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ut！”
导演的声音第三次撞在狭小客厅的墙壁上，带着明显的疲惫与不耐，像一块石头砸进本就凝滞的空气里。
崔佳娜抬头看向高宥琳的家，灰色运动服的袖口蹭过墙面泛黄的印记，指尖还僵在半空，脸上还残留着泪痕。墙面的油漆因为年久失修，簌簌落下几粒碎屑，落在她的肩头。
“佳娜，这是第三次了。”导演快步走过来，手里的剧本被捏得发皱，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第一次你像在赌气，眼里全是‘我不得不这么做’的怨气；第二次你又像在妥协，把牺牲演成了委屈。
高宥琳不是只是这两种样子，她是悲伤的，是无奈的，但她更是坚定的，是带着‘终于能回报’的踏实感的。”
崔佳娜沉默着没说话。
片场里一片寂静，工作人员都屏住了呼吸，连空调运行的嗡嗡声都变得格外清晰。
场务下意识地攥紧了手里的抹布，灯光师悄悄把打光板往旁边挪了挪，生怕打破了寂静。
副导演看气氛不对出来打圆场“导演nim要不让大家都先吃个晚饭，休息一下。”
导演黑着脸点了点头。
崔佳娜拿着盒饭坐在角落，胸口翻涌的焦躁里，突然窜出一段模糊却尖锐的记忆。
那是人生模拟里，《二十五，二十一》播出后的争议声，像潮水般将她淹没。
模拟里的记忆已经不太真切了，却带着一种钝刀子割肉般的痛感。
只记得铺天盖地的恶评，像密集的雨点砸在屏幕上，集中在两个点上：一是高宥琳和罗希度的金牌之争，二是她选择归化俄罗斯。
前者的争议大多指向剧情设置，说角色“小心眼”“输不起”“格局小”；
可后者，几乎所有矛头都精准地对准了她——崔佳娜。
“归化这段演得像被家人逼迫，眼神里全是不情愿，一点都没有角色该有的坚定！”
“她把高宥琳演成了怨妇，明明是为家人牺牲，却被她演得像在报复社会，好像全世界都欠她的…”
那些评论像针一样扎在记忆里，密密麻麻，拔不掉，也忘不掉。
崔佳娜当时只觉得委屈又不服气，坐在化妆间里，对着镜子里红着眼眶的自己，一遍遍地想：我为什么要懂她？为了父母的错误放弃自己十几年的梦想，放弃国家代表的身份，放弃熟悉的一切，去一个陌生的国家从头开始，这不是傻是什么？这不是愚孝是什么？
模拟开启时，她最大的执念是“快速在圈内站稳脚跟”。
人生模拟更像是顺着这份执念推演，像是一条笔直没有分叉的树干，选择单一，也没能让她真正沉下心去理解角色，去琢磨“爱”与“牺牲”的重量。
【宿主要看看那份模拟记忆吗？本次免费。】脑海中响起系统的声音，上次升级后似乎智能了不少。
【什么叫本次免费？为什么我查看记忆还需要kk币？而且为什么我对模拟中的记忆越来越模糊了？】崔佳娜在心里默念。
【预测未来不符合该世界的科技链，世界意识会自动修复bug。系统需要嫂子值兑换的kk币作为能量抵御世界意识。】
崔佳娜皱了皱眉，总觉得自己好像忘了什么，但现在不是想这个的时候。
【我要查看】
【正在加载中ing】
模拟里拍摄归化这段戏时的场景突然变得清晰起来。
也是这样一个狭小的片场，也是同样的台词，她却怎么也演不出导演要的“坚定”。
“你的眼神里没有感恩，只有抱怨。”导演当时的声音比现在更严厉，“高宥琳不只是在抱怨命运不公，她是在感恩父母的托举，是在庆幸自己有能力回报。你连这点都不懂，怎么演好她？”
