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惊变的余波在京城官场持续震荡。
朝堂之上，文武大臣们吵作一团，
声浪几乎要掀翻奉天殿的穹顶。
“陛下！倭奴猖獗至此，必须严惩！
当立刻发兵，痛剿来犯之敌，扬我国威！”
兵部的主战派官员慷慨激昂，唾沫横飞。
“万万不可！
东南海防废弛已久，仓促兴兵，胜算几何？
若再遭败绩，国体何存？
当务之急是严守海疆，
遣使斥责，令其交出祸首！”
礼部及部分保守文臣则力主谨慎，
强调天朝体面。
“市舶司贪腐酿祸，必须严查！
相关官员一个都不能放过！”
都察院的御史们则将矛头对准了内宦和地方官员。
“光是查办有什么用？
日后难免再生事端！
须得从根本上规范贡贸章程！”
也有官员提出要修改制度，
但具体如何改，却又语焉不详。
争吵持续了数日，各方引经据典，
互相攻讦，却始终拿不出一套能让嘉靖帝真正满意的、
既解近忧又除远患的周全之策。
年轻的皇帝坐在龙椅上，
面沉似水，听着底下臣子们毫无新意的陈词滥调，
心中的烦躁与失望日益累积。
他要的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而不是这些毫无营养的扯皮！
就在这纷扰之中，
一份来自翰林院修撰苏惟瑾的密奏，
经由司礼监太监，悄然呈送至嘉靖帝的御案之上。
“苏惟瑾？”
嘉靖帝眉头微挑，对这个名字印象颇深。
上次经筵日讲，
此子对《春秋》“尊王”之义的那番别解，深合他心。
此刻上奏，所为何事？
他展开奏疏，一行行清晰有力、条理分明的字迹映入眼帘：
“臣翰林院修撰苏惟瑾谨奏：
为宁波倭使争贡事，沥陈管见，以备圣裁。”
“臣闻宁波之变，匪夷所思，
实乃市舶管理失序、倭人性情狡悍、
海防预警不足等诸多弊病交织之恶果。
事发突然，然其弊早伏，绝非偶然。”
开篇直指根源，毫不拖泥带水，
让嘉靖帝精神微微一振。
他继续往下看。
“臣愚见，当下之急，首在‘惩’与‘防’。”
“一曰严惩立威：
对肇事倭首宗设谦道及其党羽，
务必全力缉拿或剿灭，明正典刑，以儆效尤。
对涉案之市舶司官员、
尤其是**之太监赖恩，
更需从严从重查处，以肃官纪。
对殉国之刘锦、张镗等将士，
应从优抚恤，激励士气。”
“二曰强化海防：
即刻敕令浙、闽沿海诸卫所，整饬军备，加强巡哨。
可命地方官组织乡勇，
沿海岸线设立烽堠预警，形成联防。
断不可使倭人再轻易登岸肆虐。”
看到这里，嘉靖帝微微颔首，
这些虽是常规操作，但条理清晰，切中要害。
然而，接下来的内容，才真正让他坐直了身子。
“然，治标更需治本。
臣窃以为，宁波之祸，根在于‘利’与‘管’之失衡。”
“故，臣斗胆进言中长期之策，曰‘整饬’与‘疏导’并举。”
“整饬市舶司：
须定立明确章程，
规范勘合校验、贡使接待、宴席座次、
贸易顺序等一切流程（臣附简陋流程图于后，伏乞御览），
杜绝私相授受。
增派御史或科道官员监督，
使权责分明，运作透明。”
“更有甚者，”
奏疏笔锋一转，
提出一个让嘉靖帝都感到一丝惊讶的大胆建议。
“陛下，堵不如疏。
倭人冒死泛海而来，无非为利。
我朝严控海贸，其利尽归少数贪吏豪商，
而国家所得有限，反滋生种种弊端。
何不借此契机，有限度开放沿海特定口岸（如广州、泉州），
仿宋元旧例，设立‘市舶课’，
官督商办，规范贸易，抽取税饷？
如此，既可满足外番贸易之求，
使其有利可图而减少鋌而走险，
亦可充盈国帑，强化海防，
更可使贸易置于阳光之下，
减少**空间。
此乃长远消弭倭患之一策也，
伏乞圣明思虑。”
奏疏最后写道：
“臣才疏学浅，所言皆出自忧国之心。
这些浅见，乃臣平日读书偶得，
闲暇时胡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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