，叫黄林军穿越了，石化了。因为在这样的年代，很难看到我妈妈那样的气质和打扮的。
我妈妈那天的打扮让人想起很多诗句：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
“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久行见空巷，日瘦气惨凄。”
黄林军的脸色有些丧，他讪讪地毫无知觉地叫了我妈妈一声“妈。”我妈妈也感受到了他无法热情起来的那声“妈”，她也讪讪地答应了一下。是的，素未谋面素不相识，毫无血缘关系的两个人，一个要被迫毫不情愿地叫另一个“妈”，另一个，也得被迫毫不情愿地答应着。
我顾不了那么多，我知道这时候，我该大展身手，奋发作为了。对于我家来说，女儿出嫁了回娘家就是要回馈娘家的。
当时正是逢集，我就开始有些慌乱地往我妈妈的电动车上掷东西：
瓜子，花生，一大块猪肉，一捆子芹菜，一把粉条子。
农村的大集上，无非是这些，根本不值几个钱。黄林军看着，不说话。不知道是因为我妈妈的穿着太差，还是他觉得我买地太多了，他的脸上有些不高兴。
“好了好了！拜买了，拜买了！”我妈妈说。我知道这些也就几百块钱，根本不够一个闺女回娘家的排场。闺女回娘家该买什么，我也不知道。烟酒那些东西，我家也用不着。只好买些吃的。
我买了东西放到我妈妈的三轮车上。我妈妈反而不高兴了。
“我最爱吃鸡蛋花生了，恁多给我买点鸡蛋花生，比什么都强。鸡蛋又好吃，又吃不坏人。蒸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行。你买了这些肉，我吃不下了。我年纪大了，吃不了多少东西了，不像年轻的时候了，年轻的时候能扒菜，现在不行了。”我妈妈说。
我说：“我先给你买这些，鸡蛋花生，平时笑笑就能给你买。你自己也能买。”
黄林军的脸色明显地不高兴了。我不管他，又买了一些烧饼馒头，还买了一包熟菜，放到我妈妈的电动车上，然后，我就跟他一起坐上我妈妈的电动车回家了。
我这次跟他一起回娘家，带了两千块钱。我心里想，我妈妈以前从来没有给我烧过菜，这回，应该会给我烧一桌子菜吧。就算我拿两千块钱换呢，也能换你一桌子菜吧。何况，这次我弟弟也难得在家。他应该会安排的吧。好歹给我个面子啊。
等我到了家，才发现院子里空空如也，并没有七碟子八碗，桌子也没有。我们家吃饭一向是没有桌子的，如果在屋里吃呢，那就是在一个小铁床上搭个木板子。如果在屋外吃，那就是在一个一尺见方的坐床子上，架上一个不知道从哪里捡来的黑色油漆的木板子。这回，天井里，连个吃饭的木板子也没有架起来。我还是有点不敢相信。难道饭菜都摆在屋里了？我妈妈真的没有提前准备？
我跟黄林军一起站在大门口儿，正在纳罕。这时候，只见我妈妈走到了屋里，在床底下开始“哗啦哗啦”地翻找碗。不一会儿，我妈妈弯着腰，吃力地从屋里捧出来一摞碗，一摞布满了历史的尘土的碗。她弯着腰，小心地吃力地抱着那摞碗从屋里走出来，朝天井的井台子走来，准备去洗。我真地有点生气了。平时不给我做菜也就罢了，现在我带着新婚的老公第一次回娘家啊，你个当妈的居然连个热菜都没有给我烧。这就算闺女婿不生气，闺女也生气了啊。黄林军也不吭声，有些郁闷地站在那里。
一时，我们两个都杵在大门口儿那里。
我有些赌气地说：“妈妈，要不俺走吧。”
我妈妈皱着眉头有些央求地说：“恁吃点饭儿再走吧！”
我也不好太跟我妈妈赌气，毕竟我千里迢迢地过来的。我就拿出来我买的熟菜，让我妈妈来一起吃饭。
我妈妈说：“我清起吃饭吃地晚，现在吃不下，恁先吃。”
我就跟黄林军一起吃了起来。毕竟是饿了，我们竟也吃地蛮香的。
我们吃着饭，我妈妈煞有介事地说：“我知道你会买，所以我没烧饭，天热。咱家又没有冰箱。”我嘴里没说什么。心里想，你总是会为自己找借口，做事儿做成这样儿，太说不过去了。这会儿，还在为自己辩解呢。把自己的邋遢抠门懒惰说地很有道理似的。