那时候的她，和饰演高宥琳父母的老演员搭戏时，全程都带着一种疏离感。
老演员握着她的手，眼里满是真切的愧疚与疼爱，她却只能僵硬地回应，连眼泪都挤得格外勉强。
拍摄结束后，饰演母亲的老演员私下找过她，语重心长地说：“孩子，演戏要走心。你得想想，如果你是高宥琳，被父母那样拼尽全力爱着，你会怎么做？”
她当时敷衍地点了点头，心里却在想：我不是她，我没被那样爱过，我要怎么懂？
直到剧集播出，恶评如潮。她躲在出租屋里，发了条ins后关掉手机，蒙在被子里哭了一整晚。粉丝在评论区安慰她说“角色争议很正常”，可她知道，争议的核心不是角色，是她，是她没演好。
那份挫败感，像一块巨石，压了她很久很久。
可现在，看着模拟中片场里这栋布满生活痕迹的狭小房子，看着墙上高宥琳的奖牌照片——照片里的女孩满头大汗，奖牌在胸前熠熠生辉，眼神里满是纯粹的光芒。
崔佳娜走到折叠椅坐下，目光落在餐桌旁的泡菜坛上。
坛子是老式的陶土材质，表面有几道细小的裂纹，被人用胶带小心翼翼地缠了起来，像是一位年迈的老者，在岁月里艰难地支撑着。
她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剧本边缘，纸张因为反复翻阅而变得柔软，上面密密麻麻地写着她之前画的重点，却大多是关于台词节奏和情绪起伏的标注，从未真正触及过角色的内心。
崔佳娜忽然想起自己的小时候，想起那个关于煎蛋的秘密，像一根生锈的针，猝不及防地刺进了她的心脏。
小时候家里条件普通，鸡蛋是稀罕物，只有逢年过节或者弟弟考试考得好时，母亲才会煎几个。
每次煎蛋，母亲总会把完整的一个放进弟弟的碗里，那个煎蛋金黄油亮，蛋黄饱满，边缘微微卷起，看起来就让人有食欲。
而她的碗里，永远是两个小小的、边缘碎碎的煎蛋，形状不规则，颜色也比弟弟的浅一些。
母亲总笑着说：“佳娜乖，给你两个，比弟弟多。”那时候她还小，真的以为自己赚了，觉得母亲是偏爱她的。
她会把蛋饼小心翼翼地藏在米饭底下，一点点地吃，舍不得一口吃完，甚至会在小伙伴面前炫耀：“我妈妈给我煎了两个煎蛋，比我弟弟还多。”
直到十岁那年，她和弟弟的学校要放假的一个下午，因为身体不舒服，她提前从学校回家。
推开家门时，她看到母亲正在厨房里忙碌，阳光透过狭小的窗户照进来，在母亲的身上镀上一层金边，却也照亮了她手里的动作。
母亲攥着一个鸡蛋，在碗沿轻轻一磕，蛋液倒进碗里，用筷子搅散后，分成了均匀的四份，然后一勺一勺地舀进热油的锅里，煎成四个小小的蛋饼。
母亲把其中两个蛋饼放进她的碗里，另外两个合在一起，捏成一个勉强完整的形状，放进了自己的碗里。
那一刻，崔佳娜站在厨房门口，像被施了定身咒一样，浑身冰凉。
原来她引以为傲的“两个”，不过是半个鸡蛋分出来的碎块；
原来弟弟的“一个”，才是真正完整的一份；原来母亲的“偏爱”，只是一场自欺欺人的安慰。
她没有敢戳破这个秘密，默默地退了出去，假装什么都没看见。那天的蛋饼，她吃得味同嚼蜡，嘴里满是苦涩的味道，像吞了一把碎玻璃。
从那以后，她开始留意父母对她和弟弟的区别，那些被她忽略的细节，像拼图一样，凑成了一幅名为“偏心”的完整画面。
