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小时的长途飞行有些煎熬，贺嘉岁翻来覆去，睡睡醒醒好几次。
离开北京时正值黄昏，现在她穿过机场廊桥，莫斯科依然黄昏。
天光甚至更亮。
没有大人陪伴，她和应逢年只身来到陌生国度，人生路不熟，只能紧随大部队走。
但两张东亚面孔太扎眼。
“Rebyata,gdevashiroditeli（孩子们，你们的父母呢）？”
听到有人叫住自己，贺嘉岁下意识回头，是个穿制服的工作人员。
他抽走机票翻看，嘴里叽里咕噜说一大堆。
奈何他们语言不通，只能大眼瞪小眼。
工作人员耐烦，换了英语：“Whereareyourparents?”
应逢年努力拼凑词汇，回答：“Onlywe.”
“应该用‘us’，老师教过的。”贺嘉岁在身后纠正。
最后有专员一路陪同，带他们查签证过海关，办好入境手续，再到行李提取处。
能在小学毕业的暑假来到莫斯科，家人功不可没。
恰逢贺先生的公司调整发展计划，他主动申请去北京市场调研，一是工作需要，二是方便办理女儿的升学手续。
贺嘉岁会继续在北京求学。
至于为什么孩子们能顺利出国，那些夹克衫不愿放人，他俩软磨硬泡辛成林，对方勉强愿意放他们走。
离队的假条批了一个多月，理由是参加罗斯特科娃所在蔚蓝俱乐部的发展训练营。
开营时间在三天后。
“拿到行李，然后呢？”
比赛的缘故，贺嘉岁有不少飞行经历，但攒下来的微薄经验不足以支撑她在这里活动自如。
周围人高马大，应逢年也不能带给她十足的安全感。
“到莫斯科后，要找到可靠的住处。”他翻着唯一靠谱的备忘录。
出国不是小事，应家父母恨不能跟着，但俄签迟迟下不来，他们只能在国内着急。
着急之余，冯女士列了份生存指南，找房就是步骤之一。
“我存了房东电话，先问问看。”
因为这趟旅行，他们拥有属于自己的手机，应逢年的动作尽显炫耀。
响铃都要外放。
贺嘉岁看他缺心眼，提醒说：“财不外露，国外有很多小偷。”
她在身后走，尝试合上背包，前面的人突然顿足，她差点连人带箱撞他身上。
“不会走路吗？”
“贺嘉岁，我看见你的名字了。”应逢年指着出口。
一个金发碧眼的斯拉夫人举了块纸板，上面写着“贺嘉岁请看这里”。
那显然是外国人的手笔，字与字互不认识，一撇一捺像在打架。
但在俄英混杂的语言环境里，再别扭的汉字也格外亲切。
感受到两股视线，斯拉夫人锁定身影，只等他们走近，徐徐开口：“贺嘉岁？”
一股洋味。
“This,”贺嘉岁指着纸板上的名字，又点了点自己，“isme.”
“Yeah,Iknowyou,sweetie.”
