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澜”会所那个午后，韩晓指尖微凉的触感，那句平静到近乎残忍的“反应过度了”，以及她转身离去时，那毫无留恋、仿佛拂去一粒尘埃般的背影，像一道冰冷的烙印，深深地刻在了罗梓的心里。那种灭顶般的、混杂着剧烈心跳、羞耻、自我厌弃和某种更深沉的、难以言喻的钝痛的感受，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如同跗骨之蛆，时时啃噬着他摇摇欲坠的理智。
回到别墅后，罗梓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整整三天。
第一天，是灭顶的羞耻和自我鞭挞。他像个困兽，在房间里无声地踱步，反复咀嚼着会所里那短暂接触的每一个细节。她指尖的温度，她平静无波的眼神，她抽回手时那干脆利落的动作，以及最后那句将他所有悸动和妄想都钉死在“失态”和“越界”耻辱柱上的冰冷评价。每一次回忆，都像一次公开处刑，让他脸颊发烫，无地自容。他痛恨自己那一刻无法控制的心跳加速，痛恨自己那些可笑而危险的、想要靠近的念头，更痛恨自己那拙劣的、轻易就被看穿的反应。在她眼中，他一定像个跳梁小丑，上演着一出名为“痴心妄想”的荒诞剧。
第二天，是更深沉的、冰凉的清醒。他开始用最残酷的理性，剖析自己和韩晓之间那不可逾越的鸿沟。契约，交易，棋子，诱饵，还债……这些冰冷的词汇，像一把把手术刀，将他心中那点刚刚萌芽、尚未成形、就已经被宣判**的、名为“心动”的病灶，血淋淋地剖开。他反复告诫自己，她是他需要仰望、需要服从、甚至需要防备的“金主”和“雇主”，是他身处悬崖边唯一的、冰冷的救命绳索。任何超出契约范围的情感，都是愚蠢的，危险的，自取其辱的，更是对他自身处境的致命威胁。他承担不起“心动”的代价，更承受不起被她彻底厌弃、一脚踢开的后果。母亲的治疗，巨额的债务，他自己那不堪的过往和未来……所有的一切，都像沉重的枷锁，将他死死钉在“棋子”的位置上，动弹不得。
第三天，是一种近乎麻木的、死寂的平静。当所有的情绪——羞耻、痛苦、自我厌弃、冰冷的清醒——都如同潮水般退去后，留下的，是一片荒芜的、冰封的内心荒原。他不再去感受，也不再去思考。他只是像一个设定好程序的机器，按时起床，洗漱，用餐，然后回到房间，对着李维偶尔送来的、那些枯燥艰深的商业资料，一坐就是一整天。目光落在那些密密麻麻的文字和图表上，却一个字也看不进去，脑海里一片空白，只有心脏的位置，残留着一种钝钝的、冰凉的麻木感。
他知道，他必须“处理”好这件事。必须将那场“意外”带来的所有混乱和危险苗头，彻底掐灭。必须重新回到那条冰冷、清晰、安全的轨道上——他是罗梓，一个因债务和母亲病情，被迫签下契约、成为韩晓棋子和诱饵的男人。除此之外，不该有任何非分之想，不该有任何多余的情感，更不该有任何试图“靠近”的愚蠢举动。
于是，从第四天开始，罗梓开始以一种近乎自虐的、严苛的、程序化的方式，刻意保持距离。
他开始精确计算韩晓在别墅里可能出现的时段和路径。早餐时间，他会提前十分钟下楼，快速用完餐，在她可能出现在餐厅前离开。晚餐，他会刻意拖延，直到管家第二次来请，确保她已用餐完毕回到书房或卧室。他不再去花园，不再去任何可能与她“偶遇”的公共区域。大部分时间，他都把自己锁在房间里，除非必要，绝不踏出房门一步。
在别墅里有限的、不可避免的交集时刻，比如偶尔在走廊擦肩而过，或者她有事唤他过去交代几句时，他会提前调整好呼吸，垂下眼帘，将目光固定在她胸前第二颗纽扣以下、脚踝以上的、一个安全而礼貌的范围内。他不再试图去捕捉她的眼神，不再去观察她脸上的任何细微表情，更不再去揣测她平静话语下可能隐藏的任何情绪。他像一个最训练有素、也最刻板冷漠的属下，用最简洁、最恭敬、也最不带任何个人色彩的语气，回答她的每一个问题，执行她的每一条指令。
“是，韩总。”
“好的，我明白。”
“没有其他事的话，我先出去了。”
他的话语，他的姿态，他的每一个眼神和动作，都经过精心的、冰冷的计算和打磨，确保不会泄露一丝一毫那被他死死压抑、深埋心底的、名为“不该有的在意”的余烬。
他甚至开始“纠正”自己那些无意识的、可能暴露内心的小动作。比如，在她面前，他会刻意控制自己手指摩挲衣角的习惯；比如，在她说话时，他会强迫自己不要有任何下意识的、专注倾听的身体前倾；比如，他会避免使用任何可能带有温度或情感色彩的词汇，将所有的交流，都压缩在绝对公事公办、冰冷疏离的框架内。