弟弟想要的玩具，父母总会想尽办法满足，哪怕要省吃俭用一个月；而她想要一本童话书，父母却会说“看书有什么用，不如多做点家务”，最后还是她用攒了半年的零花钱，在旧书市场买了一本盗版的。
弟弟摔碎了家里的花瓶，父母只会笑着说“男孩子就是皮，太闹腾了”；而她不小心打翻了饭碗，却会被父母严厉地训斥一顿，还要自己收拾残局。
弟弟生病时，父母会轮流守在床边，嘘寒问暖，买各种好吃的，甚至会请假在家照顾他；而她发烧到39度，父母却因为要送弟弟上补习班，只给她留下几片退烧药和一杯水，叮嘱她“自己多喝水，按时吃药”，就匆匆离开了。
在她一个人到首尔当练习生，考上艺术高中那年，家里的经济状况好了一些，可父母在听到她说想上艺高时还是犹豫了很久。
父亲在电话里语气很强硬：“女孩子读艺术高中有什么用，将来也不好找工作，不如去学点技术，早点出来赚钱，还能帮衬家里。”
母亲也在一旁附和：“是啊，你弟弟以后还要上首尔大学，还要买房结婚，我们得为他多攒点钱。”
她当时哭着和父母争辩，说自己真的喜欢跳舞，说自己一定会好好学习，将来一定会出道的。
可父母只是摇着头，说她“不懂事”“太自私”。但最后，父母还是给了她一半的钱，剩下一半是她自己利用暑假昼夜不休的打工，在餐厅洗碗、端盘子，手上磨出了好几个水泡，才凑齐了学费，如愿走进了艺术高中的校门。
虽然后来因为实在交不上学费，她还是退学了…
这些小事，崔佳娜原以为已经忘了，没想到原来只是默默将它藏在了角落。
那些被忽视、被偏心对待的瞬间，依然像一根刺，扎在她的心里，时不时地冒出来，提醒她曾经的不被爱。
模拟里的她，是带着对父母只爱她的不信任，去演高宥琳的选择。
因为她无法理解，为什么有人会心甘情愿为父母的错误牺牲。
她甚至觉得高宥琳的选择很傻，很不值得，把自己的人生当成了父母错误的陪葬品。
可现在，她忽然冒出一个念头：如果父母真的遇到迈不过去的坎，哭着给她打电话求助，她会真的不管吗？
一开始，她的答案是“不”。她受了那么多的委屈，那么多的忽视，凭什么还要为他们的麻烦买单？
他们从来没有为她的梦想付出过什么，从来没有真正关心过她的感受，她没有义务去帮他们。
可这个念头刚冒出来，就被另一个声音推翻了。
如果他们真的哭了呢？如果他们在电话里哭着说“佳娜，爸爸妈妈实在没办法了，只有你能帮我们了”，
如果母亲说“我知道以前对不起你，可我也是爱你的，只是不知道怎么表达”。
她真的能忍下心，做到视而不见吗？
父母是偏心，可他们应该也是爱她的。他们把她养育到了十几岁，其实并没有让她缺衣少食。
虽然餐桌上总没有她喜欢吃的菜，可她在家里也确实没有尝过饥饿的滋味。
母亲是给她用半颗鸡蛋煎成的两个煎蛋，可母亲自己吃的也是这样的煎蛋。
崔佳娜攥紧了拳头，指节泛白，指甲深深嵌进掌心，带来一阵尖锐的痛感。她突然感到害怕，因为她的答案可能是否定的。
哪怕怨过、恨过、耿耿于怀过，可当父母真的陷入绝境时，她还是狠不下那个心。
她会想起小时候母亲偶尔给她买的糖果；想起父亲在她生日时偷偷塞给她的几千韩元零花钱；
想起那些为数不多的、虽然短暂得像烟花但确实让她感受到温暖的瞬间。
或许血缘这东西，就是这么不讲道理。它像一根无形的线，把你和你爱恨纠缠的人紧紧地绑在一起，剪不断，也扯不开。
连她这样被忽视、被偏心对待的孩子，都尚且做不到在父母遇到困难时置之不理，更何况是高宥琳呢？
