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零年的秋天，方澈坐在办公室的书桌前，仔细查看着几个从周边公社里才寄回来的土壤和谷物样本。
这些样本正在接受一项非常规的分析——有机氯农药残留检测。这并非当下农业研究的常规项目，但方澈在去年就说服了何教授，动用了课题组有限的资源，联系了化学系一位对环境污染感兴趣的老师，悄悄开始了这项工作。
方澈与“666”之间的战争，最早可以追溯到在雷公山当知青那会儿，现在，她有了更大的能力自然要再次努力一下。
契机来源于去年的一次例行的田间调查。在距离学校三十里外的东风公社，一位老农偷偷拉住课题组，指着自家自留地里蔫头耷脑的菜苗，愁眉苦脸，“同志，你说怪不怪？俺这地，年年上足粪，伺候得精心，可这几年，菜越长越没精神，虫倒是越打越多。‘六六六’粉以前一把就灵，现在得撒两把三把。前两天撒完药，俺家那只总在菜地捉虫的老母鸡，扑腾两下就倒了……”
方澈立刻联想到是农药的问题，第一时间联系了公社的医院，一打听，最近几个月，公社里出现头晕、恶心、皮肤过敏症状的社员还真有所增加，尤其集中在长期负责配药、喷药的植保员和部分勤快的老农中。
“何老师，我觉得必须查一查。”方澈把样本和老农、赤脚医生反映的情况向何夕照教授做了汇报，语气是罕见的凝重，“这不是简单的病虫害问题，也不仅仅是抗药性。我怀疑是农药，尤其是‘六六六’、‘滴滴涕’这类有机氯农药在土壤和作物中积累，产生了药害和慢性毒害。那只死掉的母鸡，可能只是最明显的信号。”
结果出来的那天，是个阴沉的午后。化学系那位老师脸色不太好看，把检测报告递给方澈时，手指点了点上面的数据，“小方，你们从哪儿采的样？这‘六六六’的残留量……有些地块土壤中的含量，已经超过了国内外一些报道中可能影响作物生长的阈值。更麻烦的是，小麦籽粒里也检出了残留，虽然目前看未超标，但长期食用……”
何夕照盯着报告上那些冰冷的数字，感觉血液都有些发凉。证据确凿。农药不仅残留在土里，已经进入了粮食。她摘下眼镜用力揉了揉眉心。“事情比想的严重。”
“老师，我们已经连续两年得出了相同结论，必须发出警告。至少，要在学术层面提出这个问题，呼吁重视农药残留和毒害，寻找替代方案。”方澈急切地说，这也是她做这项研究的目的。
何教授点点头，既然知道了这些农药的危害，那么尽可能减少危害是她应尽的义务。
当年的一场农业研讨会，当何夕照在会议上把农药过量使用的危害以报告形式呈现在众人面前时，原本有些沉闷地会场顿时一片哗然。
以某位业内大佬为首的一派立刻提出了反对意见，两派人各有各的观点和立场，原本半天的会竟然生生开到了晚上。
当然，自然是没能得出什么结论。
但这场会议开启了一扇质疑的门，很快的，各地都有类似情况的反馈，而农药的负面作用也终于引起了上级重视，何夕照被邀请去更高级别的内部会议作汇报。
得知这个消息后，何夕照把方澈叫进了自己办公室，拍拍她的的肩膀，“我年纪大了，受不了这么大的压力，你是咱们这个团队的中流砥柱，这件事，就交给你负责吧！”
方澈自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她感激老师，也愿意抓住这次机会，为此通宵了好几天。
团队中的师兄都被她这股子不要命的科研精神给震惊了，原本对于教授把这项任务交给方思君还有些不舒服，可现在，他不得不败下阵来，至少，方思君废寝忘食的专注是他远达不到的。
等到看到方思君拿出来的报告，师兄的心中除了仰望就再也没有别的想法。
明明对方只是个没上过大学的“泥腿子”，可为什么研究过程中总能比别人多想一层，多看一步？
汇报的日子很快到来。
方澈没有纠缠于农药毒性数据，而是系统阐述了“综合防治”的概念——将农田视为一个生命共同体，防治的目标是维持系统平衡而非追求灭绝。她展示了自己连续两年的跟踪数据，并尖锐指出，“生态的账，赖不掉。我们今天对土地欠下的每一分毒债，将来都要用百倍的粮食减产、千倍的健康代价去偿还的。”
坐在最中间的一位老者，听时一直皱着眉头，等到方澈汇报结束，却是重重点了点头。
方澈偷偷用余光瞥他，见此，狠狠舒了一口气。
这事，有戏了！
第二年，“农田生态系统综合调控技术体系的研究与初步应用”这个项目，获得了科技进步二等奖。奖项主要授予何夕照教授，但申报材料中，方澈排名第二，作为一位研究助理，排名已经是非常靠前了。
之后的一个小规模座谈会上，主持农业科技工作的一位部委领导翻看着项目简介，特别问道，“这位方思君同志，是哪所大学毕业的？年轻人很有想法。”
何夕照教授就在一旁。她沉默了一秒，很快回答，“领导，方思君同志，只有初中学历。”
“哦？”领导抬起头，很是意外。
“她是我见过最有农业天赋和实践智慧的人。没有她，就没有这套体系。”何教授语气平静，却重如千钧，“但现在，她的学历，成了她为国家做更大贡献的瓶颈。很多正式的学术交流场合，她甚至没有资格参加。”
领导沉吟片刻，对身边的秘书说，“这样的人才，难得。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回去了解一下，像这样的情况，我们的教育体系，能不能开辟一条特殊通道？国家建设，需要真才实学，不拘一格。”
这句话，如同春风化雨。回省后不久，在省教委和S大的共同推动下，一项针对“具有突出贡献和实践创新能力的社会人才”的研究生选拔试点方案开始酝酿。方澈，成为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候选对象。
同年9月，方澈成了S大一名研究生新生，与左维东成为了校友。
他在物理方面确实有天赋，本科老师建议他再读研深造一下，原本左维东还在犹豫，可当听说方澈可能会被破格录取为研究生时，那点犹豫瞬间烟消云散了。
他也要去S大！
分居几年的小夫妻终于又可以天天见面了！
这个认知让左维东在准备考研的最后几个月里，心都是滚烫的。他不再只是埋头在物理公式和实验数据里，开始留意S大校园的布局，看地图，听已经在S大读书的学长说起食堂哪个窗口的菜实惠，图书馆哪个位置安静，甚至……研究生宿舍离物理系教学楼有多远。
录取通知书下来的那天，他把那张薄薄的纸看了又看，然后仔细地夹在给方澈的信里。信很短，就一句话：“九月，S大见。你的新校友——左维东。”
想象是美好的，只是现实......
虽说成了校友，可两人见面的频率却并不高，两人之间说的最多的话是——
“你要是找不着我，我多半在试验田或农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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