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世苦心研读三国历史的刘协，早就过了那种只想做一做‘醉卧美人膝、醒掌天下权’美梦的初级水平。越往下钻，刘协便越有所感悟，汉末的朝廷，其实已经陷入了一个似乎无解的死循环当中。
那个可悲的循环原点，就是汉代所讲究的君王同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桎楛。确切来说，是君王同贵族共治天下。毕竟，这个时代的士大夫，同宋代的士大夫根本不是一回事儿。
宋代的士大夫，是十年寒窗从科举中考出来的，属于职业经理人的范畴，受皇家的聘请来为皇家出谋划策。而汉代的士大夫，却是世代的豪绅大阀，他们把持着不亚于皇帝一般的权力，个个为家族计，将整个江山搞得乌烟瘴气。
最明显的，就是汉末外戚和宦官这两个阶层。但这两个阶层对于整个汉代来说，不过是‘兴也勃焉、亡也忽焉’的土包子集团。真正的世家大族，还是那些不显山、不露水却维持着家族命脉、掌握着舆论口舌以及门生故吏遍及天下的老牌儿经学大家。
这些家族，他们在王朝兴盛的时候，可以出入朝堂推行他们的经学理论，与汉室共治天下。而待天下大乱的时候，他们就可以收敛起羽翼、小心翼翼地维持着家族利益。在汉代这样的大环境当中，他们几乎可以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因为，他们享有着在刘协看来根本不合道理的特权，他们可以不交租、不纳税、不承担徭役。所以他们便可以短期内聚敛大量的钱财。只需一点点的灾荒人祸，他们就可以用这些特权，吞并百姓的土地，从而使自己的家族急剧膨胀起来。
而这就是汉朝末期富家良田前倾、贫者
无立锥之地的原因，大量的土地兼并，逼得百姓们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只能揭竿而起。
并且，更可悲的是，刘协目前根本没有能力打消他们这个特殊阶层。因为这个阶层发展到汉末，已经成为了汉室的一颗真正毒瘤，早已同汉室的心脏血脉联系到了一起。
正如今日朝堂之上，钟繇半分不敢说出动那些士族大阀的土地一样。因为钟繇也清楚，一旦刘协准备向这些大族开刀，那如今虚弱无比的汉室立时就会被抽离心脉，成为一具只能在痛苦中等死的患者。
因为这个时候的朝堂，依靠的就是这些士族大阀的支持。所有的行政运作、所有的官吏大员，都是这个网中的节点。
汉代的选材制度，是察举制。
察，就是朝廷由上而下征辟人才。可能征辟的是那些人呢？自然是那些有条件读书识字的士族中人。
而举荐制，就是由下而上向朝廷推举孝廉。这样的孝廉水分实在太足了，往往都是这个士族圈儿当中，你推举我的子弟，我保举你的子弟这般彼此关照着。如此陈陈相因积淀下来，满朝自然尽是士族子弟。
倘若刘协稍微露出与这个特权阶层动手的苗头儿，刘协敢保证，汉室必然会迎来一次史无前例的政治灾难。所有的官员一同反对自己，这样的势力，可要比对付一个武人董卓和区区一个王允要猛烈地太多。
但刘协却又不能不对他们动手。
因为这些特权阶层的存在，使得苍生黎庶朝不保夕，手中没有半寸赖以存活的土地。
因为这些特权阶层的存在，使得整个朝堂的风向变得华而不实，只能停留在儒家那套听似美好却一厢情愿的政治理念当
中。
因为这些特权阶层的存在，他们厌恶武人，他们歧视异族，他们逼得刘协无法收拢今日穷困来投的匈奴之心。使得看似曾经强盛的汉朝，只能成为一座排外封闭、半分没有包容进取的牢笼。
这些特权阶层的存在，他们靠着土地兼并，势力越发强大，越发吞噬挤压着汉室的生存空间；同时，他们因为势力强大，又可以轻而易举地进入朝堂，继而进一步把持朝政。随后，因为他们把持着朝政，便开始排挤武人、异族人进入这个权力中心……
由此，便形成了一套环环相扣的循环之路。
“如此说来，陛下连一点对付它们的办法都没有吗？”听着刘协第一次这般抽丝剥茧的将汉室的症结道来，伏寿纵然再对朝政不感兴趣，也渐渐变得花容失色起来。因为她听得出来，这不是刘协危言耸听，而是精辟入里的深刻剖析。
面对伏寿这样的问题，刘协的回答却只能是一丝苦笑。
作为一位提前预知了一千八百年历史经验和教训的穿越者，一位可以高屋建瓴俯视这个时代的现代人，刘协难道就没有切实可行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吗？
答案自然是有的。
西汉年间，汉武大帝同样面对着这样的困境。他便颁出了‘推恩令’，一层层削减贵族的特权，使得他们无力同汉室朝堂抗衡。当然，推恩令也只是一个治标不治本的办法，因为那些不靠继承祖上的爵位，反而靠着察举制登上历史舞台的士大夫阶层，又成了新兴的、且更顽固隐秘的特权阶层。
刘协面对的，是要比汉武帝时期，更有文化、有知识、懂隐忍、知退让的高级贵族特权阶层。
并且，相比汉
武帝时期，刘协根本可以没有可以推行改革的基础——虽然，刘协自认可以做的比汉武帝更和风细雨又兼
容并蓄。
当初汉武大帝可以那么摆明了跟士族大阀叫板儿，是因为汉武大帝手中有着碾碎那些士族大阀的底气。而刘协，现在还能坐在朝堂上当这个汉室天子，却还靠着这些士族大阀都支持他而已。
这两者的境遇，天壤之别。
刘协纵然有办法，却根本没那种勇气和霸气——这就是他今日郁闷无比的根本原因。
更何况，这个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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