高宥琳是独女。她的父母虽然贫穷，却给了她毫无保留的爱与托举。
崔佳娜在脑海里，慢慢想象，填充高宥琳的成长画面。
高宥琳小学时，跟着学校组织的活动去体育馆参观，偶然看到了击剑队的训练。金属剑交锋时发出的清脆声响，运动员们挺拔的身姿，瞬间吸引了她所有的注意力。回家的路上，她拉着父亲的手，仰着小脸，眼睛亮得像星星：“阿爸，我想练击剑。”
当时父亲正在一家小工厂做维修工，每天起早贪黑，工资微薄，勉强够维持家用。击剑是出了名的“烧钱”项目，训练费、装备费、比赛费，每一笔都是不小的开支。
母亲私下里跟父亲抱怨过：“我们家这个条件，哪供得起她练这个？不如让她好好学习，将来考个好大学，找份稳定的工作。”
可父亲却摇了摇头，摸了摸高宥琳的头，斩钉截铁地说：“宥琳喜欢，我们就尽力支持。只要她能有出息，我们苦点累点不算什么。”
第二天，父亲就去找教练打听，回来时手里拿着一张报名表，还有一个用手帕包着的信封。他把信封递给高宥琳，说：“教练说你有天赋，这是第一笔训练费，你好好练，别让我们失望。”后来高宥琳才知道，那笔钱是父亲向工友们东拼西凑借来的，还写了借条，承诺半年内还清。
为了能让她安心训练，父亲每天下班后，还要去夜市摆摊卖袜子和小饰品，常常忙到凌晨才回家，第二天一早又要去工厂上班。
冬天的夜市格外寒冷，父亲的手脚都冻得通红，却舍不得买一副手套，只是搓着双手取暖。
母亲则把自己结婚时陪嫁的银镯子和金戒指都卖了，换了钱给她买训练服和护具。
那套击剑服是二手的，买回来时上面还有淡淡的污渍和磨损的痕迹，母亲用漂白剂洗了一遍又一遍，直到污渍看不见，又用针线把磨损的地方缝补好，还特意在袖口绣了一个小小的剑形图案，看起来和新的没什么两样。
高宥琳的第一把剑，是别人淘汰下来的旧剑，剑身已经有些生锈，剑柄也磨得光滑。
父亲知道后，每天下班回家，就坐在院子里，用砂纸一点点打磨剑身，再用布条缠好剑柄，日复一日，从未间断。
那把旧剑被他保养得锃亮，用起来比新剑还顺手。
高宥琳第一次拿着那把剑参加比赛时，得了第三名，回来后抱着父亲哭了，说自己对不起他的付出。父亲却笑着摸她的头：“没关系，我们宥琳已经很棒了，下次继续努力。”
初中时，高宥琳的击剑服因为穿得太久，又经过多次缝补，已经有些不合身了。班里有同学嘲笑她穿“破烂”，说她“穷酸”，不配练击剑。
高宥琳委屈地跑回家，跟父母说不想再练了。父亲听后，沉默了很久，第二天一早就出门了，直到傍晚才回来，手里拿着一件崭新的击剑服。
原来他为了给她买这件新衣服，去工地上做了三天的临时工，每天扛水泥、搬砖头，累得腰都直不起来。他把击剑服递给高宥琳，说：“别听他们的，我们宥琳是最棒的，值得最好的。”高宥琳拿着那件崭新的击剑服，眼泪掉了下来，紧紧地抱住了父亲。
还有一次，高宥琳要去首尔参加比赛，需要一笔不菲的差旅费和报名费。那段时间父亲刚好失业，家里的经济状况雪上加霜。
高宥琳看着父母愁眉不展的样子，主动说：“阿爸，偶妈，我不参加比赛了，等以后我们条件好了再说。”
可母亲却发了火，第一次对她动了气：“你怎么能说这种话？击剑是你的梦想，怎么能因为这点困难就放弃？钱的事不用你操心，我们会想办法。”
那天晚上，高宥琳半夜醒来，看到父母还在客厅里商量着什么。父亲冒着大雨，挨家挨户地去求亲戚朋友借钱；