吃完饭，我们坐在天井里，帮我妈妈剥着蒜，跟我妈妈说说话，我妈妈竟也谈笑风生，对午饭的事毫不在意。在她心里，她对女儿就应该这样的吧。或者，在她心里，省一顿饭钱加做一顿饭的功夫，怎么说都是很划算的。反正女儿女婿是无所谓的。在她的心目中，反正自家女儿是女的，是女的就不怕没人要。她为女儿做地不好也没什么的。大不了离了婚再找。
傍晚，我妈妈拿出十个鸡蛋，一个个地打在碗里，准备给我们烧个鸡蛋汤。
我妈妈把鸡蛋打在碗里，两只手各拿着半个鸡蛋壳子，对着碗口儿，像是音乐指挥家打拍子似的，又像是赛龙舟的选手划桨似的，很有节奏地一甩一甩，甩上足足有七八次，直到把蛋壳里残留的蛋清全部甩下来。再去打下一个蛋，打完了继续甩。
黄林军看着我妈妈这样反复甩蛋壳的动作，又看了看我。我知道我妈妈那动作确实不好看，显得很抠门儿。但是碍于我妈妈的情面，又怕打压她的积极性，我也不好说什么。
我妈妈不知道，还以为她甩蛋壳的动作很优雅很好看，她笑着歪着头儿看看我，继续一下一下地跟划动船桨似的很有节奏地甩着。
我妈妈烧了鸡蛋汤，炒了一盘子芹菜猪肉，又炒了一盘子豆腐，一盘子豆芽子。饭是大馒头。都是我买来的。这对我妈妈来说，已经是她招待女婿的最大的诚意了。
食物毕竟是能给人好心情的。黄林军喝着鸡蛋汤也笑了起来。喝完鸡蛋汤。我们帮我妈妈剥剥蒜就去找宾馆了。我家是没有地方住的，那样跟老鼠洞一样的地方，就算我能住得下去，黄林军也住不下去。
走在路上，黄林军跟我说：“见到你妈妈的第一眼，我就知道，我穿皮鞋完全没有必要了。”
我说：“我就说嘛。我妈就这样，现在挣钱都给我弟弟了。自己一分钱舍不得花，她自己过得跟乞丐似的。”
他说：“我们那边请人吃饭，豆腐、猪肉早就不上桌了。你妈居然还烧豆腐。”
我说：“她不知道外面的行情。她平时连一块豆腐都舍不得买。”
“你给你妈买那么多东西，天那么热，那个肉吃不完肯定会坏。你拿你妈当猪养的！”他愤愤地说。
我说：“我们这边闺女回娘家，讲究排场。尤其是婚后第一次回娘家。别人家的闺女都是给娘家买好酒好肉，买羊腿，买活的公鸡、鲤鱼。我还没买这些呢。我也是难得回来一回，不多买一点说不过去。我们这边闺女回娘家都是要孝敬爹娘的，哪像你妹妹，一家三口回娘家，什么都不带，就带个嘴。”
他说：“我家不要我妹妹买什么。她小时候能吃我家的，现在也能吃我家的。”
我说：“那是因为你家是你上成了学，你父母没有负担。我家是我上成学了，我弟弟不行，我妈妈负担重。而且，我们都三四十了，本来就应该孝敬爹娘嘛。老头子老太太把养了那么多年的闺女嫁给女婿，女婿就应该好好感谢岳父母。哪有岳父母反过来伺候女婿的。”
他说：“我们这边，女婿是娇客。我爸妈对我妹夫好，我妹夫就会对我妹妹好。”
我说：“我妈妈对你不好，你就对我不好了？这是什么道理？你对我好，还得看在我妈妈对你好的份儿上啊？那我多掉价。”
我本来打算过四天的，结果只过了三天，黄林军就要回去了。我只好依着他。是的，跟这个黄门老公在一起的日子里，我妥协的太多了。
临走的时候，我妈妈红着眼睛跟他说了几句话，我走在前头，没有听地太清楚，只是隐隐约约地听到了一句“小苦孩儿！”我知道我妈妈眼泪多，所以她哭的时候我没有哭，我也不想哭。我知道她又拿“小苦孩儿”来说话了。我不喜欢她这样卖惨。作为大闺女，我在我妈妈跟前习惯了克制。而且，那时候，我自以为自己可以过得很幸福。
等我们走远了，黄林军跟我说：“你妈妈让我不要打你！”
回他老家的时候，他为了减轻负担，就让我坐公交车，他自己骑摩托车在后面追。我挤公交车一路经过汤庄，汇庄，再经过朱庄，最后才到了他们镇上。他还没有到。我就站在那儿等他。
我每次回他家，都喜欢去他家镇上的超市里给他妈妈买东西。
“我们去超市给你妈买点东西吧！”我说。
我一买东西就喜欢多买。我围着货架上的那些月饼转着，什么椒盐的、五仁的，我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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