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韶美忽然想起很久以前的事。
那时候她还在卫校读书，宿舍在六楼，没有电梯。每天爬楼梯累得半死，她和室友们约好，毕业以后一定要找个有电梯的工作。
后来她毕业了，分配到一家小医院，没多久就辞职了，去了药房。药房在一楼，不需要爬楼梯。
程兴平开出租车那几年，每天早出晚归，有时候半夜接到电话也要出门。她从来不问他去哪，也不问他什么时候回来。
有一次他喝醉了酒回家，吐了一地。她收拾干净，给他倒了杯温水放在床头，然后去次卧睡了。
第二天早上他醒来，看见床头那杯水，端起来喝了一口，凉了。
“你怎么不叫我？”他问。
“叫你干什么？”她说。
“帮我倒杯热的。”
“你自己不会倒？”
他没再说话。
后来他再喝醉，床头那杯水永远是凉的。
她不是故意的。她只是觉得，一个成年人应该对自己的身体负责。喝醉了就喝醉了，吐了就吐了，第二天难受也是自找的。
现在想想，她也许错了。
也许有些人是需要被照顾的，需要有人在他难受的时候倒一杯热水，需要有人在他睡不着的时候陪他说说话，需要有人在他害怕的时候告诉他没事的。
但程兴平从来没有跟她说过他害怕。
他从来没有跟她说过，他半夜翻垃圾桶捡出一个药瓶，然后跑去报警。他从来没有跟她说过，他觉得她可能和张朝军的死有关。
他什么都没有说。
他只是半夜偷偷摸摸翻垃圾桶，然后偷偷摸摸跑去派出所，像做贼一样。
她站在厨房里，看着窗外黑沉沉的夜色，忽然觉得鼻子发酸。
不是为程兴平哭。
是为自己哭。
因为她现在才发现，她和程兴平过了十几年，居然从来没有真正了解过彼此。她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他不知道她在做什么。他们像两条平行线，在同一张床上躺了十几年，却从来没有真正交汇过。
这个念头像一把钝刀，一下一下地割着她的心，不疼，但难受。
她擦干眼泪，走出厨房。
客厅的挂钟还在走，滴答滴答的，像一个人的心跳。
她站在挂钟下面，仰头看着那三根指针。时针指向十一点，分针指向七，秒针一圈一圈地转，永不停歇。
程兴平死了，这个钟还在走。
她忽然觉得荒谬。
一个人活着的时候，时间过得慢，慢得像蜗牛爬。一个人死了以后，时间过得快，快得像流水。
她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上次有这样古怪的感觉，还是两年前，女儿跳楼的时候。
她的女儿叫程时雨，那年才十二岁，和林小山一样大。
吕韶美接到电话的时候，是下午两点十四分。
她记得这个时间，因为药房柜台上的电子钟正好跳到14:14。她正在给一个老太太量血压，绑带刚绕到胳膊上，手机就在白大褂口袋里震了。
是程兴平打来的。
他从来不在这个时间打电话：“韶美，你快来！时雨出事了！”
“她从楼上……跳了……”
老太太的血压绑带还半挂在胳膊上，吕韶美把它解下来，叠好，放回桌上。她对老太太说了一句“您稍等”，然后脱下白大褂，挂在椅背上，拿起手机和包，走出了药房。
她没有跑。
走到门口的时候，钱胜利正好从外面回来，看见她脸色不对，问了一句：“韶美，怎么了？”
“我女儿出事了。”她说。
钱胜利愣了一下，连忙说：“我开车送你。”
“不用。”她说，“我打车。”
她站在路边拦了一辆出租车，拉开车门坐进去，报了医院的地址。
车开了十五分钟。这十五分钟里，她给程兴平打了一个电话，问清楚了在几楼。然后给药房打了个电话，让同事替她的班。最后给母亲打了个电话，让她去医院帮忙看着。
三个电话，每个都不超过三十秒。
语气平稳，条理清晰，像在处理一桩再平常不过的事务。
出租车停在医院门口。她付了钱，拿了发票，走进大门，上电梯去了急诊。
电梯门打开的时候，她看见程兴平蹲在走廊尽头，双手抱着头，肩膀一耸一耸的。母亲站在旁边，脸色煞白，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来。
“人呢？”吕韶美走过去。
程兴平的声音是抖的：“她……她从六楼……医生说脊柱断了，内脏也……”
“哪个医生？”吕韶美打断他。
程兴平愣了一下，指了一个方向。吕韶美走过去，找到主治医生，问了情况。
医生姓姜，四十来岁，戴着金丝眼镜，说话很慢，像是怕她听不懂。
“您是死者家属吗？死者腰椎爆裂性骨折伴脊髓损伤，骨盆骨折，脾脏破裂，双侧气胸，颅内也有出血。请您节哀。”
是死者，不是患者。
吕韶美愣了很久，才听清楚医生说的话：“不好意思，能请您再说一遍吗？”
她来了，他们像找到了主心骨，所有事都丢给她。
程兴平哭了。他蹲在急诊门口，哭得像条狗。她站在旁边看着他，心里空荡荡的，像被掏空了，又像本来就没装什么东西。
母亲站在旁边，也终于哭出声：“好好的孩子，怎么就……怎么就……”
是啊，好好的孩子。
吕韶美站在那里，看着这两个哭成一团的人，忽然觉得有点好笑。
她死了，你们哭什么？
“我能去看看她吗？”她慢吞吞走到医生办公室里，看着窗外那棵老槐树。树叶被风吹得哗哗响，有几片黄叶飘下来，落在窗台上。
“可以，我带您去。”
太平间在地下室，走廊很长，灯是白色的，照得人心里发慌。姜医生走在前面，皮鞋踩在水磨石地面上，发出清脆的声响。
她跟在后头，脑子里一片空白。
不是悲伤，不是愤怒，不是恐惧。是空白。像一张被擦干净的黑板，所有的字都被抹掉了，连粉笔灰都没留下。
她看见了程时雨，却像不认识她。
那张小小的脸，白得像纸。眼睛闭着，嘴唇抿着，像睡着了一样。
她不敢掀开那张白布，怕看见支离破碎的她。这个她怀了十个月、生了一天一夜、养了十二年的小人，现在躺在这里，一动不动。
她伸出手，轻轻碰了碰女儿的脸。凉的。像冰箱里拿出来的东西，冷得她缩了一下。
“时雨。”她叫了一声。
没有人回答。
她又叫了一声：“时雨。”
还是没有回答。
她站在那儿，忽然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她从来没想过会这样。她以为孩子会长大，会上高中，会上大学，会工作，会结婚，会生孩子，会过完一辈子。她以为她会看着女儿长大，看着女儿变老，然后自己先死，把女儿留在这个世界上。
现在女儿先死了。
这不对。顺序不对。
她想说点什么，但喉咙像被什么东西掐住了，发不出声音。她张了张嘴，嘴唇动了动，什么都没有。
姜医生站在门口，没有进来，也没有催她。
她站了很久，久到腿都麻了。最后她转过身，走出太平间，走进走廊，走回急诊。
程兴平还蹲在墙角，母亲还站在旁边。
“签个字吧。”她说。
程兴平抬起头，茫然地看着她：“签什么？”
“死亡证明。”
程兴平的脸一下子白了。他站起来，腿一软，又蹲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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