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麦熟一晌，蚕老一时”。
杨文箐清楚地记得昨天早上上学时，沿沿看到的麦穗还带着微绿，当时她还暗自嘀咕，学校明天就开始放忙假，岂不太早了？
可等到第二天，她跟着杨国强和王淑兰来到地里时，便只看到满地金灿灿的麦穗，哪里还有半分绿意？
“快割吧！”杨国强指着自家的三亩麦地说道：“趁早上凉快，麦秆上也还有露水不容易掉穗，不然等太阳出来，就不好割了。”
说着他便弯下腰，手中的镰刀舞得飞快，不一会儿就撂倒了一大片。
等他把割下的麦子整齐排成一排后，杨文箐便开始了她的工作——先从麦堆里抽出一小把麦子当作绳子，再用它将适量的麦子紧紧捆扎起来，最后再把这些捆好的麦子，装上板车运回自家的“打麦场”上，准备进行脱粒和晾晒。
只是，以杨文箐的体力，顶多也只能完成“捆”这一步，后续的装车与运送，还是得靠杨国强来做。
两人忙碌的同时，王淑兰和杨文励也没闲着，同样在做着和杨国强、杨文箐一样的活计。别看杨文励年纪小，手法居然也相当娴熟，双手一抱一翻，再将单腿压上去狠狠一挽，一捆麦子就捆完了，干得丝毫不比杨文箐差。
毕竟他家的劳动力有限，要是所有活儿都让杨国强和王淑兰来干，那两人就太辛苦了。
而放眼周边，也全是各个年龄段帮忙干农活的孩子。显然在这个生产力低下，所有人都不得不吃苦的年代，即便是小孩也很难例外，无论主动还是被迫，最终都只能被卷进这热气腾腾的夏收中。
仅用了一晌午，杨国强和王淑兰就把那一大片地割了将近一半。草草吃过王淑兰提前准备的午饭后，杨国强决定，下午让王淑兰和杨文励继续收割，他则和杨文箐负责把割好的麦子全部运回家。
这其实是最稳妥的办法——毕竟谁也说不准老天爷下一刻会不会变脸。运回家后至少还能盖上东西避雨，可要是还在地里时突然下雨，那就只能听天由命了。
所谓“抢”收，就是要抢在老天爷变天前把所有麦子都收回来，自然是越快运回家越好。
说干就干，下午时，杨文箐就和杨国强两人一前一后，一个在前面拉车，一个在后面推车，将麦子运了家。
杨文箐家的田地不算多，总共也就不到六亩。
但除了那块三亩的大田外，其余都是些一亩甚至几分的小块地。
而且不少地块地形复杂，有的甚至连板车都无法进入，只能靠人力一点点往外搬运，这无疑更增加了人力和时间成本。
杨文箐也跟着杨国强一趟趟往返，扛着比她腰还粗的麦捆往大路上运。
一家人足足用了四天时间，才终于将所有麦子全部收割完毕，整整齐齐地堆放在了他们自己的“打麦场”里。
但这仅仅只是夏收的第一步，而接下来，才是最关键，也最脏的步骤——脱粒。
这个年代只有那种简易的“脱粒机”，需要有人把麦子往机器里推送，还得有人在机器前将脱下的麦粒和糠秕分开——也就是扬场。
更因为脱粒机数量有限，脱粒往往还得排队，这显然又是与老天爷的一次抢夺。
好在，脱粒时是以好几户家庭为单位——即几家人会联合起来，分工合作，依次进行脱粒。这样做的好处是人手充足，既保证了效率，人也能轻松些。也正因为人手多，孩子们这时候往往就能得到片刻歇息，可以尽情的撒欢。
但这也仅限于杨文励，杨文箐因为已满了十五岁，算半个大人，还是被分配了活儿——把她之前捆好的麦捆再用菜刀砍开，以便送入脱粒机口。
杨文箐从早忙到晚，才把“单位”里所有人家的麦捆都砍完了。
不过也因为夏收，最近几天的伙食都比以往好了不少，居然天天都有鸡蛋。
脱粒这天，王淑兰更是熬了绿豆汤，还换了个大西瓜——一斤新麦换两斤瓜，虽说不用花钱，但这对王淑兰来说，已经算是难得的大方了。
杨文箐坐在麦秸垛上，啃着刚用井水冰过的西瓜，悠悠然地晃着腿，只觉身上的疲乏都消散了不少。
而到了这一步，接下来基本就没什么重体力活了。毕竟晾晒和之前的步骤比起来，对天气的依赖更为可控，夏收也算是忙完了一大半。
剩下的活便都交给了杨国强和王淑兰，杨文箐也终于有了空闲，把扔了好几天的书本捡了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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