母亲则在灯下一针一线地缝补衣服，熬夜做了很多手工活，第二天一大早去市场上卖。
他们从来没在高宥琳面前提过这些难处，每次都笑着说“钱凑齐了，你放心去比赛”，把所有的压力都自己扛了下来。
高宥琳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她在赛场上一路披荆斩棘，从区赛到全国赛，拿了一个又一个奖牌。
每次她把奖牌带回家，父母都会把奖牌擦得干干净净，小心翼翼地放进一个木盒子里，那是家里最珍贵的宝贝。
他们会邀请邻居来家里做客，骄傲地展示女儿的奖牌，嘴里不停地说：“这是我们宥琳拿的，我们宥琳是最棒的。”
后来，家里开了一家小小的小吃店，生意不算很好，却也能维持生计。父亲找到了一份开运输大货车的工作，为了赚钱常常见不到他人影。可每次回来他总会带些时兴的玩意给她。
经济危机爆发后，小吃店的生意一落千丈，母亲没生意时，不得不关门在家里做手工活。可每当小吃店开门时，她依然把高宥琳的奖牌挂在小吃店最显眼的地方。
有一次，一个顾客不小心碰掉了奖牌，母亲立刻脸色大变，小心翼翼地把奖牌捡起来，擦了又擦，反复检查有没有损坏，嘴里还念叨着：“这是我女儿的荣誉，可不能弄坏了。”
这些画面像电影一样在崔佳娜的脑海里播放，每一个细节都清晰得仿佛就发生在昨天。她的眼眶不知不觉地红了，眼泪顺着脸颊滑落，滴在剧本上，晕开了上面的字迹。
这样的高宥琳，怎么可能眼睁睁看着父母被巨额赔偿金压垮？怎么可能看着父母崩溃大哭、面临牢狱之灾而无动于衷？
击剑对高宥琳来说，从来不是为了那些虚无缥缈的荣光，不是为了他人的喝彩与羡慕，只是一种方法——一种能保护家人的方法。
小时候，父母用他们的肩膀为她撑起了一片天，让她能安心追逐自己的梦想；
现在，她终于长大了，终于有能力了，她要用自己的方式，为父母撑起一片天，为这个家遮风挡雨。
模拟里的她，因为自己的执念和偏见，没能看懂这份爱与托举的重量。
她只看到了高宥琳放弃梦想的“傻”，却没看到她背后被父母拼尽全力爱着的“幸”；
她只看到了牺牲的“痛”，却没看到回报的“甘”。
可现在，她懂了。
高宥琳的悲伤是真的。
悲伤要放弃自己坚持了十几年的梦想，悲伤要离开自己熟悉的祖国、朋友和爱人，悲伤要去一个陌生的国家，重新开始一段未知的生活。她的悲伤，是对过去的不舍，是对未来的迷茫。
高宥琳的无奈是真的。
无奈于命运的捉弄，无奈于生活的残酷，无奈于没有更好的选择。
如果不是因为巨额的赔偿金，如果不是因为父亲可能要坐牢，如果不是因为这个家已经走投无路，她怎么会愿意背井离乡，放弃过往的荣誉选择归化？
但高宥琳的高兴也是真的。
高兴自己终于有能力为父母分担，高兴自己能结束这个家的不幸，高兴能让父母不用再被债务压得抬不起头，不用再为了钱而争吵，不用再偷偷流泪。
对她来说，看到父母痛苦，才是最糟糕的事。
只要能让父母过得好，只要能让这个家完整，放弃荣誉又算得了什么？归化又算得了什么？
崔佳娜忽然想起自己去年的一件事。父母打电话来，说弟弟要上补习班，还差点钱，想让她帮忙。
她当时心里纠结了很久，一方面觉得委屈，她自己一个人在首尔又要练习又要打工父母从没来看过她，现在却理所当然地向她要钱；
