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平息下来，郭承琪亲自撰写了剿匪报告，志得意满前往省城述职。在省城，他受到亲阎派大员的接见，之后又被引荐去了趟河边村，与阎督军结了个善缘。
郭承琪向来重视教育。他倡导成立了绵上教育公会，自任会长。他还曾捐出薪俸资助办学，更亲临公学授课、训导激励后生。在他的重视和推动下，本县适龄儿童入学率省内居首，重教尊师之风蔚然。不只如此，他的视野更投向广阔的乡村，足迹走遍全县国民学校，甚至能记住山庄窝铺每个教师的名字。这样的用心，使他在勤于政事、全力剿匪之外，又得了“教育县长”的美誉。
明月堡出了唐明之事，去省城前，郭承琪就安排督学，说要在明月堡召开教师风纪整顿大会。自省城回来，处理完积压的公事，他由若干官员陪同着来到明月堡，站在村学大院可罕庙高台之上，给来自各村的教师代表训话。
他讲了通忠孝仁义，讲了通本县惠民的种种举措，接着又宣讲从河边村得来的时髦学说。他循循善诱，苦口婆心地教导教师们效法圣贤，为人师表，不妄议国家是非，要管理好自己的学生，约束学生们不受蛊惑，专心读书，将来成为党国的栋梁之材。
赵先生也在下面听演讲。郭承琪发完高论，撇下督学，快步走下高台，有些讨好似的向先生致意。
“知事大人有何指教？”赵先生问道。
“岂敢岂敢，正要向先生求教呢。”
赵先生道：“我乃一介书生，哪敢妄论。方才知事之论，甚是精妙得当。譬如民生，多一分善行，则百姓福大三分；少一点苛捐，则百姓利得三分。”
郭知事说：“依承琪看来，为政之首要，在和民心、除民怨；要和民心、除民怨，必先要讲公道。为官的能讲公道、依天理，百姓们心气顺，怨言便少。公道便是法度，若百姓们知晓法度，大家便都有怯惧之心，枉法之事便可大减。先生以为如何？”
先生说：“历来民怨，俱因不公而生。要和民心、除民怨，先要找到不公之症候对症下药。法度不公而欲使百姓无怨，只怕是缘木而求鱼啊。”
郭承琪问：“当今社会，先生以为不公之症在何处呢？”
先生答道：“耕者无田、劳者无产。”
郭承琪笑道：“先生所言，有一半对，另一半不敢苟同。那有千顷良田、万贯家财的，固然不免有巧取豪夺而来，然大多却是祖祖辈辈勤劳之积蓄；在乡为人耕田、在城为人出力的穷苦人，固然有由富败了家而穷困潦倒的，然大多却是无知无识、积贫积弱造就的。要说不公平，也只是时运不济，该怨自己命苦，怪不得政府。”
先生说道：“知事所言，也是一半对，另一半不敢苟同。穷者缺衣少食，富者锦衣玉食；穷者当牛做马，富者不劳而获；整日劳作之人，偏处于最底层，既无话语权，更无应有之保障。为官贪腐者众，清廉者寡；为富不仁者多，良善者寡。自满蒙退位，民国建制以来，战乱不休，民不聊生，义者啸聚、弱者敛言、奸者为盗，良女为娼，民怨冲天，执政者自然要概括承受，若不能痛苦反思，任由民怨累积，覆舟之乱必不远矣。”
郭承琪说：“我中华百年以来饱受列强欺凌，积疴也深，幸得民国振兴才见曙光。然如久病之人，岂能一日而治？国家之兴旺，必先要有人付出代价，忍一时之苦楚。”
先生说：“历来百姓最能忍。若国家一心为大众着想，百姓们穷也忍得，苦也忍得，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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