这种刻意到近乎神经质的保持距离，像一层厚厚的、透明的冰壳，将他从头到脚，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他感觉自己像被装进了一个特制的玻璃罩里，能看到外面的世界，看到那个冷静疏离、永远在忙碌的韩晓，但一层冰冷的、坚硬的屏障，将他们彻底隔开。他在罩子里，独自呼吸着稀薄而寒冷的空气，独自承受着那被压抑的情感反复灼烧的痛苦，而她，在罩子外，依旧是她那个世界的中心，冷静，强大，遥不可及，对他这无声的挣扎和刻意的疏远，似乎毫无察觉，也毫不在意。
事实上，韩晓的反应（或者说，没有反应），更加印证了罗梓这种自我放逐和刻意疏远的“正确性”与“必要性”。
她似乎完全没有察觉到罗梓这三天闭门不出、以及之后种种刻意回避背后的任何异常。她依旧忙碌，行色匆匆，早出晚归，偶尔在别墅，也大多待在她的书房或卧室，处理着似乎永远也处理不完的公务，接听着一个又一个或紧急或重要的电话。她的神情，永远是那副平静无波、仿佛万事皆在掌控的模样，即使眼角眉梢偶尔会流露出一丝难以掩饰的疲惫，也很快会被她强大的意志力压下去，重新恢复到那种无懈可击的冷静状态。
她对罗梓的态度，也一如既往的“正常”。那种“正常”，是一种基于契约和当前利益需要的、带着适度距离的、公事公办的“正常”。她会询问他“功课”的进度，会通过李维交代一些需要他配合的、无关痛痒的“任务”（比如熟悉瀚海某个非核心业务的资料，或者了解某个潜在合作伙伴的**息），会在必要的场合（比如某次需要“丈夫”身份露面的、极其简短的视频会议开场），与他进行短暂而流于表面的、程式化的交流。她的语气平和，用词精准，没有任何超出必要范围的关心，也没有任何刻意的冷淡或为难，就像对待一个稍微特殊一点的、需要保持基本礼貌和合作关系的“工具”或“员工”。
这种“正常”，恰恰是让罗梓最感到窒息和……隐秘痛苦的。
他宁可她对他在“观澜”的“失态”表现出明确的厌恶、警告，或者哪怕只是一丝不悦，那样至少证明，他那可笑的悸动和“反应过度”，在她那里并非全无痕迹，至少证明，他那颗因为她而失控狂跳的心脏，并非只是一场无人观看、也无人嘲笑的、彻头彻尾的独角戏。
可她偏偏没有。
她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不，或许对她而言，那真的就只是一次微不足道的、下属（或者说棋子）的、不合时宜的、小小的“反应过度”，如同看到文件上一个无伤大雅的错别字，随手修正即可，甚至不值得在记忆里多停留一秒。她的平静，她的“正常”，她的毫无芥蒂，恰恰是对罗梓那场内心海啸最彻底的否定和最冰冷的无视。仿佛在无声地宣告：你的所有挣扎，所有痛苦，所有可笑的悸动和自我折磨，都只是你一个人的事，与我无关，也引不起我丝毫的兴趣。
这种认知，比任何直接的斥责或疏远，都更加伤人，也让他那刻意筑起的、冰冷的距离之墙，显得更加可笑和徒劳。他像一个在空无一人的剧场里，卖力表演着悲欢离合的小丑，唯一的观众，却早已离场，甚至从未入场。
然而，人心是最复杂的迷宫，情感是最不听话的囚徒。越是压抑，越是逃避，越是刻意保持距离，那份被理智宣判为“错误”和“危险”的悸动，就越是会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刻，以一种更加强烈、更加隐秘的方式，反噬回来。
他会控制不住地，在听到走廊里传来她清晰而平稳的高跟鞋声时，心脏漏跳半拍，然后强迫自己将注意力死死钉在眼前的书页上，直到那脚步声远去，才敢抬起头，对着空气，无声地、长长地呼出一口憋闷的气息。
他会在她偶尔提早回来、坐在一楼客厅短暂休息看财经新闻时，躲在二楼走廊的阴影里，像个卑劣的偷窥者，远远地、贪婪地、却又充满罪恶感地，看着灯光下她沉静而美丽的侧影，看她微微蹙眉思考的样子，看她无意识地将一缕垂落的发丝别到耳后那极其女性化的小动作……每一次这样的“偷窥”，都伴随着巨大的、自我厌弃的羞耻感，和一种近乎自虐的、冰凉的、清醒的痛苦。他知道不该，不能，不配，却控制不住。
他会在夜深人静，独自躺在冰冷的大床上，被混乱的梦境折磨得辗转反侧时，不可抑制地想起“观澜”会所里指尖那微凉的触感，想起她转身离去时那挺直而孤独的背影，想起更早之前，生日那天空荡的日程，星空下她偶尔流露的疲惫，图书馆里指尖短暂的、意外的相触……那些被他强行压制的片段，如同挣脱了牢笼的野兽，在寂静的深夜里疯狂反扑，带来一阵阵更加清晰、也更加难以忍受的、混杂着甜蜜与剧痛的悸动。
他甚至开始做一些更加荒唐、更加危险的“假设”。如果……如果他没有欠下那笔巨债，如果母亲没有生病，如果他没有签下那份契约，如果他和她是在另一个时间、另一个地点、以另一种方式相遇……那么，一切会不会不一样？他会不会有机会，以平等的、正常的姿态，去认识她，去了解她，去……靠近她？
但这些假设，就像阳光下脆弱的肥皂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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