另一方面又觉得心疼，听着母亲在电话里小心翼翼的语气说过段时间想来看看她，她一下子又心软了，狠不下心拒绝。
最后，她还是把打工攒下的钱打了过去，却在挂了电话后，一个人在宿舍里哭了很久。
她觉得自己很没出息，明明心里有那么多怨气，却还是做不到不管他们。
可现在，崔佳娜忽然理解了那种心情。那种纠结，那种矛盾，那种哪怕怨过恨过，也依然放不下的牵挂。
只是她的牵挂里带着委屈和不甘，而高宥琳的牵挂里，更多的是感恩和守护。
她想起自己和高宥琳的“牺牲”，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
她的“懂事”，是被迫的妥协，是在长期的忽视和偏心下，为了得到父母一点点关注而做出的让步；
而高宥琳的“牺牲”，是主动的回报，是在被爱滋养长大的环境里，自然而然生出的责任感和感恩之心。
她的“付出”里带着计较，计较着父母有没有同等的回报；
而高宥琳的“付出”里没有计较，只有“我必须这么做”的坚定。
原来，被爱和去爱，真的能让人变得不一样。被忽视的孩子，会在心里筑起一道墙，一边渴望爱，一边又害怕受到伤害；
而被偏爱的孩子，会拥有一颗柔软而坚定的心，敢于付出，也敢于牺牲，因为她知道，自己的身后永远有家人的支持。
【…系统，退出模拟吧】
【正在退出ing】
崔佳娜深吸一口气，胸口的焦躁和拧巴瞬间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沉甸甸的情感。
她忽然明白，人生模拟只是基于她当时执念的一种可能，并非必然。
模拟里的她，被执念蒙蔽了双眼，没能沉下心去理解角色，自然演不好；
可现在，她跳出了那份执念，真正读懂了高宥琳的选择。
那不是愚孝，不是妥协，是被爱滋养出的勇气，是心甘情愿的回报。
如果她是高宥琳，如果她也得到过那样毫无保留、拼尽全力的爱与托举，
如果她的父母为了她的梦想砸锅卖铁、任劳任怨，现在陷入绝境，她会怎么做？
答案几乎是脱口而出的——她也会做同样的选择。一百次，一千次，一万次，她都愿意。
因为她知道，被父母那样爱着、托举着长大的孩子，心里永远装着对家人最深的牵挂。
这份牵挂，会成为她最坚硬的铠甲，也会成为她最温柔的软肋。为了这份牵挂，她可以放弃一切，义无反顾。
“佳娜xi，时间差不多了，导演让你准备一下。”场务的声音打断了崔佳娜的思绪，带着一丝小心翼翼的试探。
圈子里的消息总是传得很快，金熙秀也没想瞒着，于是崔佳娜拍摄完《二十五，二十一》，就要签约management soop的消息，像风一样传遍了整个剧组。
崔佳娜抬起头，眼底的迷茫和焦躁早已消失不见，只剩下前所未有的清明与坚定。
她站起身，对助理点了点头，声音平静却有力：“内，我准备好了。”
她走到镜头前，对饰演高宥琳父母的两位老演员笑了笑，笑容里带着释然和笃定：“前辈nim，我们开始吧。”
“各部门准备！”
导演的声音落下，片场里瞬间安静下来。
灯光师悄悄调整了打光板，暖黄的灯光洒在狭小的客厅里，营造出一种伤感而又略带温馨的氛围。
道具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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