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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由检询问大同和小康的解释，本以为很多人都能说出来。没想到这个问题提出后，群臣却陷入沉默。
显然他不知道，大同、小康的说法之所以在后世广为流传，是经过康有为极力鼓吹、对其重新定义的。
放到现在，大同这个说法，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
因为“天下为公”这四个字，被郑玄、孔颖达等人解释为禅让制。大明的科举教材、陈澔《礼记集说》，同样如此解释。
这么要命的说法，怎么有臣子敢在皇帝面前提起？
所以朱由检提出这个问题后，群臣一阵沉默。
过了好一会儿，才由刘宗周道：
“宋儒李清臣言：大道与三代之治，其语尤杂而不伦。似有老庄之说。”
“而且大同之说，无君臣父子之伦，和小康之说相矛盾。或有伪作之嫌。”
这个说法，是想略掉大同、只讲小康，避免禅让制这个要命的问题。
事实上，礼运这篇文章，大部分内容讲的也是小康之礼。对大同的解释，只有开篇那段话。
然而正是那段话，让礼运篇陷入尴尬境地，不但前后有矛盾，而且犯了皇帝的忌讳。
所以宋朝之后，儒家基本是无视礼运篇，而是把《礼记》的大学和中庸二篇单独拿出来，和《论语》《孟子》组成四书。
就连刘宗周，向皇帝讲解礼运篇时，讲的也是礼的运转，而非大同小康。
朱由检根本不知道这些，听到刘宗周的解释，才明白所谓的大同，没有君臣父子之伦。对于君主来说，这是要命的问题。
不把这个问题解决，就没有人敢讨论礼运篇。
所以他必须推翻禅让制这个解释，把天下为公解释为公有制。所以他询问道：
“公是什么意思，前人有解释吗？”
刘宗周道：
“郑玄注：公，犹共也。”
朱由检很是满意，说道：
“既然如此，天下为公，就是指天下共有。”
“例如井田制，土地归国家所有，就是天下所有人共有，而非私人所有。”
“其产出收益，由天子代表天下人授权朝廷分配，用于天下万民，此为天下为公之意也。”
“天下为公，说的是公有制，而非前人曲解的禅让制。”
这个解释，和之前的大儒解释不一样，但是群臣不能不接受。
因为他们总不能在皇帝面前说：天下为公就是禅让制，陛下要致力于大同，就该把皇位禅让给贤人。
但是禅让制的实践，早已被王莽等人证明失败了。如果还有人坚持这么说，可以肯定全天下人都反对。甚至礼运这篇文章，都会被皇帝封禁。
所以，群臣捏着鼻子认同：天下为公就是指公有制。
为了加强这个说法，朱由检又解释道：
“天子代天执掌天下，这个天不但是指上天，还是指天下人。”
“然后‘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治理整个天下。”
“刘先生的《致君尧舜疏》，也劝朕‘舍己以用天下之贤’。”
“此为至理名言，朕受教而行！”
群臣听闻此言，顿时齐声称赞，为皇帝纳谏而欣喜。
更别说皇帝现在用的是他们，所谓‘用天下之贤’，不就是任用他们吗？
这个说法，让他们怎么不满意。
所以“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这句话，按皇帝的解释，就成了“大道实行的时代，天下是公有的。天子选取贤能的人治理天下，讲究信用，谋求和睦。”
这样勉强能解释通，而且避免了禅让制这个敏感问题。
不过，大同和小康的矛盾，仍是是礼运篇绕不过的问题。尤其是皇帝提出天下为公是公有制后，这个问题更严重了。
宋儒李清臣就认为，以天下为公、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为大同，以各亲其亲、各子其子为薄俗，实在太不好了，这是要让人们没有家庭、没有父子之伦啊。
朱由检要讲大同，就必须纠正这种说法，和后世破除某个谣言是一样的。
所以他解释道：
“‘不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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