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升提出去陕北的三个优势是显而易见的。
清廷为了消灭明朝，将主要军事力量都用在了对付明军大西、大顺两个集团上，眼下更是倾举国之力围剿夔东。
为此不仅将陕西绿营尽数派在湖广，连西安驻防八旗都给调了出来，导致西北防御很是空虚。
明军真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出包围圈，有五六成机会能冲到陕北去另建抗清根据地。
尽管陕北也很贫瘠，比起弹丸之地的茅麓山却是好上天了。
另外王五记得西北还有一个首鼠两端，最终落得暴死下场的王辅臣。
若是没有记错，王辅臣本人不算好汉，其手下的将领倒是有好几個牛大胆。
那帮不要命的主敢在王辅臣没反清前，就鼓噪士兵冲击清廷任命的总督，还一箭把这个满人总督给射死最终迫使王辅臣不反也得反。
显而易见，西北清军内部也存在反清“市场”。
说白了，就是帮替清廷平定明朝的骄兵悍将看破八旗纸老虎的真相而矣。
有人挑头就会爆。
去陕北其实还有一个郭升并不曾意识到的优势。
或者说，是这个时代除了王五谁也看不到的未来。
那就是内外蒙古。
凭借联姻成功拉拢科尔沁、察哈尔诸部加入大清这个大家族的爱新觉罗家，做梦都不会想到最想要他们命的就是蒙古人。
准确说，康熙上半生的敌人是吴三桂，下半生的敌人就是蒙古人。
很得清廷信任的察哈尔部就是在吴三桂起兵后立即脱离清廷，并在林丹汗孙子布尔尼带领下直扑北京。
由此引出了图海、周培公。
这个图海就是眼下正领军协助穆里玛对付明军的定西将军。
而在外蒙高原上，康熙下半生最大的敌人正在崛起，此人就是噶尔丹以及其一手建立的准噶尔汗国。
从地理到政治，再到清军内部反清思想存在，以及内外蒙古错综复杂的形势，王五竟也觉得去陕北要比孤军冒险东进要好的多。
去陕北的提议得到很多将领的支持，反对者也不乏其人。
从茅麓山突出沿江东下到南京是有两千多里，可从茅麓山北上去陕北也有一千多里！
路程上，去陕北是比去南京少了一半。
问题是明军不是一支全机动的快速野战部队，而是一支军民杂合且是支纯步兵的队伍。
沿江东下能找到船的话，明军可以走水路，这样能够节省大量体力，也容易安置家眷。
北进陕北的话就全靠两条腿。
一万战士保着三万手无寸铁的妇孺长途跋涉上千里，困难度可想而知。
而且，怎么走？
当年李过、高一功率领西路军将士带着家眷由陕北经汉中南下，经四川境内的达州、夔州、新宁等地抵达湖北。
这一路，走了足足两个多月！
而现在汉中、达州、夔州、新宁等地均被清军占领，明军根本不可能再沿这条路回陕西。
那么就只剩两条路可走。
一是冲进襄阳府经河南转向潼关入陕。
二是穿过北边的神农架原始森林经郧阳进入陕西。
前者道路好走，但必定会被清军重重围堵，有极大概率走不出河南就被清军再次围住。
不到万不得已，明军根本不可能主动走这条绝路。
后者嘛
王五没来由的心中一个激灵，因为他想到了前世远征军穿越野人山的惨状。
哪怕清军因地形原因无法对明军进行追击，明军的伤亡数字也将惊人，极有可能老弱病残都得摞在那。
总之，东进有东进的好处，北上有北上的好处，也各有致命缺点。
很难就此决断是东进还是北上。
最终决断权还是落在了李来亨、袁宗第、郝摇旗这三位老帅身上。
便是韩王、安东王同那个监军潘公公都没有决定权。
王五虽是西线明军残部事实上的指挥者，资历及身份决定他现在仅能提供战略参考，而不能如统帅般拍板决定。
围绕是东进还是北上，诸将再次展开激烈争论。
竟一时伯仲，两个方向的支持者并没有哪方形成绝对优势。
三位老帅也在商议，郝摇旗仍是力主东进，但袁宗第同李来亨却倾向于北上。
原因很简单，就是他们真的突出去后，清军一定会认为明军会沿江东下席卷长江中下游，所以到时明军面临的必然是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的局面。
只要在哪个关卡稍微滞留，便是灭顶之灾。
毕竟，江南是清廷钱粮重地，更关系漕运安危，明军染指此处同直接扑向北京没什么区别。
而去陕北，则是清军完全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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