理解无能，贺嘉岁有些置身事外，看没大自己多少的女孩亮出胳膊，接过他们的所有行李。
“要跟她走？”应逢年同样在状况外。
“不知道。”
贺嘉岁不知道作何反应，但这女孩似乎认识她，并且很高兴见到她。
出机场，他们被带上车。
车牌号不是国内的排列，完完全全俄式风格，但后视镜挂着小红灯笼，仪表台上有个财神爷。
西方人也信这些？
“这是为了让我们放下戒备，要紧惕黑车。”
冯女士也叮嘱过，外国有抢小孩的坏人，甚至因为不禁枪械，不少案例在光天化日之下发生。
现在就是光天化日。
莫斯科的傍晚似乎被慢放，太阳眷恋晚霞，始终舍不得落下。
恐惧在狭小的空间滋生，应逢年越想越可怕，趁前座还在调整安全带，想随时拉着贺嘉岁逃跑。
“她们已经知道我的名字，这算不算信息泄露？”
爸爸说，信息泄露也很危险，她说不定会因此欠一屁股钱。
驾驶座的女人实在忍不了揣测，摘掉无声的耳机，一口中文流利：
“你们从哪一步开始认为，我是混□□的？”
……
车上四个人，贺嘉岁和应逢年坐在后座。
斯拉夫女孩原本想和他们套近乎，但双方的英语水平都很勉强，遂作罢。
一个小时车程，大多是华人女性和她的交谈，用的是俄语，不知道在说什么。
莫斯科的居民楼很集中，窗户一格一格，像市中心的老城区。
一路驶往郊外，视野逐渐宽敞，又和东北乡村相差无几。
直到车速减缓，导航说到达目的地。
贺嘉岁借月色描摹。
周围都是独栋小楼，楼与楼隔得不近，还划了小花园。
车停稳，行李被搬下，女人把钥匙扔给贺嘉岁，说自己还有事，让他们先熟悉房子。
贺嘉岁和应逢年在风中凌乱。
钥匙，郊区，别墅。
国外的房东都贴在脸上揽生意？
应逢年猜测：“她会不会是，你的妈妈。”
贺嘉岁摇头：“妈妈不知道我会来莫斯科，何况她是教练，怎么买得起别墅。”
参考辛教练，运动服到年尾都是两套来回穿，想来工资不会高。
退一万步，就算她记不清妈妈的长相，电话里的声音也和这个女人不同。
这个女人说话克制，总欲言又止，不像妈妈时常发散关心。
七月的晚风有些燥热，应逢年扇动领口，在房前蹲不住。
“我们应该进去吗？”
他被贺嘉岁说动，更担心是黑心房东强买强卖。
贺嘉岁也犹豫：“我问问爸爸。”
国内已是凌晨，电话无人接听。
他们想了各种打发时间的方法，但长途跋涉后，只有坐在秋千上数星星的力气。
“在北京都看不见星星。”
“能，我看见过北极星。”
“我们在北京待了三年，就见过那么一两次。”
这是他们在异国他乡的第一个夜晚，风里飘着时有时无的萨克斯风，无家可归显得落魄。
好在远处有鸣虫，证明他们不是世界上唯二的活物。
时间不如想象中难熬，贺嘉岁和应逢年有不少话题可聊。
偶尔有谁把秋千荡得高了，一定会得到另一个人的审判。
“应逢年，你要摔死我吗？”
“我的脚都没挨地！”
虫鸣并不喧嚣，他们也不敢大声打闹，拳脚有来有回，全是暗戳戳的较量。
栅栏闪过一方明亮。
汽车入库，贺嘉岁看清它的轮廓和颜色，还是接他们的那辆。
车主是自称不混□□的女人。
赶紧从秋千上跳下，孩子们重新和行李作伴。
真不好意思，踩了别人的草坪，霸占别人的秋千，还对院子里的蚊虫指指点点。
女人熄火下车，远远看他们还杵在那。
“对房子不满意？”她也停下脚步。
墨镜早就摘下，五官正迎着月色。
应逢年几乎脱口而出：“干妈。”
……
和妈妈长得像这件事，贺嘉岁只听爸爸偶尔提起。
她看人模糊，除了家人和亲近的朋友，谁都像型号统一的灯泡，只有亮和不亮的区别。
自己也是枚灯泡。
她很难说清自己的模样，也很难从五官里找到成熟的影子，想象妈妈是什么样。
妈妈是眼前的模样。
“你确定吗，我长这样？”贺嘉岁偏头，对着应逢年语无伦次。
应逢年笃定：“你们很像。”
这是贺嘉岁又一次听见这句话。
云雾突然拨开，疑窦有了标准答案。
“妈妈？”
她打量着女人。
一米七的个子，短发，穿着和罗斯特科娃教练的照片如出一辙。
贺嘉岁不敢想象和妈妈的重逢，那该比朦胧月光还要缥缈。
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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